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乡县衙的“天理国法人情”
内乡县衙的“天理国法人情”
作者：郭涛
来源：《文化产业》2014年第10期
        摘 要：“五常指的是什么天理、国法、人情”这里的“天理”是指天然的道理、自然的法则，“国法”是指国家的法纪，“人情”指的是民情或民意。这六个字是给县官一点判案的启示——也即做事循天理，断案凭国法，处事合人情。其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自己在处理政事时，能够的冷静分析事情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了解各个层面的利害关系，到处理事情的最佳途径。这也是知县施政办案的基本纲领。
        关键词：天理；国法；人情；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0-00-01
        正文：当历史的车轮碾碎了一切封建旧制，数以千计的封建时代官署衙门近乎绝迹时，内乡县衙以仅有的完整标本得以侥幸留存，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内乡县衙二堂屏门上悬挂一“天理、国法、人情”匾额，此匾为内乡县衙现存建筑主持营建者章炳焘所撰，意在表明自己的为官之道，即做事循天理、断案凭国法，处事合人情。
        天理国法人情之间的关系
        内乡县衙“天理国法人情”匾额悬挂于二堂屏门，与二堂相对。二堂现为“琴治堂”，过去曾叫“退思堂”，二堂是知县对一些大案、要案预审，对一些民事案件息讼调解，大堂审案中临时休息深思的地方。清代，知县集一县行政与司法职权于一身，处理一方案件是其重要职责，此匾悬挂于此有其特殊的含义。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观念中，立法是一个总结“人情”、整理并升华“人情”的过程；司法是“人情”在争论事件中的演练或操作过程；守法即是以法律化的“人情”约束个人私欲的过程，衙门的司法处处必须体现人情、满足人情。内乡县衙二堂屏门的“天理国法人情”，也是强调司法过程中要处理好人情。
        古代中国自两汉开始，儒家理论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政治指导原理，就确立了所谓“德主刑辅”的传统政治原则。法律从秦汉时期那至高无上的地位跌落下来，国家被认为应该在其他地位更高、包容性更大、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指导下，经过调节，才能实施运用于各个具体案件。这些原则就是所谓的“天理”、“人情”，亦即“情理”。只会简单的按法办事的法官都被视为“俗吏”，真正的士大夫为官处事应该是能够站在法律之上，瞻前顾后，以天理、人情或
情理协调法律的才是理想的法官。
        天理国法人情的裁判价值
        “天理”原指天道，自然的规则，或是儒家所说的人善良的天性。《礼记·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后世儒家将两者的意义结合，尤其是宋儒理学之说盛行，以天理指自然界和人类共同的规划，如三纲五常之类礼教的最基本原则。直到今天，人们碰到某些认为极端不平之事的时候，还会脱口而出“天理难容”这四个字。
        “人情”一词原指人类具有的共同的情感，所谓“人之常情”。这里的人情是指不过分，不苛求，存大体，容小过，“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论语》中的“恕”之道。东汉时名儒卓茂为密县县令，县里有个百姓来告发亭长收受了他送的猪肉等礼物。卓茂听了，把他叫到一边问：“这些东西是亭长你的吗？”那人说没有。卓茂又问：“你是因为有事求他才送他东西的吗？”那人也说不是。卓茂不以为然地说：“礼尚往来，年节馈赠，互通有无，不是挺好的吗？这有什么好告的呢？”那人说：“法律不是严格禁止官吏收受下属百姓的礼物吗？”卓茂笑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要是都严格按法律处理，那就先得治你的行贿罪了。”（《后汉书·卓茂传》）
        在儒者看来，法律过于死板，过于严酷，必须要以这样的“人情”来调节。所谓“王法本乎人情”、“人情大于王法”之类的说法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唐朝史学家颜师古对《汉书·循吏传》注解为：“循者，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郑克在《严明》一门注：“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他所说的人情也是不要死抠法条的意思。能够在掌握法律原则的同时又能体谅人情的才是受人称颂的好官。
        天理国法人情背后的故事
        内乡县衙二堂“天理国法人情”这六字匾额，说起来还有一个典故。说清光绪十八年，章炳焘知任内乡县令，上任之初与其他县令一样，邀请县内豪绅富贾等有头脸的人物大摆宴席，以入乡问俗，共谋治县大计，以求得他们的支持。这天，县衙大堂内外，宾客满棚，其乐融融。章炳焘先致词发言：“章某能到贵地为官，这是与内乡百姓的缘分，只是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还望各位多多指教，多多支持，请大家开怀畅饮。”酒过三巡，众人听说章炳焘能写一手好字，便劝章炳焘为县衙题写匾额，章早已胸有成竹，趁着酒兴挥笔写下了“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并解释说，这六个字就是章某以后为政处事的宗旨，意为“做事循天理，断案凭国法，处事合人情。”在场的人无不赞叹。这时有人夸耀说，这真是一字千金啊！章炳焘
笑着说，依你所说，我这六个大字就能值六千金了？众人附和齐声说，岂止千金，万金也不多。章炳焘说，各位过奖了，诸位请看，这县衙破旧不堪，言说民非政不治，国非政不举，官非署不立，我来到内乡就要以这里为家了，章某欲修县衙，可惜国库空虚，百姓贫苦，我又囊中羞涩，这幅字不说万金，也不说六千金了，就当千金拍卖，权用作修县衙了，望各位资助一二。此话一出，热闹的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众人面面相觑。过了一会，一老者站起说，穷书生捐纹银十两，并当场写下了字据。一介穷书生能捐纹银十两，那些富绅大贾岂肯落后，遭众人耻笑？不多时，千金之数已绰绰有余。再加上章炳焘在其后审理案件时采取“赢捐输罚”政策又筹集了部分银两，修建县衙采取“以工代捐”等方法，用三年时间建起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内乡县衙，并将这六个大字悬挂于二堂屏门之上，身坐二堂审理案件时抬头可见此匾，时刻提醒自己要以这六字作为自己审理案件宗旨。章炳焘引用古代循吏“天理国法人情”六字真言，不但为修建县衙筹来了银两，也以委婉的方式公布了自己为政的宗旨。
        “天理国法人情”在古代中国的法治史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辉，赏玩之余，我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去领略和感悟它蕴含的精髓。国法无须是一座巍然不动的大山，在天理与人情之间游走，到一个普遍易于接受的位置，以灵活的方式调整宗法制度，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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