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
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
2009-03-29 18:56
河流决⼝后放弃原来河床⽽另循新道称为改道，黄河由于多沙善淤，变迁⽆常，改道⼗分频繁，中游的宁夏银川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带的黄河河道都曾多次变迁，但影响重⼤的是黄河下游河道改道。
通常认为，《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河道是有⽂字记载的最早黄河河道。这条河道在孟津以上被夹束于⼭⾕之间，⼏⽆⼤的变化。在孟津以下，汇合洛⽔等⽀流，改向东北流，经今河南省北部，再向北流⼊河北省，⼜汇合漳⽔，向北流⼊今邢台，巨⿅以北的古⼤陆泽中。然后分为⼏⽀，顺地势⾼下向东北⽅向流⼊⼤海。⼈们称这条黄河河道为“禹河”据⽂献记载，黄河下游有以下⼏次重⼤的改道。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发⽣了有记载的第⼀次⼤改道。洪⽔从宿胥⼝（今淇河、卫河合流处）夺河⽽⾛，东⾏漯川，⾄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与漯川分流，北合漳河，⾄章武（今河北沧县东北）⼊海。这条新河在禹河之南。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瓠⼦决⼝，再次向南摆动，决⽔东南经巨野泽，由泗⽔⼊淮河。23年后虽经堵塞，但不久复决向南分流为屯⽒河，六七⼗年后才归故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决⼝，东南冲进漯川故道，经今河南南乐、⼭东朝
城、阳⾕、聊城，⾄禹城别漯川北⾏，⼜经⼭东临、惠民等地，⾄利津⼀带⼊海。此后⼏百年中，黄河情况不甚为频繁。北宋初期，决⼝不断，短时期、短距离的分流河道不少。直到宋仁宗庆历⼋年（1048年）六⽉，黄河再次改道，冲决澶州商胡埽，向北直奔⼤名，经聊城西⾄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海。这条河宋⼈称为“北流”，12年后，黄河在商胡埽下游今南乐西度决⼝，分流经今朝城、馆陶、乐陵、⽆棣⼊海、宋⼈称此河为“东流”。东流⾏⽔不到40年便断流。
南宋建炎⼆年（1128年），为防御⾦兵南下，东京守奖杜充在滑州⼈为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改疲乏，向东南分由泗⽔和济⽔⼊海。黄河⾄此由北⼊渤海改⽽南⼊黄海。直到1855年，黄河主要是在南⾯摆动，虽然时有北冲，但均被⼈⼒强⾏逼堵南流，南流夺淮⼊海期间，郑州以下，清⼝以上的黄河主流也是迁徙不定。由泗⽔，或汴⽔或涡⽔⼊淮，或由颍⽔⼊淮，或同时分⼏⽀⼊淮。直到明代后期潘季驯治河以后，黄河才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徐州、宿迁、淮阴⼀线，即今之明清故道，⾏⽔达300年。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境）铜⽡厢决⼝改道，再次摆回到北⾯，⾏经今河道，北流⼊渤海。
最近⼀次是抗⽇战争时期,1938年，蒋介⽯命令扒开郑州花园⼝黄河⼤堤，全河⼜向南流，沿贾鲁河、颍河、涡河⼊淮河。洪⽔漫流，灾民遍野。直到1947年堵复花园⼝后，黄河才回归北道，⾃⼭东垦利县⼊海。
在周定王五年以来的2600多年的时间⾥，黄河下游河道经历了从北到南，⼜从南再到北的⼤循环摆动。其中决⼝、改道不计其数。⼤体上以孟津为顶点，在北抵天津、南界淮河的这样⼀个⼤三⾓洲上，都是黄河改道迁徙的范围。
黄河改道的历史以及带来的⽣态影响
2010-01-01 12:05:29|  分类：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中⼩
黄河，古称“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每位炎黄⼦孙都引以为豪的母亲河。它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孕育了浩瀚⽆⽐的民族⽂化，其博⼤精深难以简单表达。然⽽，这条“母亲河”在历史上曾随其变迁⽽多次出现⽔害。据统计，从春秋时代的周定王五年（前602）到1949年新中国建⽴以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共决⼝达1593次，较⼤的改道26次，重⼤的改道6次。每次改道都给社会造成了重⼤的灾难，对黄河下游的⽣态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对中原地区的地理
