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两段徽州
⼀种⼭⽔，两段徽州
李翰
徽州给⼈的印象，是雪⽩的马头墙，⾼耸的牌坊，是⼭怀抱中，蜿蜒幽深的古道，旖旎的青垣黛⽡……所谓印象，就是拉开⼀定距离，在⽆关利害的浑沌中，品味出的诗意徽州。
待我迈过查济古宅那半⼈⾼的门槛，站在天井中，四围逼仄的院墙，露出头顶⼩半⽚天空，整个⼈都不好了。徽派⼤宅的房间，窗户基本都朝内。据说是为安全计，防备⼭贼，但也隔开了墙外的⼭光⽔⾊，春秋轮转。宅内甚少花草树⽊，堂庑幽邃，四季如⼀，甚⾄连空⽓的流动都那么迟缓。想起鲁迅写家乡的⼤宅：“他们都和我⼀样，只看见院⼦⾥⾼墙上的四⾓的天空……”(《故乡》)少年的迅哥⼉该多么羡慕闰⼟那开阔的沙地，⼀望⽆际绿油油的西⽠⽥啊。胡适回忆童年在绩溪，也有类似情境：“五岁了，还不能跨⼀个七⼋⼨⾼的门槛。”(《九年的家乡教育》)胡、鲁后来作为“五四”⽂化主将，毕⽣为⾃由⿎呼呐喊，那童年的⾼墙与门槛，⼀定是他们最初的痛。
这是我第⼆次到皖南宣歙⼀带，为⼀个千年前的诗⼈。我们登采⽯矶⾼咏他的诗句，在⼤青⼭下凭吊诗魂，⼜来到桃花潭畔追索诗踪。是的，这个和安徽情挚缘深的诗⼈，就是李⽩。望着眼前的⾼墙，不禁想，李⽩盘桓皖南时，所栖所居，是怎⽣⾯貌？他必不喜如此深严的宅院吧!
徽州是北宋徽宗后建制，⼤体范围即唐之歙州，李⽩在皖南的游踪，主要集中在宣、歙⼆州。其中居留时间较长的秋浦，当时属宣州———唐代宗复⽴池州，秋浦⽅从宣州划出。他住在秋浦清溪的朋友家，“夜到清溪宿，主⼈碧岩⾥。檐楹挂星⽃，枕席响风⽔。⽉落西⼭时，啾啾夜猿起。”(《宿清溪主⼈》)主⼈结庐碧⼭溪⽔之旁，在晚上，抬头就能见到满天星⽃，仿佛是挂在屋檐旁边，溪⽔潺潺，在枕边与梦⾥浮动……没有⾼墙的阻隔，⼈居与⾃然融贴⽆间，这才是李⽩的⾄爱。李⽩与秋浦县令崔某情交甚款，有《赠崔秋浦三⾸》，其⼀云：“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门前五杨柳，井上⼆梧桐。⼭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从诗中“⼭鸟下听事”可知崔⽒所居，既是官府，也是私邸，当为前衙后宅之格局。虽为⼀县最⾼⾏政机构，却⽆官衙之巍严，⽽是⼀⽚清简、⾃然。那杨柳迎风，梧桐交柯，厅前⼭鸟，檐下落花，⾜见崔⽒的陶令⾼风，也⽣动展现了其官隐两谐的居处环境。诗⼈离不开⼭⽔与⾃然，作为诗⼈的朋友，也要
有个花飞鸟鸣的所在，才好酬酢周旋。崔县令如此，秋浦还有⼀位柳少府亦然。李⽩常去柳家⾛动，“摇笔望⽩云，开帘当翠微。时来引⼭⽉，纵酒酣清辉”(《赠秋浦柳少府》)，青⼭开帘可见，⽩云案头可及，诗⼈⾃然“淹留未忍归”了。县令和县尉的居所，颇能反映⼀地居住风尚。临近的歙州，亦当如此。李⽩诗中甚少写到歙州的居处，然从他⼈诗⽂中，不难窥其⼤概。如“黄⼭向晚盈轩翠，黟⽔含春绕槛流”(伍乔《寄张学⼠洎》)，“临窗⼭⾊秀，绕郭⽔声喧”(徐铉《和歙州陈使君见寄》)，“窗中⼭⾊经秋瘦，枕底溪声⼊夜寒”(孙觉《寄黄⼭故⼈》)……与李⽩在秋浦的栖处，⼏⽆⼆致。所引伍乔为五代⼈，
徐铉在宋初，孙觉是北宋中期，从唐到宋，那些⽣活在黄⼭⼀带的⼠民，推窗见⼭，凭栏望⽉，尚未⽤⾼墙重扃，把⾃⼰包裹起来。
江⼭与诗⼈相与为待，诗⼈栖息宴居，或轩或楼，或亭或台，必能望⼭望⽉，听风听⽔。李⽩在宣城，常盘桓于谢公亭，留连那“池花春映⽇，窗⽵夜鸣秋”(《谢公亭》)；在谢朓楼⽬送秋鸿，置酒酣歌，或怡然四顾，欣赏“两⽔夹明镜，双桥落彩
虹”(《秋登宣城谢朓北楼》)的美景……有时候，他甚⾄就在⾈中，在⼭下，在花间，幕天席地，与⼤⾃然“永结⽆情游”。
诗⼈最不喜欢的，应该就是⾼墙，最怨者，就是阻隔。“夜夜筝声怨隔墙”(元稹《筝》)，“朱门⾦锁隔，空使怨春风”(李中《隔墙花》)……略作搜检，类似怨尤可谓积案盈箧。⽐较幸运的是，唐宋⼀般⼠民住宅，院墙都很低矮，⽼杜诗“墙头过浊
