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_杨菊华
第38卷第2期2014年3月人口研究
Vol.38，No.2March201436PopulationＲesearch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
变迁与延续*
杨菊华何炤华
【内容摘要】家庭变迁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现象。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要素共同作用于家庭结构、关系、功能和价值取向。家庭规模变小、代数变少，主要家庭模式趋于稳定，但家庭形式更为多样，家庭关系既亲密又疏离，部分家庭功能社会化，婚姻家庭观念发生改变。尽管如此，基于深厚传统的中国家庭仍有很强的抗逆力，加上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传统的家庭形式对亲代和子代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生、养、教化功能仍多由家庭承担。不过，子女数量的持续偏少，子代社会和地域流动的久盛不衰，婚姻观念的不断变迁，都会进一步改变家庭的存在形式和功能，并给政府和家庭带来严峻挑战。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是什么歌【关键词】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观念；变迁与延续
【作者简介】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2；何炤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副司长。
Continuity or Change？Chinese Family
in Transitional Era
Yang Juhua He Zhaohua
Abstract：With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the family institution has inevitably undergone changes.China has witnessed extraordinary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These forces have jointly brought about profound changes to the family organization.This paper traces the changing trend，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family structure，explores the causes of such change，and analyzes its consequences to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family functions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It has found that family size has shrunk，number of generations in the family is reduced，family forms become more diversified，and family relationship remain intimate but distanced.Also，many traditional family functions have been taken over by public agencies，and family norms and culture have been re-shaped.While changesoccur in various ways and important challenges remain，the Chinese family has been so far resilient to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due to its deeply rooted tradition and current structural con-straints.These have made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attractive and prevented the Chinese family from decline.In the future，the government and
the family have to fac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demo-graphic transition，persistently large-scale migration，and changing norms towards the family.
Keywords：Family Structure，Family Function，Family Norms，Change and Continuity
Authors：Yang Juhua is Professor，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Email：juhua_yang@ruc.edu；He Zhaohua，is Deputy Director Gener-al，Department of Family Development，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本项目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未来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 06JJD840016)和宋庆龄基金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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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或细胞，家庭从来、也未曾完全独立于社会变迁之外。在过去两、三个世纪中，全球范围内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浪潮，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家庭带来了巨大且深刻的变革。在西方国家和地区，传统的婚姻式家庭日渐衰落。比如，在1960年的美国，父母及18岁以下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占全部家庭的45.0%，但1990年降至25.6%，2000年降至23.5%；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为
再婚家庭；与此同时，单亲家庭的比重在1900 1950年间增长了三倍，并在近三、四十年中又增长了两倍（Benokraitis，2007）。
20世纪的中国家庭经历了三次剧烈的冲击。从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婚姻与家庭观念开始传入中国，使超稳定的家庭组织首次受到极大震撼。新中国的成立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对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带来巨大破坏。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观念转换的大变革时期，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更是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经历着剧烈的震荡，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同样，许多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实因家庭层面的变化所致，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那么，社会变迁对家庭意味着什么？传统的家庭结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家庭结构的调整是否破坏了家庭关系、并阻碍传统家庭功能的实现？中国的家庭是否开始衰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基于对当前中国家庭基本状况的整体把握。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公民社会对转型时期林林总总的家庭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当下中国主流学术界将家庭问题归之于私人领域而不予重视，相关学术研究寥寥可数，体制内规划课题资源匮乏，教学①和出版面临全面边缘化。然而，所谓“私域”，其实与“公域”密不可分：家庭结构的稳定、家庭关系的和睦、家庭功能的有效实现等，都是民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的幸福和福利，且作用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时，作为个体和社会的连接点，家庭变迁是社会转型的基点，也是个体变化和社会转型的载体；了解家庭变迁既
可透视个体的行为与理念，也可把握总体社会的演进。家庭变迁还会影响家庭的生产与消费行为，进而影响市场需求。比如，子代婚后是否与父母同住对房地产市场、家庭耐用消费品市场、城乡土地规划、资源与环境都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
