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唯一一位没有走过长征路的开国元帅
作者:
来源:《党史天地》2016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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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1972,四川乐至人,开国元帅
十大元帅中唯有陈毅没有走过长征路,他被中央留在南方领导留守部队打游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3年的游击战争其艰苦程度也不亚于长征。他们不但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保存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还推动了南方八省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个战略支点。
不参加长征只因留下打游击
“除陈毅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外,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的另外9人都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说。
红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时,陈毅身负重伤正躺在利用农舍建起的病房中,带伤的陈毅留下来与项英一起领导南方游击战争。
在红军就要突围的前夜,更多的是战友间的离别之情。由于这次战略转移是在高度保密中进行的,和留下的数以千计的伤员告别就更是伤情不已。其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壮别是最值得大书一笔的:
在病房里,陈毅紧紧地握住前来告别的周恩来的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陈毅毕竟是一位久经血与火洗礼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清楚周恩来行前赶来的目的,除去战友的情分外,还一定负有政治的使命。因此,他极力地控制住情感,很有风趣地说道:“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周恩来首先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众交代。
随后,周恩来又向陈毅传达中央的决定:“你留下参加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时,由你出任中央政府留守处主任之职。你有什么意见吗?”
陈毅自然清楚这副担子的分量!姑且不说自己是一个重伤员,单说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红军伤病员在即将全部沦入敌手的苏区如何才能生存下来,就是一道谁也不敢贸然回答的难题!
但是,陈毅是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党的困难局面,他只能知难而进。所以,他十分干脆地说了四个字:“没有意见!”
陈毅的五种身份
革命者陈毅
陈毅1901年出生于四川乐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5岁考上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现成都工业学院)学习染织,受到实业救国的影响。1919年夏,陈毅离四川赴法国勤工俭学。
去了法国,他毕竟是华人,又在底层做劳工,受到压迫和歧视。陈毅在法国待的时间并不长,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中法当局强制遣返回国,但在众运动中显示出的才能被蔡和森注意。蔡和森发现他敢闯,什么都站在前面,还善于辩论,又有组织能力,在同学中有影响,他很欣赏陈毅。蔡和森想发展他为共青团员,陈毅未接受,“他还想看一看是否有其他道路”。
回国后的陈毅四处碰壁,后来他慢慢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只能是一种幻想。1923年在中法大学学习并任学生会主席的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从此走
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很多年后,陈毅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我)对革命道路也并不是先知先觉的,也是在一系列挫折之后悟出来的。”
陈毅在残酷的斗争中形成了富有人情味的政治智慧和魅力。陈毅之子陈小鲁说,当时红军打了败仗,长征主力已经走了,国民党派兵要拔掉根据地,军心不稳,有人要退出队伍。“别的领导人可能会采取毙逃兵的方式,但父亲没有。他对大家说:你们走可以,把留下,不要出卖同志,以后欢迎你们来。结果话一出口,本来动摇的也不动摇了……”
在陈小鲁看来,在父亲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更突出的是组织能力。“他是个很好的组织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反映在干部关系上就是亲和力。后来华东有什么事情,都是我父亲出面。”陈小鲁说。在渡江战役中,陈毅作为三野的最高负责人,后来二野协调的时候,他是二野的副司令员,主要工作是协调两个野战军的关系。“说到整个二野和三野的协调,他推崇,认为他力量很强;父亲又对很尊敬,因为辛亥革命时就已经是一个军队领导,所以两个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
陈毅身上体现的大度,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新四军将士们对陈毅有评价:“陈老总有什么山头?陈老总有个大坑!”陈昊苏回忆,陈毅还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不能在自己
中国开国十大元帅党内争功,打了胜仗,我的功劳大,你的功劳小,这样搞是低级趣味!”
外长陈毅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陈毅主管外交。
实际上,在接过外交重担之前,陈毅曾推辞过:“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父亲觉得他的前任———周总理做得太好了,各方面国际影响都那么大,他对自己是有疑虑的。我记得他跟我母亲说过,‘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几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误,第四个是得大病’。”陈昊苏回忆说。
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用自己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外交风格,也留下很多颇具个性彩的“外交辞令”,令我们后人回忆起来仍感念不已。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新闻记者问:“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 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俏皮地说:“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陈毅巧妙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第三颗可能也要爆炸,什么时候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该表达愤怒的时候,陈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在1965年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极端分子公开呼吁进犯中国,这位64岁的外交部长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陈毅渐渐淡出外交领域,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冲突不久,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研究国际问题。
“父亲虽然已是‘靠边站’,但他还是外交部长,和聂帅、徐帅、叶帅四个老帅一起,我父亲来主持,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我们的外交政策。”从3月1日至10月8日,四位老帅进行了24次会议,向党中央写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陈毅还首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议的建议,以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状态。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父亲提出来要考虑用非常规手段来恢复中美关系。”时至今日再回顾这一历史,我们不得不佩服陈毅的远见卓识。1971年的确采取了“非常规手段”———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陈昊苏回忆,已在病中的陈毅得知后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意见终究还是被中央考虑的。这也是陈毅为中国外交事业留下的最后一笔财富。
诗人陈毅
从小受私塾教育,在《古文观止》《千家诗》等营养中长大的陈毅,对古典文学有着浓厚兴趣。
20世纪20年代,经作家王统照介绍,陈毅还加入过“文学研究会”,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都是研究会成员。虽然时代大潮最终把陈毅推向了职业革命者的角,但诗词却是他相伴一生的爱好。郭沫若评价陈毅:“一柱南天百战多,元帅本是诗人。”即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陈毅也从未失去过其诗人气质。
热爱诗词的陈毅,用一首首诗记载了其革命生涯的难忘篇章,而他重要的诗友之一,是。比陈毅大8岁的曾说过:“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诗词成为两位伟人心灵交映的媒介。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切地问陈毅,最近怎么看不到你的诗发表呢?不久,陈毅将自己写的《六国之行》共七
首诗呈寄给了。他很快收到了的回信,对第一首做了修改,并加了一个题目《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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