醪”(《夏⽇李公见访》)，隔着墙就把浊酒递过来，其⾼矮可知；⼜有“⽼翁逾墙⾛”(《⽯壕吏》)，“邻⼈满墙头”(《羌村三⾸·其⼀》)，等等，皆可为证。普通住宅的墙垣，只是标划宅院的范围，并不为防盗。就这样，诗⼈还嫌不够，他们最喜欢的，是⽵篱茅舍，是“编篱薪带茧，补屋草和花”(司空图《独坐》)，会呼吸、可通灵。有了它，可“采菊东篱下”，可“把酒黄昏后”，也可“篱落隔烟⽕”、“篱沟忆旧邻”，除了诗意，还有温情，更有⽣机。只因那疏朗的⽵篱，风可以进，⽉可以进，南⼭佳⾊与邻⼈的笑语，可以
进。
唐诗宋词之后，也不知何时，徽州的⼭⽔之间，⽣出⼀幢幢崇门⼤宅。远远看来，这些宅院也成为风景的⼀部分，⽽住在⾥⾯，所见只是天井可怜的⼀⼩⽅天空。徽派建筑的规模成型，⼤概要在明清之际。这⾃然得益于徽商的发达，然其背后的⽂化基因，早在程、朱时代即已孕育。程、朱祖籍均在篁墩(今属黄⼭屯溪)，该地有“程朱阙⾥”之称，徽州因之成为理学中⼼。“新安理学”⾃宋⾄清绵延近⼋百
年，形成渊源久远的传统，也塑造了当地浓厚的宗法风习。古徽州⼆⾸《⽵枝词》唱得真切：“祠堂社屋旧⼈家，⽵树亭台⽔⼝遮。世阀门楣重变改，遥遥华胄每相夸。”“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千年古墓勤修葺，合祭先期必会通。”徽州村落多以⾎缘为纽带，聚族⽽居，尊卑长幼，序别严明；⼜厚⽣重死，以祖宗为神明。祠堂是⼀村的核⼼，族谱是⼀姓的灵魂，理学的道德理念与社会理想，渗透在这⾥的曲曲街衢，甚⾄每⼀⽚砖⽡⽊⽯。⾼峻的院墙，保护了家族的安全，也封闭了外部世界的信息；幽深的厅堂，昏暗的光线，散发着崇古的风尚；巍严的祠堂，以秩序与等差维系着家族的尊严，却也冷冻了⾎缘的温情；更有那触⽬惊⼼的牌坊，曾经节义贞⾼的旌表，如今热闹的旅游景点，掩盖了多少苦涩⽽扭曲的⼈⽣……
在森严⽽幽深的暗昧中，往往却能开出灿烂的⾃由之花———胡适居然就⽣长在这⾥。他在绩溪⽼宅七⼋⼨⾼的门槛内，接受了近⼗年的传统教育。他那个⼆⼗三岁就守寡的母亲，在⼤家族中温良恭俭，忍
辱负重，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上。胡适对于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厚，对母亲作为传统⼥性的悲剧⼈⽣，当也有深切的体认。最亲的⼈背负着传统的全部重压，勤勉⽽热烈
地穿梭在古旧⼤宅中，待胡适渐明事理，这是怎样的⼀种感受啊。于是，数⼗年“⼦⽈诗云”，
却教出了⼀个翻搅道统、⾮圣⽆法的逆徒。胡适后来⼒倡男⼥同权，呼吁⼥性放⼩脚，进学堂，求⾃⽴，其源当可远溯绩溪。
也有反例。⽐如，商⼈本应最具开放⾃由精神，⽽徽商却仿佛是个例外。徽商是徽派建筑的经济⽀柱，他们风餐露宿、粜丝贩茶，成就了数百年商业传奇。然⽽，就⽂化属性⽽⾔，徽商似乎并不属于开拓追新的商业世界，他们⼀⽣打拼，终极梦想却是把⾟劳经营所得，换成⼀所⼤宅，换成后代读书求仕。“数百年旧家，⽆⾮积德；第⼀等好事，还是读书”，读的当然是圣贤书。
宋词是一种有⼈⽣于那⼤宅，能⾛出那⼤宅，并回过头来冲破那⼤宅；有⼈⽣于那⼤宅，⾛出那⼤宅，赚了钱再回来修整、固缮那⼤宅。道之不同，取舍分殊，固其宜也。俱往矣，剩明砖清⽡，镌刻数百年苍茫万相，⽆语对穹苍。
建筑总是表征着特定的⽂化精神。同样是古建筑，苏州园林就婀娜灵动，温婉通透，如名伶的⽔袖，如六朝的⼩诗，演绎着⽂⼈才⼠归⽼林泉的优雅与旷达。太⽩的徽州，曾经也这般“⽂艺”。只是在岁⽉的长河中，从轩楹开敞到⾼墙深峻，⽂学徽州渐渐变成理学徽州，那些⼤宅与古祠，也成
为儒家宗法⽂化的化⽯。拂开历史的封尘，徽州古宅也许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的美。好在我们都是惊鸿⼀瞥的旅⼈，没⼈去仔细打量———看上去很美，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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