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积累后疫情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
2021年7月第4期总第136期
Jul.2021No.4Serial.136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THE JOURNAL OF HARBIN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CP 收稿日期：2021-04-226月份彻底结束疫情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金融责任共同体研究”（AHSKF2018D16）
作者简介：张嘉明（198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现状的认识与理解之基础上作出的全球构想，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及其体系改革的基本方案。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议事，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
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
2013年3月，习
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进一步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
。
在2015年9月和2017年1月联合国大会及多个重要场合中，习近平系统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设想［3］。2018年3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化问题的中国方案，其中，在国际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
惠互利”［4］
的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
在世界格局变化的背景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塑造“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
实”［5］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目标。
2019年下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全面冲击世界经济，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活运转。中国采取严格防控举措，为全球疫情
风险积累：后疫情时代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国际金融挑战
张嘉明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230601）
摘要：后疫情时代的复杂性在于其承接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三个经济时期：危机—后危机时代、全面贸易战时代、疫情时代的遗留问题。每个时期产生的政府债务激增、全球流动性剧烈消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等金融风险并未因相应阶段的结束而完全化解，而是积累到下一时期并持续发挥影响。持续的风险积累迫使发达国家调整政策，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需要和进程，或将因国际协调失灵、全球治理分歧加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减少而受到挑战。中国应通过充实国际机构资源，推动对国际监管体系、国际协调机制和国际贸易规则的改革化解上述挑战，坚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基础。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金融风险；风险积累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21）04-0028-06
防控赢得了时间，同时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积极推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为守护全人类生命安全、维护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作出了贡献、树立了榜样。疫情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6］。
尽管当前全球疫情仍未结束，但随着有效疫苗的开发和普及，疫情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将逐步削弱，使国际社会走向后疫情时代，然而，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倡议形成了更严峻的挑战，其中，来自金融领域的挑战最为主要，影响最为深远。中国应当未雨绸缪，对后疫情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面临的金融挑战进行预测，并提出应对办法。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后疫情时代：经济复杂性下的金融风险
（一）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所谓后疫情时代，是相对于疫情时代而言的说法，其字面含义指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冲击开始退潮，到正常秩序全面恢复之间的一段过渡性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世界将持续受疫情时代遗留问题的影响，或将导致全球复苏延缓、国际关系剧烈起伏、各国政治社会动荡等后果。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形势具有高复杂性，因为它不仅是对疫情期间世界经济不正常运转情况的延续，还承接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三个时代造成的交叠后果。
