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
◎李长银
内容提要 清代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学术关联，过往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持肯定意见，但语焉不详，还有部分学者基本不提，或
持否定态度。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钱穆、张西堂、张寿林、罗根
泽、杨宽等为代表的“古史辨”学人，正是在接受以惠栋、戴震、范家相、赵翼、汪中、阮元
等人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了“东周以上无史论”
“层累说”“孔子与《易》无关”“《说卦》三篇是后出之文”“孔子未曾删《诗》”“《诗经》所
录全为乐歌”“《老子》著作年代在孔子之后”“神话演变分化说”等一系列较有学术价值
的学说或论点，从而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代学坛的兴起与发展。因此，乾嘉
考据学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而通过这一澄清工作，不仅可以进一步挖掘这场运动的学术来源，还能够彰显乾嘉考据学在近代学术文化转
型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 乾嘉考据学 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转型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０７－１１
清代乾嘉考据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形态之一。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开篇即强调：“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②而将这一“清之考证学”推向高峰的无疑是乾嘉考据学。大体来讲，以惠栋、戴震等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总结，③从而建立了一个具有特殊学术标识的“乾嘉范式”，并形塑了“清之考证学”。
更值得指出的是，乾嘉考据学还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有研究者提出，由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与乾嘉考据学之间即存在学术关联。顾颉刚的弟子刘起荱强调说，自己老师一生的学术“植根于汉学”，并认为其具体承受了清代汉学各派
的内容与治学方法。④持相近观点或赞同这一观点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中外
交汇：‘古史辨运动’的学术渊源研究”（１８ＪＨＱ０５２）；山东大学基
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古史辨’派与中国传统学术转型”
（２０２０ＧＮ０２５）
①本文所探讨的乾嘉考据学，主要指的是梁启超在《清代学
术概论》中概括的“正统派”，即以惠栋、戴震、汪中、阮元等人为
代表的考据学家。崔述等非正统的考据学家则不在讨论之列。
关于崔述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具体学术关联，可参见路新生：
《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４期；邵东方：《崔述学术
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１～１６７页；李长银：《崔
述的“考信之学”与“古史辨运动”》，《东方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５册，北京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０６８页。
③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第３９４～４００页；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６页。
④刘起荱：《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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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有刘俐娜、王学典等。①但是，这场学术运动具
体承受了哪些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成果，则基本语焉
不详，甚至存在可商榷之处。
②当然，还有一批研究者在考察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或“古史辨运动”的
学术来源时，则基本不提及乾嘉考据学，
③或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因此，本文拟对这一存在不同看法的课题进行一次具体而微的澄清工作，以期进一步挖掘“古史辨运动”的学术渊源，并揭示乾嘉考据学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戴震、阮元等的《诗经》研究与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从古史研究的角度来讲，“古史辨运动”的发生与兴起，最迟可以追溯到胡适“东周以上无史论”的提出。时人钱穆即指出：“古史之怀疑，最先始于胡氏。其著《中国哲学史》，东周以上，即存而不论，以见不敢轻信之意。近数年来，其弟子顾颉刚始有系
统见解之发表。”④而当代学者则认为，“层累说”之证成，是以“东周以上无史论”为前提的。
⑤因此，考察“古史辨运动”之发生与兴起，有必要对该论进行一番简要介绍。
１９１９年２月，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正式提出：“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依据，止有一部《尚书》”。但是，“《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而“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至于《诗经》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古的史料”，要在《诗经·小雅》记载：“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而这一记载，除了得到西洋学者的证实之外，还在于本土学者推算此日食在幽王六
