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灾荒感想
1960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三年灾荒感想
1959—196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时至今日对于这个特定时段的称谓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196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始承认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称“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称谓开始流行。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指出，“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随后，新闻媒介、官方文件以及各级领导人讲话都是众口一词地指称“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经过不断的重复，最终演变成了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主要由于‘’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已经明确地称之为“严重困难”时期。
知识界对于三年饥荒的原因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也都各执一词，金辉、王维洛等认为1959—1961年风调雨顺，不存在什么“自然灾害”之说，主要是人祸的因素;而有人认为是九分天灾，
一分人祸;陈东林对两种说法进行了折中，认为“天灾”、“人祸”各占一定的比例。其实，早在1961年5月，刘少奇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文学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复杂的历史意蕴。从灾荒发生一直到1976年，文学一直在回避这种棘手的现实，但在浩然、陈登科等人的创作中还是对此作了隐性书写。“”之后，配合拨乱反正的国家意识形态召唤，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开始涉足这一禁区;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智量的《饥饿的山村》、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写出了底层民众的悲惨现状;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刻画了饥荒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一幅幅饥饿与强权暴虐下的灵魂炼狱图。
新世纪以来，身居海外的虹影、严歌苓也把笔触伸向这一领域，写出了《饥饿的女儿》《第九个寡妇》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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