环境也产⽣了较⼤的影响。
⼀、历史时期的黄河河道的变迁
1、先秦到两汉
先秦时期，古黄河的下游河道在冀中平原上游徙漫流，形成多股河道，故有“九河”之称。这⼀时期下游河道的河床是⽐较稳定的，据谭其骧先⽣考证，在筑堤以前，黄河下游河道见于古代⽂献记载的有《⼭海经·⼭经》、《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三条（以下简称《⼭经》河、《禹贡》河、《汉志》河）。三河皆北流⼊海。“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利。”由于没有堤防，每遇汛期，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战国中期筑堤以后，《⼭经》河和《禹贡》河断流，专⾛《汉志》河，河⼝在今黄骅附近，这是历史上黄河河⼝第⼀次⼤的变迁。此种情况⼀直沿袭到西汉末年。
西汉时，黄河决溢11次，主要是在中后期。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瓠⼦（今濮阳西南）决⼝，洪⽔东南泻⼊巨野泽，由泗⽔⼊淮，这是西汉最著名的⼀次决溢，历时20余年，直到元封⼆年（前109年）才堵塞回归故道。其后，黄河多有决溢。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以上决⼝，久不堵塞，泛滥于济、汴之间长达60年，直到东汉王景治河，才结束这种局⾯。
东汉永平⼗⼆年（69年），动员了数⼗万⼈，在王景的主持下，采⽤修堤、护岸和疏浚等⽅法进⾏综合治理，⽅固定了河道。史称，王景与助⼿王吴“商度地势，凿⼭⾩，破砥渍，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门。令更相洄注，⽆遗漏之患”。通过这次治河，“修渠筑堤，⾃荥阳东⾄千乘海⼝千余⾥”，形成了⼀条新的河道。⼀般认为，这是黄河第⼆次重⼤的改道。
2、隋唐五代时期
⾃东汉以后，由于王景治河疏导得法，特别是因黄河中游的黄⼟⾼原⼀度变农为牧，中原地区⽣态环境破坏速度趋缓等原因，黄河出现了700年左右的长期安流的局⾯。
⾃唐中期以后，黄河泛滥⽇益严重。五代初年，黄河决⼝即不绝于史。五代数⼗年间，黄河不仅因洪⽔频繁决⼝，⽽且因战乱不⽌，许多军阀以⽔为兵，多次⼈为决⼝，以致中原连年⽔灾。
3、宋辽⾦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辽宋⾦时期的370余年间，黄河决⼝泛滥或改道有记载的就达到210余次。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河决澶渊，泛数州”；“五⽉，河⼤决濮阳，⼜决阳武”。太宗太平兴国⼆年（977年）秋七⽉，“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荥泽、澶州之顿丘”，以致中原等地⼀⽚泽国。此后黄河决溢之害较前更甚。宋仁宗时，黄河决⼝频繁且⼤。天圣年间，黄河在滑州与澶州之王楚埽等地再次决⼝。景祐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加上后来的决⼝，黄河在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开始逐渐冲出⼀条新河，在今⽆棣以备⼊海，后世史书多以此称为“横陇河”。
庆历⼋年（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在今濮阳东）决⼝，向北改道，形成“北流”，在泥沽（今天津市东南）⼊海。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在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决⼝，向东分出⼀⽀，形成“东流”，亦称⼆股河，在⽆棣北⼊海。此后，宋朝统治阶级内部就黄河是北流还是东流的问题进⾏激烈的争议，长达数⼗年之久。以⾃然条件⽽论，北流较为顺应河势。从防御契丹的⾓度出发，黄河北流，
流⼊契丹境和淤塞北宋边境上的塘泊，均带来不利因素，即所
谓“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熙宁⼆年（1069年），为实现全河东流，堵塞北流，使河⽔尽归⼆股河⼊海。黄河单独东流⼊海持续了11年，⼜于元丰四年（1081年）在澶州⼩吴埽（今濮阳西南）决⼝，北流⾄天津西⼊海。元祐⼋元（1093年）⼜⼀次⼈为挽河东流，但没有⼏年，⼜于元符⼆年（1099年）在内黄决⼝，主流仍⾛⼩吴埽北流故道，东流尽绝，惟北流独好。