年。⑥因此，胡适认为，东周以上并无信史。
所谓推算日食在幽王六年的本土学者，即包括乾嘉著名考据学家阮元。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后来的历学家，如梁虞邝、隋张胄元，唐博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入食限。清朝阎若璩、阮元
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⑦追本溯源，这一论述
的第一句直接照搬了阮元的说法。阮元在《诗十月之交四篇属幽王说》中首先指出，关于《十月之交》
四篇，有“属厉王时诗者”和“属幽王时者”两种说法，然后指出后者之合者有四，前者之不合者亦有四。其中，第一个证据是：“《诗》言‘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交食至梁、隋而渐密，至元而愈精。梁虞邝、
隋张胄元、唐博仁均、一行、元郭守敬?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载在史志。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
辛卯朔正入食限。”
⑧由此可见，胡适之所以认为《诗经》可信，并进而提出“东周以上无史论”，在较大程度上是参考了阮元关于《十月之交》的看法。
当然，由于胡适在书中直接提到阮元，故不难被发现。其实，胡适还受到了其他乾嘉考据学家的启发。早在阮元之前，戴震在《毛郑诗考正》中即指出：梁虞邝、唐［傅］仁均及一行，并推《十月之交》首章的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时日食”；“近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初亦用刘原甫
①②③④⑤⑥⑧刘俐娜：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１～１１９页；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其中，
惟有刘起荱指出顾颉刚善于借助各家研究成果，但举出两个具体例证：一是顾颉刚因崔述之说而提出了“层累说”，二是顾颉刚因崔适《史记探源》之说而对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活动做出了新的研究（参见刘起荱：《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第１２页）。但问题在于，崔述非乾嘉考据学的“正统派”，崔适则是今文学家。因此，这两个具体例证并不能证实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
王?森：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５９页；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第５３～６５页；顾洪：《论古史辨学派产生的学术思想背景》，《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５年夏之卷；王煦华：《试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中国哲学》第１７辑，１９９６年３月；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１１页；黄海烈：《顾颉刚“层累说”与２０世纪中国古史学》，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９～４８页；林庆彰：《顾颉刚的学术渊源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
钱穆：
《国学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１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２页。
李扬眉：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⑦胡适：
《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５卷，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５页。
阮元：
《蝟经室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８３～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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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谓虞邝诸人傅会。后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复
著论自驳旧时之失。”①此后，戴震又作《书小雅十月之交篇后》，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②要而言之，戴
震认为，《十月之交》中的日食记载发生在周幽王
六年。
③将胡适与戴震的观点进行对照，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而最迟在１
９１７年４月，胡适即阅读到了段玉裁的《戴东原年谱》。④此后，胡适在《中国哲学史
大纲》讲“整理史料之法”之时还专门对戴震进行了
表彰。⑤由此来看，胡适之所以认为《诗经》可靠，并
进而提出“东周以上无史论”，还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戴震关于“十月之交”的研究成果。
受戴震《诗经》研究成果影响的还有顾颉刚。１９２３年５月６日，顾颉刚以《诗经》可信的基本前提下，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按语”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层累说”。此说有三个要义：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是“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
