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个财政官员的⽂化情怀
2019-08-09
采访王家新，是在⼀个周⽇下午。他宽敞却陈设简朴的⼯作室⾥飘散着淡淡的茶⾹，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他和朋友们的丹青墨迹。⼏位好友或闲谈⼩酌，或题诗作画，隔绝了外界的喧嚣，⼈的⼼情也霎时间沉静下来。
王家新现任财政部教科⽂司的副司长，⼜是全国青联委员、书法家和诗⼈，从不同的⾓度审视解读王家新，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到不同的答案。他的谈吐沉稳，不疾不缓，时⽽凝神沉思，时⽽娓娓道来，当他的内⼼世界慢慢展现的时候，如同打开⼀幅珍藏已久的图卷，低调不张扬，厚重⽽隽永，让⼈回味。
“书法是⼀种⽣活状态”
“书法是从⼩就开始接触的。从被动到主动，由不喜欢到喜欢，由喜欢到依恋，现在已经割舍不掉了。”王家新微笑着谈起他和书法的缘分。
虽然研习书法已经30多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王家新却并不喜欢把⾃⼰定义为“书法家”，也不再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展览和奖项。在他看来，书法家不应该是贴在⾃⼰⾝上的⼀个标签，书法更应该是⼀种⽣活状态。
“我越来越退到或进⼊到写字状态，⽽不是在刻意地创作作品了。我在写字，写⾃⼰的诗⽂和⾃⼰喜欢的诗⽂。我想，书法终究不是⼀种可以模式化批量⽣产的产品，不是⼀种技术意义上的熟练⼯种，书法的真正⽣命⼒和魅⼒，与⼈本⾝密不可分。它关乎精神和⽂化层⾯，关乎⼈的际遇和感悟，关乎书写时的⼼情与环境。”在⼀篇随笔中，王家新这样写道。
谈起对书法艺术的理解，王家新认为，书法是最具中国特⾊的⼀门艺术。在世界各民族的⽂化⾥⾯，只有中国书法让⽂字成为⼀种艺术，这是它的独特性、惟⼀性。⽂字本⾝是抽象的，这使书法跟具象的绘画不同，成为⼀门⾮常抽象的艺术，具有变幻莫测，化⾝千万的特质。
“书法看似门槛最低的艺术，谁都会写字，好像⼈⼈可成书家。历字好看的不乏其⼈，你看那些记账的、开药单的，还有封建时代的状元卷⼦、⽂稿⼿札，⼩楷和⾏草写得多好。但⼤浪淘沙，历史上真正留下的书法家却寥寥可数。书法的伟⼤之处是要超越技术，达到‘道’的层⾯。真正成功的⼤书法家，绝对不只是把字写得漂亮，⽽是道德⼈品、学识阅历、禀赋修养的综合体现。艺术终究是⼈的艺术，研习书法，尤其讲求学养和内⼼的修为，这种追求是⽆限的，它的魅⼒也在这⾥。所以，书法恰恰⼜是最⽞奥⾼深的艺术。”
阅读、临帖和写诗，占据了王家新⼤部分的业余时间。每当夜深⼈静的时候展卷铺纸、⼀任书写，沉浸在⽂字架构的意境中，是他⼯作之余放松⾃⼰的⽅式。他喜欢读线装古籍，在电⼦邮件满天飞的年代，
他仍然坚持⽤⽑笔写信写便条，诗稿和⽂摘都是⽤⽑笔挥就。中国美协副秘书长、著名书法家张旭光称王家新的书法艺术是“逃离创作”。这种逃离，正是对书法本真意义的回归，评论王家新的书法有⼀种“娓娓道来，⾃然天成”的味道和“⼀任书写，神融笔畅”的⾃然洒脱，或许这正是他不执着于形式、将书法融⼊⽇常⽣活的必然结果。
如同中国⽂物出版社社长苏⼠澍先⽣评价的：“字写得再好也只是⼀层外⾐，⽽内在如何，还要看⽂化功底。家新将中国传统⽂化的深厚底蕴反映在作品中，所以他的书法⾼⼈⼀等，这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他是⼀位优秀的书法家，更可贵的是⼀位具有传统⽂化素养的国家公务⼈员。”苏先⽣的这种评价，与王家新本⾝所追求的书法与⽣活⽔融的艺术状态，可谓不谋⽽合。
