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批评论
《文心雕龙》批评论
《文心雕龙》的批评论
《文心雕龙》的批评论比较全面，能够自成体系，且观点比较新锐、精当，有一定的超前性。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论文学批评的意义、态度、方法、标准，论文学批评家自身素质的培养与提高。驭
1、论批评的意义
在刘勰看来，文学批评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要进行文学批评必然先要阅读鉴赏，而阅读鉴赏会给人们带来审美愉悦，这层意义就批评者自身而言。所以他把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书籍陈之为“国华”（国之珍宝），如同被誉为“国香”的兰花一样，受到人们喜爱。他说：“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知音》，下同）兰花需要人们佩戴，才能更加散发它的芬芳；文学作品需要人们阅读鉴赏，才能呈现它的美妙。这就好比“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那感觉就好像登台游春之人心旷神怡，又好似旅客听着美妙音乐、吃着可口饭菜而舍不得离开一般，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吸引力。一个人若不“垂意”于此，
不开展文学鉴赏与批评，那他与这种快感也就无缘。换言之，阅读鉴赏给接受者带来审美享受，是文学批评意义的第一层面。
再就作品而言，它需要批评家来分析、揭示、判断、评价，才能够发挥其社会效用，此所谓“翫绎方美”。“翫绎”，就是悉心体会，就是分析评判的过程。没有读者的“翫绎”，再好的书籍也不过是纸张一堆。故刘勰又说“良书盈箧，妙鉴乃订”，一个作家，著作等身，写了满箱子的书，可这些书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还得靠批评家的“妙鉴”才能确定。如此说来，文学批评的意义重大，它是衡量作品质量优劣的天平，是读者阅读书籍的选择依据。
2、论批评的态度
在文学批评领域，历来存在着需要努力纠正、不断克服的不良倾向，这就是批评家的主观片面性和不公正态度。王充、曹丕、葛洪等人都有过相关论断，刘勰也不例外。在《知音》篇中，他用了三个词来披露批评领域的陋习弊端：“贱同思古”、“信伪迷真”、“崇己抑人”。他说：
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
刘勰认为，历史上的秦始皇、汉武帝，倒是慧眼识文，一度对韩非、司马相如的作品钦佩有加，恨不同时；可一旦知道他们竟是同代人，则兴味索然，甚至“韩囚而马轻”。这岂不是“贱同”、瞧不起同代人吗？这样的批评态度难道公正吗？而班固、曹植固然才华“鸿懿”，可他们却喜欢听恭维话，听不进批评意见，又瞧不起同行，贬损他人，这岂不是“崇己抑人”吗？楼护道听途说，杂学不文轻率断言司马迁请教东方朔才创作《史记》，这样离谱的话，与太史公的思想人格、家学遗命格格不入，岂不是信口开河、“信伪迷真”吗？
上述批评现象中的诸多弊端，归根到底就是一条：态度不正。有感于此，刘勰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一个人心所向的约法：“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所谓“轻重”，犹言声誉，是指作家在社会上名气大小、地位高低；“无私于”，是说批评家禀持公心，不为其左右，能够客观公正地批评其作品，不因“重”而溢美，不因“轻”而废言。所谓“憎爱”，是指批评家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与具体作家之间的关系亲疏；“不偏于”同样是说禀持公心，排除偏见，不为个人情感所左右，不能“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而要力求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3、论批判的方法
如何进行实际的文学批判？《知音》篇提出了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法，即所谓“先标六观”，后唯“见异”。刘勰写到：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这意思是说，若要评判作品，甄别优劣，可以先从六个方面来下手。其一“观位体”，是指观察作者在文章中是如何根据思想内容来安排体制结构的，其所表达的情感同所选用的体式是否契合。因为体制制约着内容的表达，影响着风格的差异，甚至关系到写作的成败。臂如若是表章，则要求“指事造实”，“勿得浮华”（《章表》）；若是诗歌，则要求“感物咏志”，“英华弥缛”（《明诗》）等等。
其二“观置辞”，指观察作品的文辞运用是否妥当，是否能明理达意；所谓“联辞结采，将欲明理”（《情采》），“练于骨者，析词必精”（《风骨》）。
其三“观通变”，指观察作品的因革关系，分析其中的继承和创新因素；所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变则可久，通则不乏”（《通变》）。核心是反对因袭模拟，态度是“趋时必果，趁机无怯”，目标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
