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佛足迹图像考②——佛足迹的中国化
【解读】佛足迹图像考②——佛足迹的中国化
佛足迹图像及其信仰，中古以来广泛波及亚洲佛教流行地区，寄托着人们思念佛陀和希冀佛教繁荣的情怀，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文化交流与融合情况。
佛足迹图像既是佛教文化的浓缩，又散发着地域文化的芳馨，带着中古、近古亚洲各国民众善良的心声，宛如文明使者，向我们走来。佛足迹图像令瞻仰礼拜者生如在之念，人们将给予佛陀崇敬有加心情，融会在佛教繁荣的祝福之中。
中国是东亚佛足迹图像的发展和传播中心。汉文化地区的佛足迹图像，自7世纪中叶玄奘、王玄策带回中印度图像粉本之后发展起来，从关中周围扩展到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中国佛足迹信仰于初盛唐达到高潮，既有石刻也有画迹，佛足石似乎当初短暂流行，文献记述南方佛足迹多雕刻在山岩上，现存石窟中佛足迹图像则突出了佛法的象征意义。宋代佛足迹图像数量锐减，信仰衰退。明清时期，尤其明代汉传佛教寺院佛足碑流行，佛足迹信仰完全转移到佛陀或佛教纪念中来，其中国化过程最终完成。
我们将通过三篇文章，详细梳理中国佛足迹图像发展脉络，及其传入日本、朝鲜的过程，以最大限度还原中国历史上佛足迹图像及其信仰发展的真实面目。
本期发布第二篇：宋、明、清时期佛足迹图像
宋代佛足迹图像
宋代佛足迹图像实例有限，迄今所知仅陕西耀县、重庆大足二例，而且前者时间不很明确。这种情况暗示，宋代佛足迹图像制作及其信仰，似乎处在比较缓慢发展阶段。
陕西耀县佛足迹图像
耀县类碑式佛足迹石(图45)，所发表图片模糊难辨，据介绍，前后掌各自刻画一车轮，前掌车轮装饰莲花。两车轮之间刻画双鱼、海螺。仅存的第四趾、小趾分别刻画花、卍字符号。足迹外围刻画三周同心圆。圆外刻画衔莲枝兽类及绶带。碑石上面外缘刻画缠枝花卉一周。韩伟基于周缘缠枝花卉和文字风格，推断为宋代作品。如果就整体情况来看，该足迹碑形制和图像布局从足迹石发展而来，但规格大于通常足迹石，文字所占份量也明显加重，又与后世所见完全汉民族化的足迹碑差别较大，大体属于两者之间的发展形式，姑且可以视为宋代遗物。如上所述，足迹上刻画各种符号基本继承了唐代因素，但脚掌前后分别表现一车轮，以及足迹周围刻画同心圆的作法，则是这一时期的新发展。佛足迹周围表现同心圆的作法，似乎与印度帕拉朝流行的圆形佛足迹石关联，同样暗示该作品年代的滞后性。
图45、耀县佛足迹石碑 (出《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佛足迹左方刊刻：“此释迦如来足迹。佛至师子国化恶龙，以神足力一足蹑王舍城北，一足蹑山顶，两足相去十五由旬。观佛三昧经云，若人画佛脚迹，令人见之生欢喜，除百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颂曰：王城现趾，伊山露迹，实相开轮，神威举石；七花既步，三阶是辟，永作津梁，恒为利益。” 
所谓佛至师子国化恶龙留迹，即前引《法显传》相关文字的转述，但将“王城”改作“王舍城”，后者为摩揭陀国故都，与师子国毫不相干。“观佛三昧经”应为“观佛三昧海经”漏写。《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6〈观四威仪品〉：“若有众生，佛在世时见佛行者，步步之中见千辐轮相，除却千劫极重恶罪。佛去世后，三昧正受，想佛行者，亦除千劫极重恶业。虽不想行，见佛迹者，见像行者，步步亦除千劫极重恶业。佛告阿难，汝从今日持如来语遍告弟子。佛灭度后，造好形像，令身相足。亦作无量化佛像，及通身光，及画佛迹。以微妙彩及颇梨珠安白毫处。令诸众生得见是相。但见此相，心生欢喜，此人除却百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675页上中)。”对照可知，碑文所述画佛脚迹以除恶业，是基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相关记述的缩写。
颂文曰“王城现趾，伊山露迹”。因碑文将师子国王城与摩揭陀国旧王舍城混淆，前者不明具体所指，后者即前引《大唐西域记》卷10记述的伊烂拏钵伐多国小孤山佛足迹。“实相开轮，神威举石”一语，轮与石相对，即石碑佛足迹上刊刻车轮之谓，拥有不可思议威力。“七花既步，三阶是辟，永作津梁，恒为利益”一句，前半指佛陀出生教化，后半指超度世人出离苦海。