1.危机—后危机时代，即自2008年国际金融爆发到2018年特朗普贸易战全面打响前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发达国家实施刺激政策、再工业化、纾困金融机构，使财政支出急剧扩张，提升了主权债务压力。为降低公共和私人融资成本，发达国家又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发达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其货币政策进而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造成新兴经济体出现短期资本剧烈波动，推动后者资产价格上升，而后者为应对未来汇率的回调压力，又不得不提高外汇储备，为发达国家债务融资。在美联储预告和实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后，基于市场预期、套利、企业偿债等原因，新兴经济体出现资本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面临外汇储备加速下降、本币汇率下跌和国内融资成本上升，提高外汇收入、稳定汇率、降低利率应对流动性短缺压力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倾向。同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仅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等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高标准自贸协定，还要面对由于提升劳工待遇而导致的失业问题。
2.全面贸易战时代，即从2018年特朗普贸易战全面打响至2020年1月美国基本完成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新经贸协议共识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相继实施加征关税和报复性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导致国际产业链面临调整压力，一些外资企业将重要业务移出东道国，转向美国或非贸易战相关国。为稳定国内产业和就业，美国等国实施产业补贴和为企业与个人减税的政策，中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模式改革，降低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依赖。美国还中止了紧缩货币政策，并下调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加剧主要经济体汇率双向波动。贸易战造成出口收入减少和财政支出增加，加大了有关国家的财政压力。美国对外全面贸易战以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订立为中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有利于美国的结果，其他缔约国据此将提高购买美国贸易品，乃至变相削弱对美出口的价格优势，由此需要进一步提高补贴来稳定就业，再度挤占了有限的财政资源。
3.疫情时代，即从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至今，直至未来全球疫情基本结束为止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以下合称“主要经济体”）为控制疫情扩散，加强了对外来人员和货物的病毒检测和限制，客观上降低了通关便利性。一些被认定为携带病毒的货物被阻止入境，也造成全球贸易收缩和出口收入减少。由于防控需要，各国经济生产出现显著停滞，导致企业利润缩减和偿债压力增加，进而提高了失业率。上述国家相继出台补贴和优惠政策以及提高医疗支出，并维持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企业复工和稳定投资与消费。美国更是推出了“无限量化宽松”，为资本市场提供超量流
动性。随着防控取得成效和疫苗推广，上述国家先后恢复生产。当前对美国复苏势头的看好，引起短期资本从部分新兴经济体出逃，导致后者货币汇率震荡。
（二）全球金融风险积累
上述三个时代造成的最大经济遗留后果，即每个时代产生的金融风险，并未因相应时期的结束而完全化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积累了起来，遗留到下一段时期并持续发挥影响。从纵向视角看，这些金融风险贯穿了国际金融危机至今的多个阶段。这些积累的风险主要表现为：
1.政府债务激增，主权信用违约风险提升。在三个时代中，主要经济体采取政府购买、产业补贴、减税等方式刺激经济，以减少外部经济压力和加快内部经济复苏。这些措施的实现都依赖于扩张财政支出，进而增加了各国债务负担，其中发达国家的负担和影响尤为沉重。截至2020年年末，美国联邦债务余额已达27.7万亿美元；欧元区政府债务余额
2.7万亿欧元；日本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212.5万亿日元。各国地方政府债务也有较大余额，若出现违约，则中央政府有责任代偿。债务规模的扩大削弱未来财政决策的灵活度，利息成本也挤占了财政资源，限制了公共支出计划的制订，进而影响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进程。快速增长的债务余额将引起市场信心调整，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和投资者所持国债价值产生忧虑［7］。一旦因市场心理出现集中抛售，政府短期内融资的成本将骤升，其支出计划和偿债能力所面临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并导致市场新一轮恐慌
和抛售。债券的国际化持有以及经济体之间地缘、体量或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相近性，还将使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向另一个国家扩散，引发地区性乃至全球债务危机。
2.全球流动性在过剩和紧缩中反复动荡，汇率风险提升。为应对次贷危机造成的通货紧缩，自2008年11月起，美联储有计划、有限额地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QE），以降低长期利率为目的干预市场，提升货币供应量。2014年10月，美联储在确认经济复苏有过热迹象后正式退出QE。2015年6月至2018年12月，美联储实施了9轮加息。自2019年7月起，在特朗普贸易战压力下，美
