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史学传统
漫谈中国史学传统
作者：秦锋祥
来源：《西江月·中旬》2013年第09期
        【摘 要】在我国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重人事，轻鬼神、会通古今、经世致用、恪守史德等诸多优良的、独特的史学传统，这些传统浸润在中国历史发展潮流中，它们不仅是以往史学家优良的思想、品德、学风和经验的集中表现，也是我国史学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史学；传统；恪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独树一帜，其史学尤为中华文明之底蕴。梁启超就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1]中国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重人事，轻鬼神、会通古今、经世致用、恪守史德的特有传统。
        一、重人事，轻鬼神
        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史学史从神开始，人们最早认为神创造了历史。” [2]但中国早在西周末年，天命神学便渐失人心。如先秦时期重要的史学典籍《左传》中虽记载了很多关于鬼神之事，但仍反映了叙史过程中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随国大夫季梁与随君论述治国之道：“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又有“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 [3]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常言鬼神，但仍持怀疑态度，《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又言：“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4]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要“究天人之际”，他强调的是历史演进中人的因素。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亦言：“夫论成败者，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行，则其理悖矣。”（《史通·杂说》）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亦认为：“天道窅冥恍惚，若存若亡”，因而主张“治人而不治天” [5]。
        二、會通古今
        会通古今，也可谓“通变”史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6]的著史宗旨，本质上就是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考察从古至今的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这种“通变”史观在先秦诸子思想比比可见：
        孔子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 [4]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
        《管子·正世》道：“与时变，与俗化”，其中的“时”、应指历史进程，“俗”则指社会风俗，意思是讲历史进程和社会风俗是不断变化的。[7]
        《韩非子·五蠹》篇中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阶段，并点明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这实际上揭示出历史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8]
        《周易》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周易·系辞下》） [9]意思是说，天下同归于一地，而所走之路多异；同至于一处，而所抱之想法有百种。这实际上道出了文化从同到殊、从一到多的变化态势，寓有这是一种不可阻止的历史变化趋势之意。
        而明确提出“会通之义”并把它作为整个史学工作原则和史家责任的则是南宋郑樵。他在《通志·总序》中，多处提倡“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其主旨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揭示“古今之变”。[10]
        在郑樵思想基础上，马端临更是以能否“会通”作为评判良史的标准，从理论上总结了司马迁成为良史的条件：“《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 [11]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史书也是“通史”，而“通史”就是“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胡。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使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文史通义·答客问上》）[12]
        当代，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中也指出：“通史的工作是这样的艰难，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把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地组织起来，……局部性的研究愈深，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 [13]
        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在中国历史中，不仅是史学家，历代帝王统治者也都注重历史的借鉴、垂训作用，如汉代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汉文帝时，张释之“言秦汉之闲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在先秦古籍中，孔子作《春秋》就已明确体现出经世思想，司马迁对《春秋》主旨的总结和宣扬，以及他对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等著史思想的阐释，集中体现了史学家经世传统的自觉意识。其后有，唐太宗盛昌“以古为镜”；宋神宗赐司马光所修史书名《资治通鉴》，则是因为“《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
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14]明确揭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刘知几更是视史学垂鉴功能为史家作史的基本原则：“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15]
        四、直书实录，注重史德
        “直书”是指据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德”是指史家应该具备的德业修养。两者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执着，而且也是其对对历史主体认识不断加深的呈现。
        孔子修《春秋》，基本是据实直书。杜预就言《春秋》记事“尽而不污，直书其事。” [16] 随着历史的发展，“直书”已逐渐成为史家的基本职责。唐太宗与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褚遂良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一点：“太宗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17]史官杜正伦也对唐太宗说
过： “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20这些事例说明中国史官已经视“秉笔直书”为自身之使命。
        唐代刘知几更是将“直书”上升到史学理论高度，他在《史通》中专书《直书》、《曲笔》两篇，总结了唐以前史家直书的优良传统：“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18]在刘知几看来，“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直书实录为贵。”（《史通·惑经》）
        明確提出了“史德”理论则是清代学者章学诚。他言：“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并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经议史德，乌乎可哉！”[14]意指史家应当辨明主观与客观史实之间的关系，要尊重客观事实，如实的记录史实，不能随意把自己的主观臆想掺杂进去。同时，章学诚也认识到人感性的一面，便引入“气”与“情”的概念，指出了史家情感对史著公正性的影响，他言：“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又说：“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
于正。”、显然，他认可的是“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反对“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14]本质意愿就是要以理性制约感情，使感情合于事理。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史学传统，这些传统浸润在中国历史发展潮流中，它们不仅是以往史学家优良的思想、品德、学风和经验的集中表现，也是我国史学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我国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对这些优良史学思想进行研究和总结，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前人史学成果的理解，而且对当前史学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有很大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1.
        [2]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4）.
        [3]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9.
        [6]（西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黎翔凤撰，梁边华整理.荀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8]陈秉才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1]（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等点校.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3]范丈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历史学家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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