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
佛教东渐,白中亚首及我国新疆地区。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历史上佛教最盛的地点是古龟兹,即今库车、拜城一带。龟兹佛教之始,文献无证。据可靠的汉文记载,三四世纪之际,已有较多的龟兹佛教徒来内地译经,《晋书·四夷传》也记述:“龟兹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可见当时龟兹本土佛教已盛。
龟兹适当新疆中部,北倚天山,南对昆仑,西通疏勒,东接焉耆,是古代中外交通的要冲,也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纽带,佛教昌盛,高僧辈出。《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记载,4世纪中叶,“时龟兹僧众一万余人”,其中小乘阿含学者佛图舌弥于西域称大师。《出三藏记集》卷2记晋简文帝时(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公元371~372年),沙门释僧纯自佛图舌弥处得胡本《比丘尼戒本》,于已卯年(公元379年)译出。卷11《比丘尼戒本所山本末序》对龟兹佛教概述道:
“拘夷国(即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
“王宫雕镂,立寺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
“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蓝者。未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
“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尤有检制。”
龟兹王新僧伽蓝的鸠摩罗即鸠摩罗什。他祖籍天竺,世为国相。父鸠摩炎东度龟兹为国师,母为龟兹王妹。鸠摩罗什在龟兹7岁出家,9岁随母往罽宾,12岁(公元355年)时母携归龟兹。回国途中,先后在沙勒、温宿国修学小乘与大乘,“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国王亲至温宿将鸠摩罗什母子迎归国内。罗什年20于王宫受具足戒,后往龟兹王新寺,诵读于寺侧故宫中得到的《放光般若经》,又往雀梨大寺读大乘经论。罗什于公元359~385年间,在龟兹宣扬大乘佛教。据《高僧传》卷2《晋长安鸠摩罗什传》记:罗什“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龟兹王(白纯)为造金师(狮)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又记当时“西域诸国咸伏什神俊,每至讲说,诸干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龟兹佛教艺术,特别是它的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佛教艺术连接中外的重要纽带,国内的小乘古窟都集中在龟兹地区。至少在罗什停留龟兹期间(公元385年罗什东来凉土),为龟兹石窟艺术的初创期。古龟兹王国所在的库车、拜城地区,典型的龟兹石窟如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等,均开凿于4世纪。国内年代最早、新疆规模最大的克孜尔石窟,已编号的窟数达236窟,内容丰富,类型齐备,自4世纪至8世纪连续开凿。其第一阶段开凿的洞窟,据中国学者研究,时间约相当4世纪初至4世纪末,恰当罗什在龟兹的年代。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了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绵延千年的历程,揭开了它有声有、瑰丽宏大的序幕。
龟兹佛教向重小乘,但也有大乘。至少在罗什居停龟兹期间,龟兹的大乘佛教应占有一定的地位。什年9岁,进到罽宾,师事名德盘头达多;同龟兹途中,罗什在沙勒先修学小乘,后改学大乘。回顾这段经历,罗什…諮禀大乘,乃叹曰:吾昔学小乘,譬人不识金,而以石为妙也”(《出三藏记集》卷14)。罗什由小乘转学大乘的这段话语,反映了龟兹佛教转变时期的状况。 由此,克孜尔等石窟早期洞窟出现大小乘混杂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它正是鸠摩罗什对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影响所在。
例如,龟兹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是它的壁画艺术。壁画题材,包括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壁画。这种壁画题材,主要反映释伽牟尼前世本生、今世本行、成道教化以及因缘、譬喻等故事,集中地表现释迦牟尼一人(包括未来佛弥勒菩萨)。这应是小乘佛教“五十方佛,唯礼释迦”(《出三藏记集》卷5)思想的具体反映,据我们研究,克孜尔等龟兹型石窟的小乘壁画题材,有相当一部分见于说一切有部经律,某些题材还仅见于有部经律中。例如,阿阇世王(末生怨王),皈依佛法包括阿阇世王灵梦、沐浴、入花园王等连续表现的画面,仅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一经。这一题材在克孜尔石窟出现在8个洞窟中,而在全国石窟中,表现这一内容的,也仅见于克孜尔一地。佛传壁画中的“观察世间”这一题材,在众多佛经中多为六道轮回,有部经律规定为五道(趣)轮回,克孜尔17号窟中清楚地描绘为《五趣生死轮图》,亦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此外,佛传壁画中关于佛涅槃前后的事迹表现,如度化善爱犍闼婆王、须跋陀罗身先入灭、第一次结集等画面,则只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顺便指出,新疆出土的龟兹、焉耆文佛教写本,其中就有说一切有部中的《法句经》及其注释;而一些本生、譬喻故事如“六牙象”、“大光明王”、“太子亿耳”、、“尸毗王”、“须达拿太子”、“哑贤者”、“阿离念弥长者”和“俱胝童子”等,也均出自说一切有部经律写本中。这就进一步说明,龟兹地区盛行的佛教,与有部经律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智度论》卷100记载:“毗尼(有部律)略有80部,亦有二份,一者摩偷罗毗尼、本生有80部;二者罽宾部毗尼,除却本生阿毗昙,但取要纲作一部。”可见,说一切有部律典,有广、略二种,广本即《有部毗奈耶》,包括本生有80部,流传摩偷罗国;略本即《十诵律》,删去“本生”、“譬喻”部分,流布于罽宾。罗什所译有部律,有《十诵律》58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高僧传》卷1)。公元379年自龟兹传入关中的《大比丘尼二百六十戒》,亦应是《十诵比丘尼戒本》、近年在库车附近发掘的隆婆多部《波罗提木叉》,据羽溪了谛介绍,即为罗什汉译之《十涌比丘尼戒本》。罗什早年求学及宾,当时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流行的地区。上述现象清晰地表明,4世纪的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状况,曾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4世纪末,就在罗什去国不久,龟兹小乘佛教遂复风靡,并在此后数百年间,一直占主导地位。公元630年左右,玄奘曾于龟兹挂锡二月。《大唐西域记》卷1记龟兹佛教情况云:“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罗什遗风所及,可渭久远矣!