⾦⼤定⼋年（1168年），河决李固渡，于单县附近分流，“南流”（于徐州与旧河合，经邳州⼊淮）夺全河⼗分之六，“北流”占⼗分之四，开始了两道分流。此后，⼤定⼗⼀年和⼤定⼆⼗年，黄河先后决原武县（今原阳原武镇）王村和卫州（今卫辉）及延津京东埽。⾄⾦章宗泰和⼋年（1208年），黄河下游合为⼀股，⾃新乡折向东流，经徐州、邳州，由泗⼊淮。
蒙古对⾦、宋战争中，黄河曾两次⼈为决⼝，天兴元年（1232年）和天兴三年，蒙古军先后在凤池⼝（今南丘西北）和⼨⾦淀决河攻城。在此以前，黄河南徙不超过唐宋汴河⼀线，⾄此却
夺涡、颍⼊淮，这是⼀次⼤的变迁。⼤德元年（1279年），河决杞县蒲⼝，⾄徐州汇泗⽔⼊淮。此后，黄河继续北移。⾄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茅⼝（在今曹县西北）决⼝，主流北徙，沿⼊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正⼗⼀年，贾鲁治河，采⽤疏、浚、塞三法堵塞北流，挽河东南⾛由泗⼊淮的故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贾鲁河”。这条河道的新道⾃黄陵冈（今兰考县东）向东南，于徐州⼊泗⽔，
循泗⼊淮。
4、明清时期
黄河最后流入哪个海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黄河发⽣了第五次重⼤改道。明初，黄河经常是数条河道并存，都汇流于淮河⼊海。到明中叶弘治⼆年（1489年），黄河⼜在开封等地决⼝，河⽔以汴、泗、涡、颖诸河为泛滥时的主要河道⽽最终汇经淮河⼊海。但是，当时黄河北决泛⼊运河的危险尚存。⾃明朝迁都北京后，为了确保漕运通畅，明王朝曾多次治理黄河，故有⽩昂奉命“筑阳武长堤”，刘⼤夏筑太⾏内外两道护堤，外堤⾃胙城抵虞城，“凡三百六⼗⾥”；内堤⾃祥福抵⼩宋集，“凡百六⼗⾥”。嘉靖⾄万历年间，曾四次总理河道的著名治取得了明显的治河成效。此后，整个黄河的⽔集中经汴、泗⽔⼊淮，与淮河并流⼊海。从⽽保证了当时漕运河道的畅通和安全。
咸丰五年（1855年）六⽉，黄河在兰阳（今兰考）铜⽡厢⼤决，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军起义，⽆⼒堵塞，遂造成黄河北徙改道夺⼤清河由利津⼊海，结束了黄河由淮⼊海的历史。⾃咸丰改道⾄同治末（1874年），黄河呈漫流状况，⾃长垣兰通集下分为⼆股三⽀，其中⼀⽀⾄张秋⼊⼤清河，即为后来黄河正流。光绪元年（1875）⾄光绪⼗年，两岸⼤堤建⽴，新的河道初步形成。这条河道⼤体上就是现在黄河的河道。清末⾄解放前河患仍不断发⽣。1938年6⽉，国民党政府企图利⽤洪⽔阻⽌⽇军西进，挖开花园⼝⼤堤，黄河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洪⽔沿淮泻⼊洪泽、⾼邮诸湖，
汇⼊长江，直到1947年3⽉才在花园⼝堵⼝，复归故道。此次决⼝的受灾⾯积达54000平⽅公⾥，死亡失踪多达89万⼈，历时9年半，所致灾害之严重，为黄河史所罕见。对黄河下游来说，也是⼀次较⼤的变迁。
⼆、黄河改道带来的⽣态环境的影响
黄河改道以后，下游地区河患次数增多，且规模⼤，持续时间长，所造成的灾祸也就⾮常惨重。常年持续的河患使得下游地区⽣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黄河决⼝后，洪⽔恣意泛滥，巨浪滔天，⼤⾯积的草⽊、庄稼、动物等被淹没。洪⽔以及所携带的⼤量泥沙，破坏了下游地区的⾃然⾯貌，毁坏了植被，造成⽔系紊乱、河湖淤积。史料记载，后晋开运元年（944）六⽉，黄河决⼝，在淹没了今河南北部和⼭东西南部的⼴⼤地区的同时，洪⽔开始积聚在梁⼭周围，将原来的巨野泽扩展为了著名的梁⼭泊；不仅如此，黄河决⼝在⼀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政治军事⽣态布局的重新排列组合。据《⼭东黄河志》统计，1855年以后，黄河决溢成灾，侵淤徒骇河45次，马颊河7次，北五湖12次。这不仅削弱了蓄泄能⼒，还在平地上留下了⼤⽚沙地和洼地；恶化了⽓候环境，从⽽加重了下游地区的⽔、旱灾害。⽔、旱灾害进⼀步造成良⽥荒芜、⼟地沙化，尤其以黄河泛滥造成的⼟地沙化最为严重。黄河溃决之后，由于泥沙的沉积，使⼤量良⽥严重沙化，危害极⼤，实与洪⽔冲击之害相当。很多地区的⼟地尽被沙压，⽔退之后，⼀经微风。尘⼟飞扬迷漫，且五⾕不⽣，野⽆青草，⼟质极差。