其四“观其正”，指考察作品的创作方法是否合理，是“执正以驭奇”呢，还是“逐奇而失正”（《定势》）？所谓“奇正”，是内涵不同却又相反相成的两个概念：“奇”即新奇，主要指作品的奇辞异采，所谓“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辨骚》）！“正”指儒家经典体现的雅正文风。依刘勰看法，“奇”也要，“正”也要，问题是何者为主导而居于首位？据《定势》篇可知，刘勰是主张“执正以驭奇”的。换句话说，即主张在儒家经意、保证作品雅正文风的前提下，也要出“奇”，要有所选择地借鉴运用楚骚文体特有的奇异风采。反之，若“厌黩旧式”，丢掉基本传统，一味“穿凿取新”，那是不可取的。
其五“观事义”，即考察作品用来表达思想情感的具体事务是否妥当，体会“事”与“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否合乎逻辑。“事”即“事类”，“义”即“情义”。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事类》）在他之前的挚虞《文章流别论》亦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换言之，作品反映的思想感情（“义”）是主要的，属于第一位；而用以起兴、用来比喻自然事物（“事”）是辅助的，属于第二位。两者搭配是否得当，是否喧宾夺主。这就要批评家来观察衡量了。
其六“观宫商”，指观察作品的声韵是否和谐自然、优美动听。这大抵就韵文而言。《声律》篇云“标情务远，比音则近”，盖谓音韵和谐，容易上口，读者乐意吟诵，流传便能久远。
一般认为，“六观”之中，“位体”、“置辞”、“宫商着眼于文学形式，“通变”、“奇正”、“事义”着眼于文学内容。它们共同构成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过程和操作方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逐步引导读者和批评家贴近作品，走进作家。
在“六观”得以“先标”之后，文学批评活动可说已经告一段落，但并未最终完成。批评者要成为作家的“知音”，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见异”。对此，刘勰举重若轻，一语带过：“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彩。’见异唯知音耳！”屈原的话见于《九章·怀沙》，谓之文疏质讷，世人不知我有异才，感慨知音难逢。此言既愤激，又寄于期望。刘勰以此为据，提出文学批评家应该“见异”的主张，即要求发现作家作品不同寻常的奇异之处，揭示其独到的创新价值。这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命题，属于批评水准的高层次要求，是值得留意的。
4、论批评的标准
文学批评的标准与文学批评的方法不同：“方法”是具体的操作步骤、研究手段，而“标准”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制定的准则。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为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制定了不同的批评标准，为人们从事鉴赏和批评提供了依据。譬如《议对》篇说：“文以辨洁为能，不
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可以理解为这是对“议对”文体的的批评标准：文辞简洁，叙事明了，所言内容合乎实际。符合这个标准的，其作者称为“能”，其作品称为“美”。反之，则叙事不清，文辞繁琐，那就是低劣之作了。今天看来。这应属于艺术标准或审美标准，是比较合理的，可以适用于一般的实用散文。
关于诗歌，刘勰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明诗》）也就是说，批评者在评论四言诗时，应该以雅正温润的艺术风格为优；评论五言诗时，以清新艳丽的艺术风格为佳。对于赋体作品，刘勰的批评标准是：“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诠赋》）这实际上，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提出要求，其识见是不错的。总而言之文艺作品都应合乎观者的视听需求，满足读者的欣赏愿望，这是最通行的标准。所谓“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总术》），作品达到这种境界，收到如此效果，有谁会说不好呢？看来，刘勰也认识到，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是评判作品优劣的最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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