“内⼼有梦想的⼈更充实”
2000年，33岁的王家新当选中国书协理事，是当时最年轻的⼀位。因为他的年龄，书界也有⼀些不同意见，有⽼先⽣为他解释：不能只看年龄，他写字都0年了，算“⽼”书法家了。
从六七岁的时候开始，⽗亲成了王家新的书法启蒙⽼师。“我⽗亲学历不⾼，但是他有知识分⼦的情怀。我感谢⽗亲，是他在那个⽂化艺术空前荒芜，备受冷落的年代，⼿把⼿教我习字，引领我进⼊探索汉字书写艺术的⽆限领域。”王家新还记得，⼩时候家⾥没有什么字帖，⽗亲就在报纸的左边写上“万岁”、“为⼈民服务”，让他和哥哥照着临，每个字写10遍，晚上交卷。这种功课对幼⼩的他来说很是煎熬，也很不
情愿。
初中的时候，王家新在暑期青少年书法竞赛中获得⼀等奖。这个⼩⼩的成绩让他在学校⾥出了名，尝到成功的喜悦，煎熬慢慢变成了兴趣，也推动他在书法之路上继续⾛下去。他还记得读⾼中的时候，书法字帖很难买，要从北京邮购。“寄出去⼏⽑钱，天天盼着⾃⼰要的⼏本字帖能早些寄回来。”
1989年，还在读⼤四的王家新在⼤连青少年宫举办个⼈书法展。作为当时最早举办书法展的在校⼤学⽣，引起不⼩的轰动。让王家新⾄今难忘的是，⼤连的刘占鳌⽼先⽣以九⼗⾼龄仍然出席他的展览，题词称赞他的作品“雏凤青于⽼凤声”。“这当然不是因为我写得多么好，⽽是那时搞书法的年轻⼈太少了，⽼先⽣们更多是对所有年青⼈学习书法的⼀种⿎励吧。”
王家新⼀直感谢⾃⼰书法道路上的各位恩师：“王延风先⽣、韩兆沛先⽣、李振绩先⽣、于植元先⽣和我的⾼中历史⽼师陈锦枫先⽣，他们给我弥为珍贵的启蒙和训导，对我影响很⼤。后来，到了北京⼯作以后，有机会见到启功先⽣、沈鹏先⽣、范曾先⽣、刘炳森先⽣，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让我受益良多。”
书法伴随着王家新⼀路成长，或许是这种直指内⼼的艺术浸染，让他有了异于常⼈的沉稳和内省。他多年来执著地坚持减少应酬，⽤⾃⼰的话说，“现在⼀年也没有⼏场饭局了”。他更喜欢和艺术界、知识界的朋友清茶⼀盏，夜阑长谈，或在⾃⼰的书房⾥，或在⼯作室⾥，在诗词歌赋的笔墨世界中，回归到⼀种传统⽂⼈的⽣活情境。
“过了四⼗岁以后，越来越想让内⼼平和下来、把速度放慢下来、让⽣活简单⼀些。⽣命是宝贵的、有限的，世界变化太快、太复杂，太喧嚣。书法终究是⼀个寂寞的⾏程，公务员也渐渐成了⾼危职业。⾯对外界的许多诱惑，还是要保持些距离，不是消极的逃避，是要⼼存敬畏、如履薄冰。”
王家新的⼤学同学曾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不管什么事情⼀定要做到尽善尽美，虽然追求完美的代价往往是痛苦和⽆奈，但是他始终坚信完美⽆错，理想也没有错。
“总理写了⼀⾸诗叫《仰望星空》，让我很感慨。我们从事⾏政⼯作也好，追求艺术也好，⼼中⼀定要有⼀⽚净⼟，眼⾥有⼀⽚天空，⼼存感恩，襟怀梦想，志向⾼远，脚踏实地，⼈有梦想不是件浪漫虚⽆的事，恰恰为了赋予⽣命⼀份真实和责任。”“穷则独善其⾝，达则兼济天下”，这句中国传统知识分⼦常以⾃勉的格⾔，王家新颇为认同。“不可能⼈⼈都有⼤作为、成就⼤事业，但⾄少要努⼒把⾃⼰的事情做好，终⾝学习，提⾼修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些贡献。”这是他对⾃⼰的要求。“⼈向往⼀种⾼尚的⽣活，⼀种更⾼的⼈⽣境界，即使做不好、达不到，但是努⼒了，便会⽆怨⽆悔，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吧。”
“诗词是我的⼼灵成长史”