联储又转入降息政策。2020年3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资本市场动荡，美联储宣布实施“无限QE”。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QE的实施与退出，都造成了全球流动性的剧烈调整，增加世界经济风险。在2008—2012年间，由于极低利率政策造就的低收益和通胀预期，使短期资本大规模从美国流向新兴经济体，造成后者货币汇率和国内价格共同攀升，较显著遏制了后者的出口增速和居民购买力的降低，也部分导致了后者出口导向产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在2012—2015年间，基于美国强劲复苏的预期以及美联储先后多次暗示退出QE和加息，跨国资金开始集中从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以期布局金融投机和提前偿还企业外债。2015年正式加息后，资本的这种流动加速，导致新兴经济体一度出现流动性短缺问题。在2019年后，美国重回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跨国资本重新转向新兴经济体。而2021年3月，鉴于美国疫苗推广和经济的复苏迹象，美国国内资本加速投向短期市场，导致长期国债收益率攀升，使市场产生加息预期，造成巴西、土耳其、俄罗斯等国资本外流，引发后者货币汇率动荡。据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估计，2021年较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体公共外债余额将达2.3万亿美元，其余发展中国家体公共外债余额将达1.1万亿美元。伴随美国市场利率和美元汇率的持续提高，这些负担正在变得日益沉重。
3.过剩流动性使发达国家虚拟经济再度膨胀，系统性风险提高。在2000—2005年间，美联储试图利用极低利率和宽松的金融监督来扭转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之后的经济衰退，导致以房地产走势为参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过度繁荣，以钱生钱的游戏规则使金融脱离实业，成为完全由市场心理决定投资品价格的虚拟经济。2006—2007年，当美联储分阶段加息以遏制金融泡沫时，市场心理变化戳破了泡沫，引发次贷危机及其向国际层面扩散［8］。美联储于是重回极低利率和实行QE，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继续实施相似政策，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元区也实行宽松货币，日本更是推出所谓“量化和质化宽松”措施（QQE）。央行通过挤压银行获利空间乃至直接购买商业债券的注资行动，没有显著促使实业进步，而是使过
剩的流动性流入虚拟经济，促成泡沫再度膨胀［9］。例如，2020年美国实施无限QE后，本应因新冠肺炎疫情衰退的股市持续走强，而实业则并未因此结束萧条，可见美联储释放的货币主要流向了金融投机。一旦货币政策重新收紧或新冠肺炎疫情反弹，而实体经济未及时发展出支撑全部泡沫的能力，泡沫或将再次破裂，引领全球投资市场紧缩和实业萧条。
二、金融风险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
金融风险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显著的阻碍作用，其内在逻辑在于：由于后疫情时代承接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积累的全球金融风险，国际社会将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和压力，由此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使之倾向于出台更为激进、更具负外部性的内外政策，损害国际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导致基于国际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遭遇困难。
（一）金融风险反作用于政策
金融风险的持续积累，将在后疫情时代对各国对外决策产生显著的反作用，主要包括：
1.以纾解财政赤字为目的的单边主义行动或将上升。发达国家在后疫情时代来临前积累的庞大政府债务，将成为制订新的经济复苏计划的主要拖累。各国既要稳定投资者持有国债的信心，又要为借债创造余裕，对外政策就可能成为其“开源节流”的重要抓手，例如：利用关税壁垒创造短期的额外税收［10］，并结合非关税壁垒在中长期实现进口贸易“国内化”，以提高企业收入；通过干预汇率扩大出口收入；通过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稀释以本币计价的债务；通过退出国际制度，以节约履行国际义务的花费；通过激进手段迫使国际制度修改规则，实现有利于节约本国花费的效果，或迫使贸易伙伴作出有利于增加本国出口收入的承诺。
2.为限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措施，将进一步促成上述单边主义行动的实施，并可能引出新的经济风险。为避免泡沫破裂导致的金融危机，各国央行要稳步收紧货币供给，使市场利率提高，约束过度投机，
但也意味着政府新的融资成本随之提高，导致财政负担加重；相对高利率将吸引外国资本套利，推高本币汇率，削弱本国出口价格优势。可见，上述单边主义行动将更加可能受到推崇。同时，若紧缩货币政策实施不当，则可能出现短期资本从一国市场蜂拥逃向另一国市场的现象，使两国分别形成“钱荒”和“钱灾”，或是资金流动在大进大出之间反复，都会导致经济停滞乃至衰退。
3.为降低金融风险而限制财政支出，可能引发各国社会的民粹化转向。主要经济体为刺激经济而扩张财政支出，过多的财政赤字将增加主权信用风险，同时还将产生“挤出效应”，使私人投资机会被公共投资“挤出”市场，因而要降低利率以避免该现象出现，而过低的利率会刺激虚拟经济率先膨胀，从而酝酿风险。若限制乃至削减财政支出，可能导致复苏进程迟滞，社会福利降低和产业衰落，引起国民不满情绪，反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势必成为其宣泄渠道，助长逆全球化思潮和呼声，迫使各国政府弱化国际合作的雄心，乃至制定保护主义政策。
（二）各国政策作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金融风险的积累产生的上述反作用，通过各国政策行为向国际关系传递更深刻的影响，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出了挑战——全球金融风险本应提高各国对多边协调的共同需要，客观上应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后疫情时代承接了过多的风险积累，反而削弱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内部经济政治压力放大了他们的分歧，将极大限制全球治理的成效，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
