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克果的人生哲学
序
在本卷，我们把一位在百余年前欧洲丹麦的伟大基督教哲学家所作的若干卓绝论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他的著作，因以世间不大流行的丹麦文字写成，不受国外注视者达半个世纪以上；后来慢慢由德国学人，再由英语界发见，而译行于世。
祁克果的论文集，由德拉克曼（A. B. Drachmann）及海贝革（J. L. Heiberg）郎格（H. O. Lange）共编，以“Samlede Vaerker”题名，于一九○一——○六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此外，他的杂集，第一次编辑印行者为九卷本（一八六九——八一），题名作“Efterladte Papirer”。第二次所编较完备的二十卷本（一九○九——四八），单题“Papirer”的名称。这第二次所重编的杂集，其内容被分为甲、乙、丙三大类：甲类为日记之属；乙类为文学之属；丙类为笔记之属。各类之下，又序列为段数。
祁氏著作的德、英译本，至本世纪始逐续出现。最初德人郭雪特（H. Gottsched）和叔林夫（Chr. Shrempf）自一九○九——二二年间译行十二卷。现在希士（Emanuel Hirsch）正从事于一较完备的德译全集。英语界则未曾有这样整套计划；约从一九三○年为始，只见若干个别作品被陆续译了出来。
本卷编辑顾问教授雷吾斯（Karl Löwith），是一杰出的哲学家兼神学家。他的著作大致都是德文，但亦有用英文写的一种：历史中的意义。
汉译初出谢秉德君之手，旋由谢扶雅君编订，并撰为导论，来概述原作者的生平及思想。我们因无从物一位了解丹语的译人，所以译校工作只好根据英译本，但若有德译本可得者，亦利用它来作比核校勘，对于若干晦涩文句的澄清，帮忙甚大。
熟谂故邹秉彝博士的朋友们，必会记得他当年是何等重视祁克果的作品。真的，祁克果在西方，已成了哲学及神学思想界一个新学派的灵源。我深信，本卷所选译他的主要著作，必将受中国有思人士的热烈欢迎。
章文新
祁克果的人生哲学
导    论
谢扶雅
（一）祁克果的生平
祁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是一位丹麦的先知。跟犹太诸先知和其它民族的先知们相类似地，他呼喊永恒的神国临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人应当从尘世一切罪恶脱离而归至永恒的怀抱。祁克果英译家史温生博士称祁克果为丹麦的“苏格拉底”（注一）。诚然，祁克果曾力赞苏格拉底，不过他并不以苏格拉底自足，他要追踪基督耶稣，从极度受苦难中赢得永恒的生命。苏格拉底不治生计，没有温暖的家庭，祁克果亦与其未婚妻决裂，毕生无家庭的乐趣。苏格拉底被诬为惑乱青年，亵渎神祗（希腊多神教的），而遭雅典国法的死刑。祁克果虽未身登十架，但因其思想迥异时辈，其言论文章皆不见容于当世，以致悒抑劳苦而英年以终。他虽生于十九世纪初叶，然对西方工业社会，普选及议会政治的流弊，早经预察无遗。他尤强烈反对庸俗的教会思想及社会主义（注二），昌言人类须凭（个人）（The individual）单独向上帝自作交代，而非可以趸卖整批得救。故其著作直至本世纪上半（即第二世界大战前后）才由德译而慢慢延及于英语世界，并被推为当代一个主潮“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的先河。
（注一）见其著祁克果事略（David F. Swenson: Something About Kierkegaard, 1941）第二章。祁氏所作大学毕业论文曾以苏格拉底的“讽刺”观为题。
（注二）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于一八四八年发表。祁克果适亦多种作品成于此时；可谓尖锐显明的对照。
祁克果系出丹麦西北部寒乡一贫贱的家族。丹语Kirke意即“教会”，Gaard意即“园庭”，盖其先祖曾借教会内牧师住宅之一角而居，遂采用为姓氏。其父（Miahael P. Kierkegaard）始移居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承继了一商人叔父之后，故颇拥有资财；但当祁克果出生之时（注），战后之丹麦币钞已因通货膨胀而大为贬值。不过他终得受高等教育，且在大学时代，尤嗜文学及音乐，以天生的敏感，早驰骋于文坛。他常引用窝尔咨窝特（Wordsworth）“情感促生行动而造环境，非行动环境激发情感”的话，亦可以表出他的一生言行，无不受支配于其强烈的情绪了。毕业后，出至社会活动，自由写作投稿，评论文艺，讥讽时政，祁氏自称此一阶段为最不道德的生活。其时莫差特（Mozart）名作“唐潢”（Don Juan）歌剧在丹麦首都盛行，祁氏受其刺激甚大，并称“唐潢”为“谋杀我幸福的人”。二十四岁时曾与丽琪娜（Regina Olson）热恋，旋订婚约，但不知由于何故而在二十七四时卒致破裂，孤寂以终其身。逝世前数年，他屡自誓再不为著作家，而欲献身教会。然祁克果对其时太庸俗化的教会极无好感，公开抨击，教界对他亦深表厌忌；所以他在日记中常自问：“我究竟将作什么呢？”或者“我应当作什么呢？”