最早的状况”。⑥此说一经提出，宛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⑦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传统上古史体系，从而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
在正文部分，顾颉刚还以“商周不同源论”为前提对“层累说”的第一个要义进行了简要阐述。根据《诗经》中的《商颂》和《大雅》，商、周两个民族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公认的始祖”。不过，在他们的始祖之外，还有一个禹。换言之，“东周的初年只有禹”。但根据《论语》，“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由此来看，“时代愈后，传说的古
史期愈长”。⑧此后，顾颉刚又在《答刘、胡两先生
书》中开列了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等推翻非信史
的“四个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层累说”。
⑨要而言之，以《诗经》可信进而提出的“商周不同源论”，是顾颉刚得以建立和完善“层累说”的题中之义。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一“商周不同源论”可以
追溯到戴震的相关论述。 瑏瑠具体来讲，戴震在《毛郑
诗考正》中对《生民》进行考正时指出：“此诗异说纷然”。《帝系》曰：“帝喾上妃姜?”，“本失实之辞，
徒以傅会周人?喾为其祖之所自出”。使“喾为周家祖之所自出”，《雅》《颂》中言姜?、言后稷，当上溯及喾。而“商人祖契，于上亦更无可推。故《商
颂》言有篲，与周之但言姜?同”。 瑏瑡此后，戴震又作《诗〈生民〉解》，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瑏瑢要而言之，“稷、契皆断非帝喾之子”。
瑏瑣将顾颉刚与戴震的看法相比较，二者的思路和观点基本一致，皆是“从《诗》文本出发”，进而认为商始祖契和周始祖后稷皆非帝喾子。而且，这位学者还根据《顾颉刚日记》指出，顾颉刚有可能通过皮锡瑞的《诗经通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书中的相关论述，了解到了戴震的上述观点。
瑏瑤于今来看，这一推断颇能成立。这里可以补充的是，顾颉刚自１９１６年即开始编纂《清代著述考》。其中，该书第二册收录的第一位清代学者即是戴震，
而戴震著述之中即有《毛郑诗考正》四卷。
瑏瑥此后，①②③④⑤⑥⑦⑨
瑏瑠
瑏瑡中国历史学家
瑏瑢
瑏瑣
瑏瑥戴震：《毛郑诗考正》，《戴震全书》第１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２１页。
戴震：
《书小雅十月之交篇后》，《戴震全书》第６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３０～２３１页。当然，戴震早在《毛诗补传》中即以推步之法计算出此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参见戴震：《毛诗补传》，《戴震全书》第１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８３～３８４页。该书原藏于国家图书馆，此前并未没有公开出版，故此处不引。
有学者指出，
戴震的这一观点应该是直接受到了乃师江永的影响。参见张小明、朱宏胜：《江永诗经学考论对戴震的影响》，《池州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胡适：
《日记（１９１５—１９１７）》，《胡适全集》第２８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５４１页。胡适：
《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５卷，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６页。
⑧顾颉刚：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１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５～７６、７７～７９页。
顾颉刚：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１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４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１册，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５页。 瑏瑤李锐：《由〈诗生民解〉论戴震的疑古及史学地位》，《人文论丛》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戴震：《毛郑诗考正》，《戴震全书》第１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４４～６４６页；又参见戴震：《毛诗补传》，《戴震全书》第１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２５～５２６页。
戴震：《诗〈生民〉解》，《戴震全书》第６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戴震：《毛诗补传》，《戴震全书》第１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５９页。
顾颉刚：《清代著述考（稿本）》第１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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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较为关注戴震，并最迟于１９１７年即开始阅读
收录《诗〈生民〉解》的《戴东原集》。①因此，我们有
理由认为，顾颉刚是在接触到前引戴震关于《生民》观点之后提出了“商周不同源论”，进而建构、完善了“层累说”。
由上可知，“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相继提出，推动了“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而这两个学说的建立，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乾嘉考据学家戴震、阮元相关论述的影响。
二、孙志祖、范家相等的孔子材料考证与
“古史辨运动”的“黜圣”
１９３０年《古史辨》第二册出版发行，标志着“古史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该书主要分为三编，其中的中编为“孔子与儒家问题”。如果进一步归纳，这一问题的主题可以归纳为“黜圣”。而这一主题研究的开展，无疑将“古史辨运动”由古史考辨导向了孔子与经学研究。
