中国古代的油漆技术和漆器
中国古代的油漆技术和漆器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潘吉星
漆器和瓷器一样，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化学工艺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漆器坚牢耐用，外表光泽美观，体质轻巧，不但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中，而且用于工业的各部门。我国出口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各种漆器，至今还受到各国的欢迎。国产漆又名大漆，是我国原产的漆科木本植物漆树的一种生理分泌物，主要成分是漆酚。从漆树上取出的漆汁中含有一些水分，称作生漆。生漆在日光下边搅边晒脱水以后，就成了深粘稠状的流体，称作熟漆。
我们现在知道，把漆液涂饰在各种器物表面以后，在它所含的漆酶或加热的作用下，漆汁中的漆酚发生化学作用，结果在器物表面形成薄膜，就是漆层。如果在漆液中加入各种颜料或染料，就会形成彩漆层，使漆器格外美观。
我国古代制漆器的时候，常常要在漆里掺人桐油等干性植物油。在制造彩漆器的时候，也用桐油和各种颜料或染料构成的抽彩加绘各种花纹图案。因此形成我国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漆器工艺。桐油是我国特产的应用得比较广的干性植物油。它是从油桐树种子中榨出来的，
主要成分是桐油酸C17H29·COOH。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了桐油成膜的性能，并且把它和漆液合用，这在化学技术史上也是一个卓越的创举。
尽管漆器制造所依据的化学原理只是在本世纪才最终弄清，然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已不自觉地应用这种原理发明了漆器，认识到漆膜的性能和成膜的条件。从文献记载上看，我国漆器起源于四千多年前的虞夏时期。战国时期成书的《韩非子·十过篇》曾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禹贡·夏书》更把漆列为贡品之一：“济河惟兖州，……厥贡漆丝。”这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公社解体到奴隶社会兴起，我国就有了把漆用在食器、祭器上的记载了。记载中说到的祭器墨外朱内，这是漆的开端，后世的漆器也多是这样。
按漆液从漆树中自然分泌出以后，经日晒形成黑发光的漆膜，是容易被观察到的。我国古代聪明的劳动人民把这种自然现象加以人工利用，从漆树中有意识地引出更多的漆液，把它刷在用具上，就成为原始的漆器。加入红颜料，就成为原始的漆。因此上述记载必是历代相传下来的事实记录。这种记载已经由近年来考古发掘证实了。例如本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在江苏吴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有漆绘黑陶罐，和《韩非子》记载的时代正相吻合。
在公元前十四到十二世纪的安阳殷墟遗址中也出土红雕花木器印痕，是现存最古的漆器纹饰。
春秋时期（公元前八到五世纪）已经重视漆树的栽培。《诗经·国风》中有“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唐风·山有枢》），“椅桐梓漆，爰伐琴瑟（《鄘风·定之方中》）等句。《尚书·周书·顾命篇》有“漆仍几”的话。春秋晚期精美的髹漆彩绘的几、案、俎、鼓瑟、戈柄、镇墓兽等，都有实物出土，为有关古代文献记载提供了实物资料。
战国时期（公元前五到三世纪）已经设有官营的漆林，由专门官员掌管。《史记·老庄列传》中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战国时期的工匠还初步认识到漆膜对器物的防腐保护性能。《考工记》中说：“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从两周到战国这段时间里，用漆涂饰的车辆、兵器把柄、日用几案、盘、奁等以及乐器、棺掉等物都有大量出土。从出土实物分析，知道这时多用木胎、皮胎和夹纻胎（用麻布）等胎型。为了防腐，后来有些木建筑和金属器物表面也涂饰漆层，许多漆器上都绘有各种彩花纹图案。照明代制漆器艺人黄成的说法，“盖取其坚牢干质，光彩于文也。”
从技术上来判断，战国时期一些漆器显然是用干性油加各颜料配成的油彩来绘饰各种纤细
的花纹图案的。按油彩亮度比漆大，但是抗老化性不及漆。漆产量比油小，成本比油高。把干性油作为稀释剂填人漆中，既可改善性能，又可降低成本。把油和漆合用，正可取长补短，使物尽其用。就是近代也还是这样。我国古代还发现用蛋清和密陀僧（氧化铅）或土子（含二氧化锰）分别作为大漆和干性油高聚物薄膜的催干剂。
战国漆器彩绘中包括红、黄、蓝、白、果五和各种复，所用颤料大概是朱砂、石黄、雄黄、雌黄、红土、白上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染料。
秦汉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三世纪）油漆技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且遍及于全国各地区，各地都有出土漆器。《史记·滑稽列传》中更有关于“荫室”的记载，荫室是制漆时候的特殊专用房间，因为漆酚在阴湿环境下容易聚合成膜，干后又不容易裂纹，荫室的设置正是为此提供条件。汉代出土漆器有勺、盘、案、奁、盒、耳杯、枕、棺掉等，内胎多是木、麻二种，麻胎的称夹纻。漆器上还饰以金银铜箍，叫做“扣器”，是一种奢侈品。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讲到各种漆器的时候指出：“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舒玉纻器，金错蜀杯。”又说：“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就是说一件纹饰漆杯等于十件铜杯，而金银扣器自然要比这还贵重。