受中国传统⽂化熏陶的王家新，⾃幼熟读唐诗宋词、千字⽂、百家姓等蒙童经典，喜欢读⽂史哲⽅⾯的书籍。他从很⼩的时候开始写诗，从传统的格律诗到⾃由体诗写了数百⾸，先后辑成诗集《北溟鱼》、
诗词集《颐园诗草》，⽤诗词抒怀咏志，成为他表达内⼼的⼀种⽅式。
宋词是一种“中国传统艺术讲诗、书、画、印，中国的传统⽂⼈，依据的学问是⼀个国学的体系。我们读先贤、古⼈的诗也好，还是⾃⼰写诗也好，都是为了培养⼀种⽂质的情怀，让⾃⼰的内⼼更包容宽博、涵养更丰富⼀些。”
由于⼯作原因，王家新常常出差。30多岁的时候便⾛遍了全国各地，如今已到过世界50多个国家。每到⼀个地⽅，总有⼀些感触要表达，在他看来，诗词最能准确地表达所见所闻和内⼼感受。登临名⼭时，他留下“天地⼀俯仰，危岩彻⾻寒”的感慨；在江南古刹灵隐，他描绘“岁暮丹枫飞黄叶，天阴冷眼泻寒泓”的萧瑟，在贵州毕节杜鹃林，领略“四⽉芳林浮⽩雪，百⾥春⼭起丹埃”的壮观。每到⼀个地⽅，他都会写下⼀⾸诗。“可以说，我⽣命⾏程的每⼀个节点，是由诗词串连起来的。”
王家新说，⾃⼰的诗词是⼀部⼼灵成长史。成长中的喜悦和惆怅，所有的感悟，诗歌是最好的表现形式。“现在偶尔读读⼩时候的诗，感觉很浅薄，格律也有问题，但是很真挚，很纯粹，也不想改动了。后来的作品慢慢地就复杂了，意趣也有变化。所以从各个时期的诗句，能看到⾃⼰成长的历程。”
过隙流年⾛⽩驹，回望浮光影陆离。⽽⽴三⼗知未可，蹉跎千载不⾜奇。尚喜豪情燃薪草，已惯百感少交集，韶华如⽔涤三愿，犹向东风展旌旗。
微躯何意与国衡，酬志男⼉慰平⽣。⽽今不惑清寥甚，犹向明堂许精诚。春秋不待吾将⽼，笔墨难停砚常凝。深宵长坐听新⾬，谁⼈听得我⼼声。
这是在三⼗和四⼗岁⽣⽇时，王家新分别写下的两⾸诗。不同的时期，内⼼的豪情、踌躇，对韶华易逝的感悟和微微的落寞，在字句中交织。这种细腻⽽复杂的⼈⽂情感，想必也只有诗词才能承载吧。
从⼩受传统⽂化的熏陶和感染，王家新相信，在现代化的⽣活中，仍然需要⽤传统的东西来抚慰⼼灵。他也⼀直认为，对于传统⽂化的传承和发扬是⾮常必要和重要的。谈起传统⽂化的现状，他流露出⼀种隐隐的忧虑：“现在的孩⼦，从⼩吃麦当劳，看⽇本动慢和美国电影，从幼⼉园开始双语教学，从味蕾记忆、视觉记忆、语⾔记忆到意识形态上都在发⽣潜移默化的变化。如果年轻⼀代对⾃⼰民族和祖国的认知不深、情感淡化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所以让他们学习传统⽂化、传统艺术的精华部分，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否则真的会成为⾹蕉了，黄⽪⽩瓤。这关乎国家的⽂化安全，决不是危⾔耸听。”
⽣活和⼯作中⼼怀感恩
王家新1989年从东北财经⼤学毕业后，分配到财政部⼯作。2004年部⾥的⼀次竞聘上岗中，王家新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财政部当时最年轻的副司长。
多年来，他有⼀个由财经和⼤⽂化相结合的⼯作背景，涉及了⽂化、⽂物、教育、新闻出版、⼴播电视
以及⽂艺团体的发展与政府⽀持与保障的关系。对于负责教科⽂的财政⼲部来说，不仅要懂经济，更要懂得对⼝部门单位的业务。
“中央⾼度重视社会事业特别是教科⽂事业的发展，⽂化和其他事业⼀样，其发展需要财⼒的保障，改⾰需要⽀付必要的成本。资⾦投向哪⾥，是要经过科学决策的，要做到公开、透明、规范、有效。我们⽀配的是纳税⼈的钱，要对得起⼈民，所以深感⾃⼰肩上的责任重⼤。”
王家新对⽂化艺术的⼴泛涉猎和研究，让他在⼯作中事半功倍、游刃有余。“带着感情做⼯作，就会主动，有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因为对⽂化艺术⽐较了解，能换位思考，沟通的时候就有⼀个⽐较通畅的渠道，多⼀份理解，共同促进各项事业的改⾰