因此，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家庭变迁的现状与特点，探究变迁和传承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从中寻传统中国深厚的家庭文化在当下的世界运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20世纪（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为观察对象，探讨当代家庭结构变迁的趋势和特点，尝试解读现代社会延续和再生产家庭结构的政策要素、制度要素、现实要素和文化要素，简要分析家庭变迁对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带来的影响。
1家庭变迁的宏观背景
在任何一个时代，家庭变迁都不是孤立且独立于社会变化之外的。在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的家庭特征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变化更是多方面的：从相对封闭到对外开放，从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到全球化情境下的市场经济，从极高的总和生育率到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从80%以上的农业人口到一半以上的城镇人口等。这些一方面是家庭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无疑给整体社会、家庭等各级社会组织单元和个体带来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中国家庭变迁正是在深刻的、相互交织的人口转变、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观念转换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
1.1人口转变
中国的人口转变并非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计划生育政策推动的直接结果。1970年代“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计划生育项目，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0左右降到1979年
①比如，笔者在给本科生讲授“婚姻与家庭”课程时，就很难到一本具有时效性和代表性的适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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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7；中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许多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历程①。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更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
与家庭直接相关的人口转变因素包括生育率的降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口流动。
一是生育水平的降低。1953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超过6，粗出生率为37ɢ；1982年，前者降至2.8，后者降为22.3ɢ；1990年，二者分别为2.35和21.1ɢ；2000年，二者分别为1.22和14.0ɢ；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汇总数据，2010年，二者分别为1.18和12.1ɢ。尽管人们对2000年后的这两个数据存有疑问，但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似是共识。
生育水平决定着子女的数量及性别，并进而影响到家庭的方方面面。生育原本是家庭决策和夫妻行为，
但现代化将家庭行为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家庭问题逐渐走出私域，更多地成为公共事件，受到政府和第三部门的干预。生育政策使大约1/4的家庭仅有一个孩子或1/4的孩子没有兄弟妹，使家庭模式更为简单，家庭关系更为单纯，家庭功能有所萎缩，家庭责任有所变化。若姊妹较少，则子女更有义务与父母同住；反之，若姊妹（尤其是兄弟）较多，就会削弱这种压力和责任感（Hirschman and Minh，2002）。换言之，生育水平越高，就会分裂出更多的核心家庭，提高其比重；反之，生育水平越低，大家庭的比重也许会更高。
二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能活多久。历史上，人均预期寿命较短，多数父母难以活到重孙出世，故一些学者认为，四代同堂或五代同堂的现象并不多见②；如今，人均预期寿命大增（2010年为74.8岁），故从理论上看，三代或四代同堂是完全可能的；但同时，初婚和初育年龄也大大提高，加上垂直的社会和人口的地域流动以及观念的变化，使这种可能也保持为“可能”。
在宏观层面，生育率的降低和寿命的延长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儿童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老年人口基数增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高龄化和失能化的态势明显。在家庭层面，它们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空巢家庭比例大增，传统的家庭结构面临挑战。
三是人口的地域流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镇缺乏劳动
力；户籍制度的宽松促成了人们的空间流动。近30年见证了中国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浪潮。近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的流动人口呈持续增长态势：在1982 2010年间，中国人口总量仅增长0.3倍，而流动人口却增长了30多倍：从1982年的657万人升至2010年的22142万人，从占全国人口总量的约0.6%升至16.6%。
人口流动对家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方面，由于流入地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制约，许多家庭成员不能一起流动，拉大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空间距离；特别是在流动初期，全部家庭成员同住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核心家庭成员，也被分割数地。家庭规模变小，家庭模式多样化，产出形式多样的流动家庭、留守家庭（包括隔代家庭），使得部分家庭功能的实施受到阻遏。另一方面，流动可能拓展人们的视野，改善家庭的经济环境，弱化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父母对子女的掌控，改变人们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加速子女的独立过程，形成新的家庭理念，而这又反过来作用于家庭结构。
1.2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家庭规模和复杂性都随之降低；传统的扩展家庭将会被现代的、独立的核心家庭所取代（Goode，1963），家庭结构趋同（McDonald，1992）。在全球范围内，
①②比如，1860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21;1960年，该指标依旧高达3.56(Michael Haines，2010)。
但是，历史上的初婚和初育年龄都较早，代际之间的间隔可能只有15年左右，故多代同堂并非不可能；换言之，即便历史上这种现象并不多见，未必仅因寿命较短所致，经济要素可能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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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趋势源于结构性要素的变化，包括公共教育的扩张，地域和职业流动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婚育观念的变化。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对家庭形成巨大冲击。
一是公共教育的扩张。新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的文盲率高达32.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文盲率仅为4.1%，40多年降幅高达28.2个百分点。反之，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重从1964年的不到0.4%升至2010年的12.0%，升幅超过11个百分点。同时，各教育层次之间的升学率也在不断提高：在1990 2010年20年间，小学升学率、初中升学率和高中升学率分别提高了24.1个百分点、46.9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
教育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化的重要测量指标，并从多个方面作用于家庭结构。比如，随着公共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家赴外就学，使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可能更远、观念差距可能更大、代沟可能更为凸显。子代的职业流动性得到改善，并可能形成更为自由的婚恋意愿和模式，推迟婚育年龄，产生小家庭偏好，从而侵蚀大家庭居住的传统，改变家庭居住安排，削弱亲代对子代的控制（Hir-schman and Minh，2002）。