罗什时代的龟兹石窟中的大乘佛教图像,如克孜尔等石窟的多佛情况,有克孜尔38号窟主室前壁两侧的立佛龛、47号窟中的列佛、17号窟的卢舍那佛壁画等,正是罗什在龟兹说法、
葱岭东西佛教徒远集龟兹、修行大乘教法的反映。而罗什离开龟兹后,大乘佛教开始逐渐衰退,小乘佛教复占优势,亦与史乘所载相合。
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石窟艺木,从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风貌面世。其突出的特点,除上述内容方面,尚有三端。其一,是中心柱窟形的山现。中心柱窟是一种具有龟兹本地特、塔柱形式的洞窟。它渊源印度的支提窟。支提窟的平面呈马蹄形,后部凿出圆形覆钵式塔,塔的四周形成通道,窟内左右和后部凿有列柱。而中国式的中心柱窟,其塔体和洞窟平面多为方形,方柱与窟顶连成一体,形成供信徒右旋礼拜的塔柱。中心柱一般分为主室、后室和中心柱三部分,有的还增加了前室。这种龟兹地区特有的石窟建筑形式在龟兹出现后,在内地最早出现于大同云冈石窟,不久便风靡全国,成为中国石窟中的一种主要礼拜窟。
其二,是大像窟的出现。龟兹早期中心塔柱的正面,即主室后壁,有的塑出大立佛。克孜尔47号窟大立佛从其遗迹推测,身高在10米以上。克孜尔大像窟尚有六处。森木塞姆石窟南北崖各有大像窟二处,北崖11号窟原塑高15米的大立佛。克孜尔尕哈石窟也有大像窟四处,其中23号窟大立佛高近10米。这种大立佛,据上引《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所记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寺形像,与寺无异”,可知此为4世纪中期龟兹佛寺所习
见。兴凿大立佛,迄7世纪初玄奘路经龟兹时,仍相沿不衰。《大唐西域记》卷1记龟兹国“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可知龟兹崇奉大立佛有着悠久的传统,《大唐西域记》卷12记瞿萨旦那(即于阗)“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即龟兹)国而来至此”。新疆以东的大立佛,最早遗物是北魏和平初(公元460年)开凿的云冈昙曜五窟,18号窟立佛高15.5米,16号窟立佛高13.5米,其年代晚于龟兹早期立佛约一世纪。而葱岭以西的大立佛,当以阿富汗巴米羊石窟高38米的东大佛和高53米的西大佛最为著名。巴米羊以西和以南,再不闻有高10米左右的大立佛遗迹。两大佛的年代,近年学界估计在4至6世纪,巴米羊大佛的数量远逊于龟兹石窟。因而,中国学者认为,开凿大像窟,雕塑大型立佛,是龟兹佛教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以在龟兹出现较早具有代表性,在中亚和东方佛教石窟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
绘制诸多内容的中心柱窟和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大像窟的出现,标志着石窟崇拜内涵的重要转变,这就是龟兹佛教艺术的第三个特点。印度石窟、佛寺的建立,是以佛塔(窣堵坡)崇拜为中心的,石窟、佛寺的形制及其内容题材,均依此为转移。中心柱窟形和大立佛(包括列佛)的出现,表明已开始从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转变,这是佛教
艺术内容上的重大变革,影响至深至远。《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有“北山寺名致隶蓝”,此即《水经注》卷2引释氏《西域记》中所载“国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鸠摩罗什在胎之日时,其母曾礼往“雀梨大寺”、“弥日设供,请斋听法”。该寺遗址在库车皮朗古城北铜厂河两岸苏巴什地点。沿河两岸以两大塔为中心形成东西对称的两座寺院,玄奘称为“东西昭怙厘”,赞其“佛像庄严,殆越人士”。我们从遗址发现的4至5世纪的塑像、壁画和6至7世纪的精美舍利盒判断,该寺虽与印度伽腻迦王所建“雀梨大塔”名称相同,布局上均以大塔为中心,但佛像崇拜已成为礼拜供养的主题。同而,龟兹所特有的菱形壁画构图、“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乐舞场面,绚丽多彩的壁画内容,都反映山龟兹艺术家才华横溢的艺术才能。所有这一切,出现在4世纪的鸠摩罗什时代,并非偶然。今天,我们纪念大帅诞辰1650周年,整理研究沉埋已久的古龟兹文化的丰富宝藏,就更有其重要意义。
(选自《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 作者:丁明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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