在⾃⼰的⼯作岗位上，王家新参与了⼀系列⽂化项⽬和⼯程。⽐如《研⼭铭》、《出师颂》的回归，他从专家的⾓度辨明真伪，⼜结合⾃⼰的知识经验论证、宣讲国家收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这些国宝的回归发挥了关键作⽤。⽽对于时机的准确把握，也让国家有限的收藏经费花在了⼑刃上。再如为学界盛赞的“中华善本再造⼯程”，考虑到孤本、善本传播功能的消失，安全问题严峻的现实，国家财政出资仿真复制善本典籍，让这些古⽼的⽂化瑰宝可以⼴泛地惠及现代学⼈。
在谈到王家新对⽂化艺术事业所做的贡献时，作为⽂化领域的学者、专家，苏⼠澍先⽣丝毫不掩饰对他的欣赏与尊敬：“家新是带着⾼度的责任感，全⾝⼼地投⼊到⾃⼰的⼯作中。国家对⽂化事业有了资⾦上
的⽀持，具体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家新⼀点⼀滴地去跑、去落实，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也因为他对⽂化艺术的热爱和了解，他的建议既符合客观⽂化发展的规律，⼜结合当前国家的财⼒状况，做了很多恰如其分的⼯作。⽂化事业的发展和推动，太需要家新这样懂经济、懂⽂化，有责任⼼的⼲部了。”
这些年，王家新在⾃⼰熟悉挚爱的书法、绘画、诗词等传统艺术之外，⼜⼴泛接触其它艺术门类。为了研究电影，他特意购置了专业的投影设备，挤出业余时间看电影。从⽆声到有声，从传统到后现代，⼏年中，他陆续看了⼏百部中外影⽚，不⽌把⾃⼰变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影迷，也成了电影⽅⾯的专家，连续担任了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评委。他向知名的指挥家、作曲家们请教⾳乐鉴赏知识，了解肖邦、巴赫、贝多芬，这⼀切既是为了提⾼⼯作的质量和效率，也充实丰富了他的精神⽣活，
在采访中，王家新多次谈到“感恩”⼆字。“我的⼯作对应的都是我愿意接触的领域。⼀⽅⾯每天是为党为国家⽽为⼈民⽽⼯作，为事业发展服务，⼀⽅⾯我感觉⾃⾝也在不断进步、提⾼。我很庆幸，不是每个⼈都能有这种⼯作与⽣活相协调的状态，所以我⼼怀感恩、倍感珍惜。”
同样让王家新感恩的是，在⼯作中得以结识很多⽼先⽣，他们的教导让他受益匪浅。“启功先⽣、赵朴初先⽣、季羡林先⽣、任继愈先⽣、⽂怀沙先⽣、黄永⽟先⽣……我在⼆三⼗岁的时候就能接触到他们，对我来说影响是很⼤的。”谈到这些德⾼望重的长者，王家新流露出发⾃内⼼的尊重，“他们不仅学问深厚，对于⼈⽣、对于艺术的态度更是⾮常虔诚，⾮常深刻，从他们那⾥，我得到的是⼀种浓缩了的⼈⽣
感悟。他们的淡泊、平和的⼈⽣境界，确实让⼈敬仰，每每⾯聆教诲真是如坐春风，让⾃⼰的⼼智得到陶冶和升华。”
对艺术的探索、追求，对传统⽂化的积淀，对⽣命的感悟，让王家新的内⼼显得颇为厚重。有时他和朋友开玩笑说，⾃⼰虽然刚过四⼗多岁，但是内⼼年龄已经有⼋九⼗岁了。可是，在他⾝上，⼜分明可见年轻⼈的进取、执着甚⾄隐隐的锋芒。他的特质，如同他的⾝份，复杂多变，很难⽤⼀个词准确地概括和描述。或许正是这些多重的特质和⾝份，在他⾝上相互映衬交织，形成⼀种独特的⼈⽂⽓质，⼀种独特的艺术与⼈⽣。
青联档案：王家新第⼗届全国青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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