除⼟地沙化外，⼟地碱化现象也⼗分严重。由于降⾬或洪⽔灾害，地下⽔位升⾼，在蒸发作⽤下，盐分向⼟壤表层集结，⽔去盐留，往往出现盐碱地。黄河决⼝后，黄河沿岸或其他低洼易涝地区，由于排⽔不畅．浸泽⽇久。形成了⼤⾯积盐碱地。如蒲台蔡家寨碱地，就是因为黄河改道后河⽔浸湿及排⽔不良⽽形成的，其碱⼟层有时深达⼀尺有馀。盐碱地对农作物的⽣长极为不利，碱层浅的⼟地经过挑沟、翻地等⽅式改良后．还可以种植⾖、麦之类的作物，碱性较⼤的地区只能⽣长芦苇等，再严重的地区只好完全废弃。
肆虐的洪⽔使得⼈⼝锐减，严重阻碍了黄河下游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灾不仅夺去千百万⼈的⽣命，破坏社会⽣产⼒，⽽且吞没了农⽥民舍等⽣产⽣活资料，使⽼百姓不能恢复再⽣产。黄河决⼝的当年，下游地区夏、秋两季均绝产，只得靠截留运河漕粮维持⽣计。在晚清的奏折、上谕中，黄河决⼝后类似“淹毙⼈⼝甚重”、“居民村庄．尽被⽔淹”等记载屡见不鲜。据估计，在光绪⼆⼗⼀年(1895)⾄⼆⼗三年的连续三次⼤决⼝中，黄河下游地区死亡⼈数不下⼆⼗万，且“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存”。当时的情景是：黄⽔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所⾄，浩淼⽆涯；灾民处⾼地，搭盖窝棚，暂为栖息；济南、武定两府很多州县多陷巨浸之中，⼈⼝死者⽆数。洪⽔所过之处，⼤量⼟地沙化荒芜，农民失去⽣产基础；灾后⼤量农村劳动⼒急剧流失，农业⽣产急剧退化。
⼀条淹没过许多家园和梦想，也滋润了许多沃野和希望的岁⽉河，这是⼀条负载厚重的泥沙也负重粗旷
的船⼯号⼦的⽣活河。这条孕育了中华五千年⽂明的母亲河，已⾛过了千万年历史的
变迁。在其中，它经历了多少，看透了多少，冲来巨浪⼜淘尽了多少春秋事迹。历史，早已⽆情的在它的河床古道上留下了⽆数岁⽉磨合的刻痕。定格的道道印痕中，黄河似在倾说着它的那段昔⽇复杂的历史，它拥有的辉煌与苦难共存的过去。
“先天下之忧⽽忧，后天下之乐⽽乐。”范公的千古绝唱绵延⾄今。历史不会⽌步，黄河⽔也不会停流。我们应拥有先辈的那份⼼、那份情感。不仅是为了黄河的治理和民族的⿍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我们同是炎黄⼦孙，同是中华⼈。不朽的黄河在我们⾝边流过，不朽的⽂明在我们脚下延伸。我们不希望⾃⼰的后代在历史中迷失⽅向⽽站在黄河边哭泣，听浑浊的河⽔共和悲⾳。我们不拘黄河的⼀次次“洗礼”，是因为我们憧憬着黄河的未来，那沉沉的历史重担，早已不容质疑的压在了我们并不成熟的肩头。我们不能让黄河再⼀次展现出它在历史上桀骜不驯的⼀⾯，再给我们甚⾄是给我们的下⼀代带来⽆尽的灾难和伤痛。黄河在注⽬，历史在凝视，我们静坐不得，也徘徊不得，惟有与它同⾏。
历史上黄河改道的⼈⽂原因和⾃然因素
(2006-05-31 17:04:59)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国难与河患同作。1855年黄河改道经由⼭东⼊渤海，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次⼤
改道，从此，原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患⼏乎全都落到了⼭东头上……  　1855年(清咸丰五年)8⽉1⽇，黄河决⼝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厢，汹涌黄河⽔分为三股：“⼀股由赵王河⾛⼭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东明县南北⼆门分注，经⼭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清河⼊海。”这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次⼤改道。当时，濮范以下，寿张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等州县，凡系运河及⼤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东全省有五府⼆⼗余州县受灾，鲁西南、西北⼴⼤地区黄⽔横流。
灾难性的黄河改道
在黄河此次改道之前，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现在的⾏政区划，⼤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后经⼭东的曹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萧县，最后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宁、滨海⼊黄海。铜⽡厢决⼝后，黄河冲破原有河道，改向北⾏，在⼭东境内夺⼤清河⼊渤海。