二是城市化进程与非农就业机会。城市化和现代化改善人们的非农就业机会，帮助他们（尤其是女性）在经济上走向独立。历史上，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女性的经济活动只起辅助性作用，她们在经济上多依附于男性家庭成员。这就决定了私域和公域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使妇女也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主要劳动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服务性行业的崛起，进一步拓展了女性的就业机会，促使她们在经济上进一步独立，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实际上，女性走出家门、打破“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分工模式，可能是几千年以来最大的家庭变化。女性依附性的减弱无疑也会影响到婚姻的形成、家庭的建立、家庭的稳定性以及家庭关系的调适。
三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家庭既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单位、生产劳动的组织单位，也是劳动产品的分配和交换单位，负责组织家庭成员从事物质生产及其他经济活动。家庭成员各司其职，或挣钱糊口，或操持家务，以满足自己以及其他成员方方面面的需求，进行物质、人口、精神财富的再生产。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与发展，使得社会分工越发细化。女性大量的劳动参与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提出强烈需求。社会化的保育、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等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相关福利保障制度也逐渐建立；在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都不必由家庭亲力亲为，可通过购买服务来实现；住房制度的改革，显著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子女离开父母，搬入新家，组建自己独立的家庭。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对家庭组织产生巨大冲击。
1.3婚姻与家庭观念
生育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性、情、生、养”四者密不可分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传统家庭的裂解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条件。原来人类对自身的生育和繁殖多听天由命，难以掌控。结婚的首要任务是生养孩子和传宗接代，而情爱、性爱必须服从这个首要任务。道德规范将性爱生活限定在家庭内部、夫妻之间；在有效避孕措施缺失的情况下，性生活必然导致孕育，家庭普遍有较多的新生人口。孩子出生后，亲代必须负担抚养、教育和教化的责任，四者混成一体，不能分离，从而使得传统的家庭结构十分稳固。
现代生育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两大突破：一是避孕技术的发明，使性生活与生育分离；人们在有计划地生育的同时，可以尽情享受性生活的乐趣。二是人工受孕和试管婴儿技术的发明，使性生活与生育分离。单身妇女可以通过试管婴儿、人工受孕技术怀孕生子；而这又使生育与婚姻、家庭分离开来。尽管这些技术尚未动摇婚姻和家庭的根基，但它们对家庭的影响潜力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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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驱动老少两代人（尤其是子代）都在追求更高质量的精神生活，要求有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自由。传统的大家庭居住方式难以适应许多人的需求，小家庭被普遍接受。
2家庭结构的变动趋势、特点与模式
家庭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细胞或社会组织。原始人既无婚姻制度，亦无家庭组织。随着人类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进化，逐渐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并最终在原始社会末期形成了夫妻制的家庭形态。而人类也由此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从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自形成之日起，家庭就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组织，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进行着调适。尽管在近代以前，家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近代经济结构的缓慢变化以及各种重大社会事件的更替发生，都对传统家庭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四个互动的核心要素（结构、关系、功能和价值理念）共同构成家庭组织。其中，结构是家庭组织的基础，包括人口要素（即家庭规模）和模式要素（即家庭成员之间怎样相互联系以及因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家庭模式）。后者是指家庭内部的代际数量，家庭形式和居住安排。传统的家庭形式主要有四种：单身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后二者也统称为扩展家庭。
在国际上有关家庭结构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全世界的家庭结构都遵循同一种变化规律：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观念的变迁，家庭模式从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过渡，即从人多复杂、多代同堂、涵盖众多直系和旁系亲属的大家庭向人少且简单的小家庭转变，而主干家庭曾是世界各国家庭的主要模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联合大家庭从来都不是家庭的主流模式；相反，核心家庭或两代人的家庭自古至今都是主流家庭形态。
同样，有关中国历史上家庭结构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论争。一是由于中国的家庭观念以多子女为福，祈望“儿孙满堂”、“儿孙绕膝”，故传统的家庭结构以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为主，父母与已婚子女同住，形成直系或联合家庭。“只要物质条件许可，中国的农村家庭可能、且事实上都普遍较大”（Wolf，1985）；传统家庭以四世同堂为特征；“五代同堂代表了完美的家庭观念”（Eastman，1988），约占6% 7%。二是由于经济因素的制约或过高的死亡率，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中国从不普遍（Fairbank，1979；Freedman，1979；Lang，1946；Zhao，2000）；它只是一个理想的、特殊的、奢侈的形式（Fairbank，1979），仅存在于家道殷实的环境中（Goode，1963）。
对于传统中国的家庭结构究竟是以大家庭还是以核心家庭为主，尚需进一步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近三十多年）中，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西方文化观念的引入、生育政策的实施等，都挑战着传统的家庭结构。紧密相连、难以割裂的“四化”或可概括当下家庭结构的特点。
2.1家庭规模小型化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期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家庭人口具有人多优于人少的特性，故中国历来崇尚多子女的大家庭。但是，在20世纪早期缓慢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1970年代初计划生育项目和政策实施以来，家庭户规模日趋缩小（见图1）。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家庭户规模约为5.5人，此后一路走低，再也未能回升至该水平。在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
口普查中，家庭户规模减少了1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有所回升；1974年的家庭户规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但亦未逾5人；1990年，家庭平均人口首次降至4人以下；2000年略超过3.4人；2010年仅为3.1人。在全部家庭中，1 3人的小规模家庭户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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