（注）祁克果在七弟兄中行居最幼，体格不佳，患佝偻病；生时父已年五十七。相传父性格古板严肃，晚年更甚，每严格刻苦磨练其儿女。祁克果少时帮助放羊入山，挨饿受寒，不禁时怨上帝，因而养成忧抑伤感的性情。
无疑，祁克果是一天才者，但正如他在恐怖与战栗（英译Fear and Trembling, by Payne, 1939）书中所引亚里斯多德的话：大天才总不免带些癫狂的气质。据知祁克果的家世具有精神病的倾向；兄弟七人之中，早死者五，长兄虽得长寿并晋任主教，然晚年因神经失调而不得不离职，且其子（即祁克果之侄）在少壮时期须入精神病院，一时曾图自杀。祁氏本身之英年殂谢，盖由于其身体与精神两者之不相均衡。他的体质在先天后天两方面既皆遭受顾挫，而智性却自幼早熟，思虑过度，精神生活特别发展，使得他深深感觉到他自己是和一般常人不同。“例外者”（Ausnahme）的自称，祁克果和德人尼采（Nietzsche）不谋而合。祁氏从小就意识到自身是从普遍众里被抛出来，而孑然孤立。他在学校时代即为所有同学所歧视，投至社会后，更感触行踽踽，与世格格不相入。他常深刻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最后，势非归结于“与神独对”不可。“众”乃属无有，“个独”才是实存。这样祁克果身心的长期冲突，便演成了他纷歧争斗的人生。他在著作中每用辩证的手法来表出他的慧见。他自大学时已深受黑格尔主义（Hegelianism）的影响（注），但他的哲学结论偏跟黑格尔大不相
同。黑格尔有“大理性”（Logos）的形上学，认绝对精神为客观存在的真理，而祁克果的真理则是纯粹主观性的。这完全是由于祁氏出发于自我主体的问题，所以与希腊哲学中的理智主义不合了。
（注）丹麦作家海贝革（G. L. Heiberg）为当时最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祁克果时亦热中于黑格尔哲学，百读其大著逻辑学不厌。
于是祁克果由黑格尔，由苏格拉底，而一跃至于基督教的人生了。但祁氏并不傲然自命已是一基督徒，而其所努力奋斗的，乃求如何实成为一基督徒，他绝不满意于通常基督教国家或社会里陈陈相因地普遍所称谓的基督徒，一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认为要实成一真正基督徒，必须摒弃一切向外的幻觉和妄见，而深刻内心反省，严厉自绳，其结果如是“罪”的自我意识，而发生懊丧，悔恨，绝望，和痛心。所以这种内省作用不是思辨的，理智的，却是情意的，主我的。通按古今大思想家所成就者，大抵是建立知识论和形上学的伟大体系，却每忽略了内心生命。然而祁克果要在幽渺的心曲中，在精神的渊海中，探索永恒生命的实在。他认为基督教不是一连串的教义，当然更不是组织，体制，仪式；基督教是争取属灵的生命。祁氏从他本身的实际经验，一一揭发了世俗的人生态度，而指出它们无不走向自我毁灭
之途；他认为那都是死症。死症是绝望的病症，但只有罪才致人于灭亡，绝望是要死而不死的病，面临死神而不能死去的病，所以绝望反能招致希望。这便是祁克果反逆的人生观（Paradoxial view of life）；而基督教正是这种反逆人生的宗教。祁克果后来的宗教著作，无一不在发挥反逆的人生真理。“受苦只一次，得胜就无穷”；“不幸正是大幸”；“你越显得软弱，神在你里面便越刚强”。祁氏的绝笔是瞬间（注）。基督教假定着生命的瞬间是有决定性的，永福的丧失或取得，即在此一瞬间。所以瞬间里就寓有永恒。
人生哲学（注）一八五五年五月写出第一小册（预计写十小册）。同年十月即以神经太紧张之故而晕仆于街头，被运至医院，四旬而终长逝。
（二）祁克果的着手方法
祁克果怎样来表达他所澈悟的真理呢？或者说，怎样来传福音呢？他采取了苏格拉底“产婆术”相传苏格拉底的母亲是营接生的职业。受了这影响的苏格拉底，曾用接生法去诱导雅典青年，使其自悟真理，自己为人。产婆的任务并不在制造婴儿，只是接引婴儿出世。而最犀利的引导方法，苏格拉底用的是讽刺的问难。他对当代一帮所谓“智者”的态度，便是极好的讽刺。虽然雅典国人已皆公认苏格拉底是一最有知识的智者，他却自命毫无所知，而单知一事；