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黄河连续发⽣了⼏次⼤的溃决，⽽且溃决后“久不合龙”，到1853年，苏北、鲁南的情形为“饿殍载道”、“⼫骸遍野”，甚⾄出现“倒毙之⼫，半被饥民割⾁⽽⾷”的惨状。由于黄河的屡次溃决和清政府的治理不⼒，当时的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已经成了惨绝⼈寰的⼈间地狱。因⽽，在黄河改道之后，深受黄⽔之害的苏、皖民众如庆再⽣，⽽⼭东⼈民却⼏乎要承担此后全部的黄河灾难。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黄河⽆论从⼭东还是从江苏⼊海都会带来灾难。⼭东、江苏民众都从⾃⾝利益出发希望黄河从对⽅境内⼊海，正所谓：“东民⾝被其灾，痛⼼疾⾸，⽇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声，⽇冀河之北流。”两省地⽅官也难以摆脱“异地之官竞护其境”的考虑，为保全当地民众，不得不“以邻为壑”。因此，苏皖民众庆幸再⽣之⽇也就是⼭东民众流离失所之时。
⼈祸加剧天灾
1855年8⽉1⽇黄河决⼝之初，清政府曾设想堵⼝。8⽉19⽇，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在决⼝处作了⼀次实地勘察，测得决⼝东西坝相距实有⼀百七⼋⼗丈之宽，这么⼤的决⼝要想筑堵成功，实在是⼀项巨⼤的⼯程，需⽤⼯⼏万⾄⼏⼗万，⽤银⼏百万⾄上千万。⽽1855年对清政府来说是⼀个⽣死攸关的年份，太平天国不仅在南京建⽴了政权，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地区，⽽且它的北伐军⼀度打到北京附近，清政府⾯临被推翻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必然把农民起义当作⼼头⼤患，必欲除之⽽后快，对黄河的泛滥只能“深堪悯恻”，在“因势利导”、“设法疏消”的幌⼦下任凭黄⽔漫流。清廷在9⽉6⽇的上谕中特别强调堵⼝的困难：“惟历届⼤⼯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时断难兴筑。”
清政府在黄河改道前后的⽆为表现，使得这次黄河改道的危害极为惨烈。决⼝当年，⼭东巡抚崇恩统计，成灾⼗分(即颗粒⽆收)的有1821个村庄，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村庄，灾情⼋分者有
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7161个。咸丰年间，⼭东是我国⼈⼝密度最⾼的省份之⼀，如果每个村庄按200户⼈家、每户5⼝⼈统计，⼭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当时的情景是，黄⽔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所⾄浩淼⽆涯；灾民皆散处⼭麓⾼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济南、武定两府如历城、章丘等州县多陷巨浸之中，⼈⼝死者不可胜计。”
相伴⽽来的苛政兵灾
黄河改道与⼀般的⾃然灾害有所不同，⼀般的⾃然灾害⼤多是⼀过性或间断性的，受灾民众尚有喘息机会，⽽黄河改道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1855年决⼝到1884年⼭东黄河两岸堤防修整完成，这30年间⼭东⼏乎年年黄⽔泛滥，即使1884年后，也“⽆岁不决，⽆岁不数决”。
适当其时，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均向清王朝杀来，清政府⼀⽅⾯在上谕中屡屡表⽰“念及⼩民荡析离居，难安寝馈”，⼀⽅⾯却⼜催促⼭东为战事调拨饷粮和向京师解款。1856年11⽉20⽇上
谕“拨⼭东司库银五万两解往江南徐州军营，以济要需”。1857年11⽉16⽇上谕令⼭东巡抚崇
恩“于⼭东藩运⼆库迅速筹拨银五六万两，分起解赴胜保军营以资接济，⽏稍迟延”。为应付英法索要赔款，⼜于1860年10⽉31⽇谕令“直⾪、⼭东、河南各解银⼆⼗万两……⽆论何款，赶紧著拨委员星速兼
程进京，赴库交纳，银两⼀⽇不到，即英法⼀⽇不能退兵”。⼭东灾民的救命粮、活命款就这样被剥夺挪⽤。
