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
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
摘要：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重庆地名对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重庆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前代土著遗存较少，移民地名反而较多；反之战乱影响较少，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故重庆移民地名沿江的地区高于边远山区，老重庆高于涪、万地区。重庆移民省籍主要来源湖广，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相一致。重庆地名还反映了移民后的社会变迁、经济文化整合。
关键词：重庆；移民地名；湖广填四川
移民对地名影响巨大，移民史研究为地名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地名研究也为移民研究弥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两者可以相得益彰，共同进步。“湖广填四川”在重庆地名中有较强的反映。但重庆市移民地名研究还鲜有人涉及。本文以重庆直辖市行政区域为范围，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地名进行探讨。在我国古地名中，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名有史可证，有章可据，而今县级以下的镇、乡级及乡级以下的地名则文献记叙相对较略，甚至没有记载。明清之际，整个四川因战乱造成土著川人有“百不存一”、“土著仅十之一二”之说。由于居民剧烈减少，甚至整乡整
村地消失，一些乡村地名也随之减少或消失。在后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必然产生大量新的地名，这些地名反映了明清移民情况，地名成为“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见证。本文希望通过对移民地名的探讨，进一步认识“湖广填四川”的问题。笔者以上世纪80年代原四川省编修的川东（今重庆）的区县地名为基础进行统计研究，将移民地名信息分为两个层次：一级移民地名，其地名信息中移民籍是非四川籍，注明移民后所在地及命名缘由，如“谢家坪：湖广进四川，姓谢的在此为业”；二级移民地名：此类地名没有移民来源地，但确定时间是明清之际，其地名是移民而产生的，如：“马家沟：清初，马家迁此沟内定居，故名”。另外还有相关地名，如反映明清战乱的地名及战乱后移民恢复经济的地名，本文只作辅助参考。
一、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涪
笔者将重庆市移民地名分为三块统计，即上川东地区老重庆、中川东涪陵地区、下川东万县地区。统计结果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重庆直辖市区域（城口未统计）一级移民地名共有293个，二级移民地名共212个，
共有移民地名504个。这些地名看似杂乱，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重庆移民地名分布具有一定规律与特点。
（一）上、中、下川东移民地名分布特点的横向比较
以上、中、下川东地理空间横向看，上川东一级移民地名183个，二级移民地名163个，合计346个。上川东统计的20个行政区县，平均每区县一级移民地名9.15个，二级有8.15个，平均每区县17.3个。如果将渝中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江北区作为整个大市区，与涪陵市、万县市统一统计口径，则平均每区县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12.2和10.87，平均每区县23.1个。中川东一级移民地名33个，二级移民地名17个，合计50个。以10个行政区县计算，平均每区县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3.3个和1.7个，平均每区县5个。下川东统计的9个行政区县中一级移民地名77个，二级32个，合计109个，平均每区县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8.56个和3.56个，共12个。而老重庆市（上川东）土地面积22341平方公里，比万县的29483平方公里与涪陵的29526平方公里面积要少。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区县平均值，上川东地区比中、下川东移民名多得多，下川东又比中川东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呢?
首先，历代上川东经济较中下川东发达，自然条件优越，以丘陵平坝为主，水利耕作方便，人口承载量大，有较好的农业基础，人类活动的趋利性使后来的移民自然选择平坝缓丘开垦拓殖，容纳移民数量多，移民地名也就相对较多。故上川东为当时移民首选，聚居移民人口较多，因移民而命名的地名概率相应亦高。反观中川东和下川东，不仅平坝缓丘较少，而且多高山、峡谷，不利灌溉，在移民吸纳量上就较少。
其次，交通便利是重要因素。当时移民以拓荒垦殖为主要目的，故易到达目的地是首要条件。上川东不仅有相对较缓的长江干流，也有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的嘉陵江，陆路交通也发达，如巴县一级移民地名达68条，北碚虽一级移民地名只2条，但二级有79条，合川一级有17条。这与巴县良港便捷，北碚和合川亦有嘉陵江水道之利有关。第三，中、下川东战乱后清代以前的土著居民遗存相对较多。涪陵南部背靠滇黔，有大娄山，万县北有大巴山，这些地方森林密布，交通不便，在相对隔绝的洞穴、山寨与深山老林，明代土著居民遗存较多。如巫溪老鹰寨：“相传明末献贼肆虐，惟避居于此者保全无害”（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奉节方家峒：“地居险要，深不可测，前峒宽容数百人，明末流者拢夔，土人方姓者避此洞得免，因名”（光绪《奉节县志》卷一四）。笔者家谱载：迁入川东时一共九房，“于洪武六年五月十四日分手，各散以至于今年，经数百世”。重修谱时为民国，九房均还生活在川东，而
笔者二房黄峰此系在巫山已超过万人，仅起阳乡就有三千人。（民国《黄氏宗谱》）故下川东元明土著遗存比学界认为的5-10%为高。笔者生于大巴山，所见家谱确有明中前期迁入当地的，巫山县起阳、庙堂、平河等乡十大家族（沈、陶、杨、石、刘、黄、李、张、袁、王）约占三乡人口的五分之四，笔者所见谱书记载全是洪武迁入，而非巫山县志记载的是清代迁入。胡昭曦先生认为：“清朝初年四川的土著人户是不少的，只是比例难统计，地主阶级反动宣传说经过张献忠起义，清初四川土著已'百无一二’'无孑遗矣’。纯属夸大和诬蔑，应该加以澄清。”也就是说土著遗存相对多，移民地名就非常少。
下面横向对中、下川东移民地名进行比较，中川东一级移民地33个，二级17个，一共50个。下川东一级77个，二级32个，一共109个。两个区域的行政区县相当，但无论是从移民地名的绝对数量还是区县平均值，下川东是中川东的两倍多，其原因在于下川东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云、开、万、梁等平坝地区在唐宋时期就是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承载量相对较多；该地又处于水陆交通线上，是入川门户，万县元代后一直是川东第二大港口，明清时已成为川东商品第二大集散地。另一方面，中川东的黔江地区开发较晚，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清战乱影响相对较轻，土著人较多，留给移民的空间相对较少。曹树基先生认为涪陵、长寿、石柱等地土著人比例占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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