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精神是中国科学家精神之魂。1956年，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在《写给郭永怀的两封信》中，对尚滞留美国的郭永怀发出了“快来、快来！”的呼唤，并认为“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提出“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的重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科技经历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发展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钱学森在《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一文中，回忆了归国以来的经历，认为“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的贡献的”“由于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中最好的评价！”科技发展关乎国家命运。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从“西学东渐”的迷思到“西学东源”的彷徨，从“徐图自强”的努力到“科学救国”的觉醒，从“科教兴国”的追赶到“科技强国”的信念，我国科技发展始终浸润着一代代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也体现着一代代科学家的智慧和精神。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应把满足国家需求和人民需要作为科技工作的出发点，时刻从国家需要、国家发展的角度审视自身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通过发展科技夯实党执政兴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科技支撑。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中国科学家精神之要。半导体物理学家黄昆在《关键要敢于和善于创新》一文中说：“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经历，我深深体会到：科学研究贵在创新，要做到‘三个善于’，即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其中最关键的是善于抓住机遇，发现和提出问题。”发现和提出问题，一方面要从学科内部不同观点的冲突和矛盾中寻突破，另一方面要从生产需求和技术配套的链条中寻线索，黄昆院士的“三个善于”是创新之道的高度凝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科技进步的本质要求。开创领域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创新，是“创新的创新”。这就要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遵循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不同的发展规律和路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寻新路径，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努力做到“非对称”，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实现从“追随者”“复制者”向“原创者”“引领者”的根本性转变。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求实精神是中国科学家精神之本。早在1916年，时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发表在《科学》杂志的《科学精神论》一文开宗明义，“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任鸿隽还总结了科学中国历史学家
精神的5个特征：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他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品德，就更完备了。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有四大弊病：材料偏而不全，研究虚而不实，方法疏而不精，结论乱而不秩。任鸿隽的这些判断，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龙芯”首席科学家胡伟武在《创新文化就是求实文化》中说：“创新的目的是什么？自主创新的根本任务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科研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求真务实是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底。在新时代发扬求实精神，就要坚持创新为民的科技价值观，把热爱科学、探求真理作为毕生追求，坚持解放思想、独立思辨、理性质疑，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坚持立德为先、诚信为本，坚守科研诚信的底线，让成果落地生根，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勇于担当。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是中国科学家精神之基。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两人是“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杨振宁在《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追忆两弹元勋邓稼先》一文中写到：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中国人站起来了”可能是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对这一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他认为，
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邓稼先逝世以后，在杨振宁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中写到：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科技创新是具有高度“正外部性”的活动，每一项重要成果诞生后，在丰富原有理论体系、提升技术配套能力、生产效益和国家整体实力的同时，必然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与此同时，作为创新主体的科学家，在这一过程中收获的“名利”必然是有限的。当前的形势，急需科学家静心笃志、心无旁骛、力戒浮躁，甘坐“冷板凳”，肯下“数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能够“沉住气”“静下来”“钻进去”，瞄准世界一流，解决实际问题，力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
协同精神是中国科学家精神之根。树高叶茂，系于根深。这是我国早期的科技工作者主动与工业界加强协同创新的真情流露。新中国成立初期，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科学的新方向》
一文中说：“为谋达到给人民谋福利起见，我们新中国发展科学的道路将朝那方向走呢？第一我们必得使理论与实际配合，使科学能为工农大众服务。第二我仍必须策力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眼前最迫切而最重大的问题。第三大量培植科学人才以预备建设未来的新中国。”竺可桢这里所述的“中国科学的新方向”，事实上就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促进国家建设，这是“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历史先声。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是科技创新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必由之路。发扬协同精神、促进协同创新，要优化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避免简单的大拼盘、“拉郎配”；要推进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打造“长板”，弥补“短板”，强化跨界融合思维，倡导团队精神，坚持全球视野，加强国际合作，打破“孤岛效应”，避免“谷仓式”“烟囱式”科研组织模式；要建立协同攻关、跨界协作机制，创造条件使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发生“物理碰撞”和“化学反应”，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育人精神是中国科学家精神之源。数学家华罗庚曾说：“人有两个肩膀，我要让双肩都发挥作用。一肩挑起‘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送到工农众中去；一肩当做‘人梯’，让年轻一代搭着我的肩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然后让青年们放下绳子，拉我上去
再做人梯。”这是他作为优秀教育家的真实写照。数学家苏步青倡导并实现了“培养学生超过自己”的目标，被称为“苏步青效应”。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说：“希望我国能出现一大批‘苏步青效应’”。科技创新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赛，科学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科技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对年轻人的关心和栽培，是每一代科学家肩负的重要使命。家有“家风”，校有“校风”，同一师门中也有“门风”。在科学界，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之间传递的不仅有知识、方法，更有精神和“门风”。这就要求科学家以欣赏、宽容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年轻人，多做点拨、助力和引导，善于发现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敢于放手、支持其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甘做致力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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