清政府枝枝节节的治理和杯⽔车薪的赈济还赶不上过度的盘剥搜刮，⼭东沿黄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椽之覆，⾷⽆⼀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灾民们为了⽣存或流离他乡，或沦为“盗贼”，由此酿成了咸丰同治年间屡扑屡起的⼭东民变。⽽⼀旦民变发⽣，清政府即派重兵镇压，所派兵勇更在灾荒、苛政之后，再⼀次对民众进⾏蹂躏。这点连当时拥兵来到⼭东的僧格林沁都看不下去，他在致军机⼤⾂的信函中写道：“先闻东省所派兵勇降众，追剿窜匪，该匪只因官兵追尾，到处不敢停留，乡民受灾尚轻，百姓⽅庆贼之过境，不意兵勇赶⾄，其奸淫焚掳，⼗室九空，民之恨兵，甚于恨贼。”
遂成“糜烂之地”
改道之前，黄河是阻⽌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道天险，⼭东南部诸县“时皆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黄河⾃兰阳漫⼝之后，“下游⾃下北缺⼝以⾄曹县，旧河数百⾥⽆涓滴之⽔，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北进再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东遂成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均各被围。”
为镇压北伐军和捻军，僧格林沁、李鸿章都采取过“以⽔代兵”的战术，乱挖乱决河堤，平添了许多灾难。
1855年，北伐军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密决运河之⽔倒灌贼巢，⼟墟之中，泥深没髁，官军逼近⼟捻，烧贼窟数处，⽣擒捻⾸李开芳。”后来，李鸿章⽤“兜围”之法，把西捻军困在黄运之间，他⽇盼黄河⽔涨，借此消灭捻军。当阴谋得逞后，竟吹嘘说：“神⾄之⽇，黄⽔复暴涨，⾃运河以泊马颊诸河⽆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线，遂为⾦城巨防，⽽四⾯沮洳，贼虽健马如云，不得不束⼿就死。”
在⽆情天灾⾯前，⼭东民众还要⾯对更为惨烈的⼈为的灭顶之灾。⼈们意想不到的是，此前为黄河所限不能北驱的捻军趁机进⼊鲁西南后，遍地的灾民迅速集结为各种类型的反清武装⼒量，把⼭东搅得“糜烂⽆遗”。清政府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这样，黄患、民变、苛政、兵扰叠加⽽⾄，终于把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发展到了极致。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靳辅⼤治理黄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惟务泄涨”，导致海⼝渐淤，河底渐⾼。⾃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书统计，清初⾄鸦⽚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次，与明代(1368—1644年)平均每7个⽉决⼝⼀次相⽐，总体情况可谓每况愈下。
黄河决⼝是关系国计民⽣的⼤事，是堵是疏都刻不容缓。1855年黄河改道后，清政府当年下
令“暂⾏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泛滥。其间原由相当复杂，
除资⾦紧张、内忧外患外，在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海)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也是⼀个原因。正因如此，清政府未能形成统⼀的治河⽅案，只是劝导民众筑埝御洪，⽽民众物⼒财⼒有限，再加上惜地护庐，所筑⼩埝多狭窄简陋，难以容⽔御⽔。当时，清政府不愿聚集民⼯筑堤修坝，还有⼀个不可告⼈的考虑，就是担⼼⼗⼏万民⼯聚集河岸，⼀旦失控，将酿成⼤祸。在后来“改道派”的奏章中就有这样的论调。如翁同龢在罗列黄⽔南注“⼆⼤患五可虑”中，有⼀虑就是：“颍寿徐淮之地，好勇⽃狠，夙称难治，⼩民荡析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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