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碑文叙述内容涉及中印度、斯里兰卡三处佛足迹图像，该足迹碑图像粉本来源尚不明确。碑文引述《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所谓制作佛足迹图像可以免除人生罪孽，不见于所知以往的印度与中国佛足迹图像记述。
重庆大足佛足迹图像
大足宝顶山小佛湾圣迹池中放置一佛足迹石(图46-1)，周围依佛足迹石形状砌筑成规整梯形平面小池，小池处在圣迹池水包围之中。圣迹池毗邻大小佛湾石窟建造，大小佛湾造像约完成于南宋前期，推测其足迹石也是这一时期遗物。此足迹石平面近乎大半圆形，由于长期浸在水中，石头表面变得光华圆润。石上凹面雕刻一双足迹，五趾分明，脚掌当初是否刻画符号，已经无法确知。两脚之间刊刻文字，中央一列题“释迦佛足……”，左侧一列题“天龙八
部……”，对应的右侧一列文字完全消失。显然，中央一列是关于佛足迹记述，左侧一列为护法内容，原初右侧一列大概也是护法内容。天龙八部为佛教护法神众，其文字刊刻代表图像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佛足迹图像上增加了护法内容，类似于印度帕拉朝足迹石上刻画明王的情况。天龙八部为四川、重庆唐代石窟及摩崖造像常见内容，出现在佛足迹石上反映了地域性特征。
图46-1、大足宝顶山圣迹池佛足迹石
在足迹石后端，树立一佛陀立像(图46-2)，两者通过榫卯结构组合在一起。立佛着具环扣袈裟，两手合在腹前，风化所致手势不明。面形丰硕圆润，螺髪，前有髻珠。与宝顶山大小佛湾佛像造型近同。胸部发出两道光束，通向头顶(图46-3)。胸部为心脏所在，古人认为心脏是思维中枢，出自佛陀胸部光束当视为智慧之光。
图46-2、大足宝顶山圣迹池佛足迹石上立佛
图46-3、大足宝顶山圣迹池佛足迹石上立佛 局部
该实例依然将佛足迹与佛陀组合表现，承袭了眉山法宝寺足迹石窟的作法。而且，佛足迹石
置于水池之中，与眉山法宝寺石窟用礁石形式表现佛足迹一样，意图在于将佛足迹与水源联系在一起。如同水源孕育、滋润生命一样，佛足迹石仿佛佛教之泉源，佛陀由此而生。
此外，南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大正藏》第五十一卷)卷2：“高台惠安禅院，(中略)在后洞妙高峯下。寺有二石佛迹，各长尺八，显六寸。足底有二隋求并印，皆如篆文，云自西来”(1077页上)。南岳即今湖南衡山，说明佛足迹图像曾传播到湖南，但无法得知该佛足迹石的制作时间，姑且看作宋代遗迹。
明清佛足迹图像
入明以后，佛教寺院造作出现复兴景象，佛教美术获得新的发展机缘。佛足迹图像不仅流行于汉传佛教寺院，也见于藏传佛教寺院。清代佛足迹图像实物数量锐减，佛足迹信仰呈现大衰落状态。明清时期汉传佛教寺院佛足迹碑图像之意义，几乎转移到佛陀或佛教纪念方面，佛足迹信仰进入尾声。
汉传佛教寺院中的佛足迹图像
在明清汉传佛教寺院中，以足迹碑形式表现的佛足迹图像一度流行。由外来的足迹石形式，
转化为汉文化的碑刻形式，佛足迹图像中国化过程最后完成。见诸报道的佛足迹碑有五件，其中四件为明代遗物。因诸碑内容相近，下文重点叙述并分析先出作品，其余者按时代先后简要介绍。
陕西西安卧龙寺明洪武二十年(1387)佛足迹碑(图47-1、47-2)。碑阳刊刻“卧龙禅寺之记”，记述卧龙寺的沿革。碑阴上部上层刻画一佛二菩萨坐像，下层中间刻“释迦佛手字”题记并符号。中下部刻画“释迦如来双迹灵相图”并记文。佛足迹图像的脚心、足跟分别刻画车轮、三宝标，前掌由内向外依次刻画剑、双鱼、宝瓶、海螺，双足大趾为莲花，其余四趾为卍字。两脚内侧各自刻画月王纹、象牙纹，从脚心车轮通向二、三脚趾间，刻画笔直双线形通身纹。这些图像因素及其配置，与宜君玉华寺佛足迹石图像大体一致。但双足外轮廓线为双线勾勒，脚趾上表现指甲状戳痕，代替唐代所见的眼状纹，而且三宝标下半的周围长出莲瓣。可见，除些须微观差别外，基本沿袭了唐代作品特征。但该作品与初唐作品之间相距七个世纪，其间流传情况有待将来新资料发现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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