1.国际协调机制失灵的可能性提升。后疫情时代金融形势的紧迫性，使各国将解决国内问题的目标置于优先位置，导致国内政策导向与国际协调过程相矛盾，可能导致国际协调机制失灵。面对风险的持续积累，一国可能采取单边的货币、财政、贸易与投资政策，随之产生负外部性，对其他国家降低风险的行动构成影响。倘若各国都出于完全利己目的实施单边行动，则彼此缓解风险的政策效果必然被对方削弱，反而无法改善任何一方的处境。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对各国单边行为缺乏约束力的限制，因而难以杜绝成员国实施单边政策“冲动”，而一旦一个主要经济体实施这样的政策，就会引起其他经济体的连锁反应和反
制措施，使国际协调无法实现，威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合作途径。
2.发达国家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分歧加大。由于金融风险在两大体中的表现不同，因而双方的诉求将更加差异化。例如，为应对债务和财政压力，发达国家将更倾向于建立高标准的贸易协定，通过政治劝诱和市场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削弱了后者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和享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权利；主要货币发行国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向持有其货币资产的发展中国家征收铸币税。发展中国家将更加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贷款和债务减免，这样将面临发达国家更为苛刻的附加条件和货币错配风险，这些诉求差异或将使两大体之间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削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包容性。
3.愈发加剧的财政压力使各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受到限制。发达国家受到保守主义施政方针影响而紧缩财政，为债务规模施加约束，挤压了政府资金使用的灵活度，使其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显著降低，进而导致国际合作有被各国孤立主义割裂的倾向。由此，发达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例如外汇流动性援助、发展援助、自由贸易、全球治理政策协调等）将减少，而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接替前者的责任，将导致国际公共产品处于供给短缺状态或将引起更大的全球性风险。风险的提升将进一步加剧单边主义行动以及两大国家体之间的分歧，反复削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途径和包容性。
三、坚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基础
针对后疫情时代金融风险积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严重挑战的问题，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倡导者，中国可凭借较早从疫情中复苏和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在共同应对金融风险及其后果方面率先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化解上述挑战，坚实国际合作基础，从而稳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
（一）补充国际援助资源
充实有关国际机构的资源，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降低全球性风险，缓解经济形势的
紧迫性。
1.扩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源，增加其危机救济能力。当前，IMF用于援助的资金主要来自成员国认缴份额（quotas），总额约合6861亿美元。一旦出现全球性危机，IMF资金池将捉襟见肘。中国可推动IMF与主要成员国达成新的借款协议，提高IMF备用资源。借款协议并不是向IMF永久转移资金，而是成员国只在IMF资金短缺时才按比例出借货币，这样既可以充实IMF可用资源，也有利于各国避免加重平时的财政负担。
2.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机构的支持，增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几乎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梯队，吸引发达国家投资集聚，反而可能削弱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遇。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潜力，对国家市场在地域上互联互通、商品供需多样化、服务与投资便利化有着重要意义，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建设仍处于总体落后水平，严重制约其经济前景，进而限制了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中国可促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扩大总份额或增发债券，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使之能够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带给后者更多发展机遇，从而降低全球性风险的影响程度。
3.加强对区域外汇救援机制的支持，提高其对流动性危机的援助能力。例如，中国可进一步推动亚洲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改革。这两个机制分别是东亚地区和金砖五国间的多边货币互换机制，总额分别为2400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中国可推动两个机制提高互换额度，加强其应对外汇危机的资源。当前，两个机制都同IMF援助条件存在一定比例（70%）的挂钩，当受援国受援额度超过
其最大可用额度的30%时，超过的额度须在受援国满足IMF援助条件后才能获得。尽管挂钩条款旨在避免援助标准差异导致的道德风险，但也削弱了两个机制的援助灵活性和及时性，使真正处于危机中的成员难以获得所需的资金。中国应促成两个机制进一步适度降低同IMF援助条件的挂钩比例（例如60%及以下），以降低危机国的受援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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