这一事之知即是他自己之毫无所知（I know only one thing, that is: I do not know anything）。祁克果廿八岁时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经常参照苏格拉底的讽刺概念”。他认为苏格拉底的工作是在使各个人从邦国里解放出来。祁克果本人亦以解放“个人”为务。苏格拉底对当时的本国雅典，对流行风尚的知识，抱了一种否定的态度；祁克果对其时俗，对当时的基督教界，对通常所称为作一基督徒的概念，亦抱了一个否定的态度。祁氏志在使人知道什么才真是基督教，怎样才真是成一基督徒，他从苏格拉底取得了秘诀。他援用了苏格拉底的“一无所知”，而不随波逐流地自称为已是一个基督徒。在宗教的乐园里，他只是一个学生而并不是教师。
祁克果固然很讨厌庸俗，众，但亦嘲笑专家，学究，或自命不凡的教授们。他在哲学断片集后记（注）里调侃着高级教界人士，说他们已把基督教构成好似一种体系，虽然不及黑格尔哲学体系那么好，他们又好像把基督当作一位大教授，而使徒们是组成了一个学会。祁克果虽曾热心研究过当时压倒丹麦学术界的黑格尔哲学，但他决不是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曾以辩证法（Dialectik）为其整个体系的骨干。绝对理性是由“正”和“反”两大矛盾移行综合而成。祁克果虽在其著作中充满了辩证历程的论调，但他只拿它作为“接生术”的一种工具。他的真理观毋宁和黑格尔的恰恰相反。黑格尔着眼于“大全”，把所有个殊溶入于抽象的全体之
中；而祁克果则着眼于具体的“个人”，而且就是当前来往街头的每一个人。因为就宗教而言，进入天堂的门户，是为智者和无知者同等敞开着的。只要你意识着自己的存在，尤其是意识着自己是个病人，而且患着致死症而绝望的病人，你便有了希望。须知祁克果是个近代哲学的革命家，近代哲学的祖师应推笛卡儿（Rene Descartes）。笛卡儿的着手方法是怀疑一切。祁克果像苏格拉底样，首先打醒你的一无所知，更迫紧你使意识到自己是在三心两意，傍徨，苦闷，与绝望之中。这样，祁氏反省着笛氏所接受的，而亦接受了笛氏所反省的。然而祁氏却把笛氏的基本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整个反倒过来：惟其“我在”，才有“我思”。由于这一点，祁克果成为现代实存主义的创始人。他的出发点是比近代哲学所运用的抽象理智思索遥为深刻而鞭辟入里的；他紧紧抓住整个的人心。近代理智主义至黑格尔而达最高峰。黑格尔建立了巨大无伦的形上学体系，可是把活的个人存在淹没了。祁克果对近代哲学的冲破，便在提出这个活生生的个人，即辗转于疾痛绝望中的每个生命。
（注）英译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the Philosophical Fragment, tr. By David Swenson and Walter Lowrie, 1941.
丹麦思想界在十八九世纪时，固受国外来的影响力不小，但亦始终保持着它自己独特的哲学
思想；这便是“个人”具有至高价值的人生观，每一个人自身的确定理想必是真实的，各人辨别是非和抉择善恶的行动，有其主观个人性作标准。当时丹麦有名的神学家马登逊（H. L. Martensen）曾运用黑格尔的矛盾综合，撰成其教义学和基督教伦理，将人文主义融合于基督教之中，以为这样他是“超越了黑格尔”（Beyond Hegel）。但祁克果的黑格尔超越方式则有似于跳蛙（注一）；即是，经由黑格尔而超过黑格尔（注二）。祁氏以为矛盾固可融合于较高层的统一，然如莎翁哈谟勒德名剧中所谓“问题在于：究竟是呀，抑或不是”（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那样永远的两难，乃是绝对无可通融的矛盾。个人性对于绝对矛盾可以调和，将永远提出抗议（注三）。这是祁氏对黑格尔哲学的一大讽刺，而亦是他对当代思潮的一种反抗。他认为时辈的“智者”们过度重视世界历史发展的学说是犯着莫大的谬误。人生的大问题是：我自己必得做什么？而不是从旁冷静观察世界，以至探索一种人生观（注四）。人生毋宁是在跟世界观和人生观作殊死战。人若走思辨形上学的道路，无异犯了灵性的自杀。黑格尔只知道怎样“反映”人生，却不能像产婆的“接引”人生。
（注一）见祁克果杂集（Papirer）重编本第一卷甲类三二八段（依据Reide Thomte: Kierkegaard’s Philesophy of Religion, p. 7）
（注二）同上第二卷甲类六九七段（依据同前）。
（注三）同集第二卷甲类四五四段，并见英人Alexander Dru所选译之日记第二八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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