汉代在漆器主要产地四川的蜀郡（成都）和广汉郡设置工官监造漆器。据《汉书·贡禹传》，只广汉郡一处每年为造金银饰漆器就设立了三工宫，岁费五千万钱，耗去大量人力物力。富豪之家竞相使用 漆器。这类金银扣器在出土器物中也有出现，漆器铭文中的“黄涂工”可能和造这类漆器有关。
从出土的汉代纪年铭漆器上，可以考查出它的制作年代、地点和工匠名，还反映出漆工作坊里的劳动分工相当繁细，这为了解当时油漆技术操作过程提供了宝贵资料。汉代官营漆器作坊中，有秦工（作内胎）、髹工、上工（漆工）、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花纹）、髹工（刻铭文）、清工（最后修整）、造工（管全面的工师）等工种。官中有护工卒史、丞、椽、令史等。除官工外，民间漆工经营也相当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和民谚“家有百株桐，一世永无穷”，是一样意思。近年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是汉初的代表作。
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三到六世纪）又发明用夹纻造像。先借木骨泥模塑造出底胎，再在外面粘贴麻布几层，布胎上髹漆并且彩绘，等干了以后，除去泥模，就成了中空的漆塑像，又叫脱胎。当时已经可以塑造出丈八高的巨型脱胎塑像，是古代油漆工艺的一大成就。北朝
科学家贾思勰还在他的《齐民要术》中有专篇论述漆器，尤其是叙述了延长漆膜耐久性的保护方法，指出“盐醋浸润，气彻则皱，器便坏矣”，讲到漆器遇潮湿容易生霉，须在盛夏连雨季节“一曝使干”，利用日光紫外线杀菌。还提到“朱本和油，性润耐日”，就是说朱砂亲油性好，具有耐候性。这些精辟意见，都是根据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
在战国、两汉金银扣器基础上，到唐代（公元七到九世纪）发展为“金银平脱”。就是把金银薄片雕成花纹胶粘在漆胎上，上漆后经打磨推光，现出闪闪发光的金银花纹，和漆面平托于器表，十分考究。唐代又创制“剔红”技术，把朱漆层层涂在木或金属胎上，每上一道漆就用刀剔出深浅花纹图案，显出有立体感的图像。同时用蚌壳、玉石装饰在漆面上的螺钿也相当发展。五代时候的朱遵度为了总结历代漆工的经验，写出《漆经》一书，是最早的漆工专著。可惜，这样一部重要的书后来竟没有流传下来。
唐代的剔红在宋元时期（公元十到十四世纪）很盛行，又称“雕红”，底胎用贵金属。明代的张应文《清秘藏》中说：“宋人雕红漆器，官中所用者多以金银为胎，妙在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汲厚而无敲裂，所刻山水、楼阁、人物、乌兽，皆严若图画，为佳绝耳。”这类器物至今仍有传世，确实名不虚传。还有一种叫“犀皮”的漆器，也以宋代所制的比
较好，涂的是朱黑黄三漆，和犀牛皮很相像。宋人李诚（？—1110）《营造法式》在讲到建筑用的油漆的时候，对熬炼桐油的技术有比前人更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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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以浙江嘉兴的张成、杨茂二家所制雕红最闻名，雕法圆浑。嘉兴彭君宝又以“戗金”著称。所谓戗金是填漆的一种，在漆地上先刻好花纹图案，再填上金粉，经打磨后成器。和金银平托相比，又别具一格。“螺钿，也是元代供富室之家享用的高级漆器，除蚌壳外，还饰以各种颜的珠宝玉石，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
明清时期（公元十四到二十世纪），油漆技术继续发展。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到1398年）就在南京设立漆园、桐园，种漆、桐各千万株，以示提倡。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到1424年）又在北京果园厂设立官局制造雕漆，由元代著名漆工张成的儿子德刚等名匠在里面操作，用鍮、木、锡料作胎，专供御用。宜德年间（公元1426年到1435年）的剔红、填漆尤其优美。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到1572年），新安的民间剔红艺人黄成的作品，可以和官局果园广制品媲美。
黄成还写了《髹饰录》一书，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由嘉兴漆工杨明为它作注。这书分乾、坤二集：乾集讲漆器制造的原料、工具、方法，列举了各种漆器可能产生的毛病和原因；
坤集叙述漆器分类和各种漆器的几十种装饰手法。这是现存一部完整的具有总结性的漆工专著。
请代以来基本上承袭了前代的技术。嘉庆、道光年间（公元十九世纪上半叶）扬州漆工卢葵生和他的作品是有代表性的，所制镶嵌、雕刻、造像等都有传世作品。后来油漆技术没有很好地发展，有些技法反而失传。我国漆器和髹漆技术很早就流传到国外。朝鲜、蒙古、日本等东亚国家，缅甸、印度；孟加拉国、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亚、西亚各国，都在很早以前的汉、唐、宋时期从我国传人了漆器和油漆技术，并且分别组织了漆器生产，构成亚洲各国一门独特的手工艺行业。汉代四川广汉郡官漆作坊生产的纪年铬漆器在朝鲜北部有大量出土，蒙古的诺因乌拉古墓也出土不少汉代纪年铭金铜扣漆器，也是蜀郡漆工所造。日本正仓院至今还收藏着唐代泥金绘漆、金银平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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