所谓“黜圣”，并非是罢黜孔子，而是要恢复孔子的真相。其中，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是顾颉刚。１９２６年１０月，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发表《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指出孔子不止有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不过，真实的孔子并非是不确定的，而是只有一个，即是他自己愿意做
的———“君子”。②此后，顾颉刚转教于中山大学，并
开设“孔子研究”一门课程，以期进一步恢复孔子的真相。这份讲义主要分为四种，甲种为“孔子事实及记载孔子事实之文籍考订”，即“希望在一种讲义里把旧的孔子史实审查一番，抽出可靠的史料，作成一篇孔子新传。”其中，“《论语》《家语》《孔子世家》是专记孔
子事迹的，材料之来源与篇章之真伪，尤当细考。”
③今按讲义现存甲种资料及“按语”，顾颉刚即有本于乾嘉考据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孔子世家》与《家语》的“材料之来源与篇章之真伪”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按照先后顺序，顾颉刚首先在甲种之三中摘录了梁玉绳《史记志疑》中的《孔子世家》部分，并写了“按语”。在这则“按语”中，顾颉刚首先介绍了梁玉绳及其撰写的《史记志疑》：“梁氏生当清代朴学极盛之际，得用当世治经之法以治史，又家于文化中心
之杭州，得备览古今典籍，故其书博大而精密，为古史学辟一四达之衢，其功绩不在司马迁下。”之后，则对梁氏纠正《孔子世家》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评论：“其所纠正《孔子世家》之谬误，虽视崔述之以毕生精力作研究者有损，然百虑一致，印合殊多，且征引之旧说亦较崔氏为广”。而“将此两种考证比而观之，可知造伪之史事与由误会而成之史事散布于史籍之中，炫乱后人之耳目者不知凡几；若为无条件之信从，则多学适以多受欺。但若小心辨别，则久定之信谳仍到处显露其破绽，二千年来之覆不难于一
旦揭之。”要而言之，清代乾、嘉之际，考证之风大启，梁玉绳与崔述已将《史记》中之伪孔子“击至体
无完肤”。④由此可见，顾颉刚之所以认为《孔子世
家》中的孔子事实不可信，即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梁玉绳《史记志疑》的观点。
之后，顾颉刚在讲义的甲种之十六至二十则摘录了范家相的《家语证伪》和孙志祖的《家语疏证》，并分别写了“按语”。顾颉刚指出：“《家语》出于西汉人伪造，至王肃又别伪一本，今日之本则又非王肃之旧矣。赝之中又有赝焉，此读古书之所以难也。”而范家相的《家语证伪》即对《家语》的真伪进行了考证。比如，“王肃伪作《家语》，赖以欺人者在其所伪造之孔安国《序》及孔衍《表》”。而“范氏精心辨析，使其无可逃遁，读之可以明考订古籍之方”。又如，“范氏《读家语杂记》一文，从各方面之研究，归纳其作伪事实，指出其作伪方法盖即阎若璩、崔述等所用之方法”。此外，根据孙志祖的《家语疏证》，“当知王肃生年较晚，彼所引据之书今多得见，故虽弥缝甚工而终难掩蔽，《尚书》《家语》两案一经发
①②③１
９１７年，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戴震的《与姚姬传书》（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５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１１～３１２页）。１９２１年，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又节录了戴震的《书郑风后》（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１卷，第２８４页）。今按《与姚姬传书》收录在《戴东原集》第９卷，《书郑风后》则与《诗〈生民〉解》共同收录在《戴东原集》第１卷。此外，顾颉刚妻子殷履安手抄的《成府藏书目》中有经韵楼本的《戴东原集》（参见顾洪、张顺华编：《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第２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９２６页）。
顾颉刚：
《春秋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古史辨》第２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９～１０４页。
④顾颉刚：
《孔子研究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４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０、３４～３５页。
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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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遂成定谳。”要而言之，范家相、孙志祖，皆以考证之法，寻出了《家语》的作伪之依据，并指出了该书“割裂改窜之痕迹”。《孔子家语》之伪遂得以定
谳。①由此来看，顾颉刚之所以认为《孔子家语》为
伪书，主要是接受了范家相《家语证伪》与孙志祖
《家语疏证》的研究结论。
②是时，与顾颉刚一道致力于恢复孔子真相的还有周予同。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周予同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春秋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的立意“甚佳”，惟“谈汉时孔子尚不能发挥尽致”，以致略有“首大尾小之憾”。与此同时，周予同则表示自己曾有意撰写《孔学变迁史》一书，“详述孔子自身及
其学说之扩大与变化”。
③此后，周予同不仅撰写出了该书的部分章节———《纬谶的孔圣与他的门徒》，
对谶纬中的“假孔子”进行了考察，④还出版了《孔子》一书，尽可能地描画出了“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
⑤与本文更为相关的是，周予同也认为《孔子家语》是伪书。１９２８年，周予同注释的《经学历史》出版。皮锡瑞认为：“是肃所谓圣证，人皆知其不出于
圣人矣。孙志祖《家语疏证》已明著其伪。”
⑥周予同则专门注释说：“孙志祖字颐谷，清仁和人。官至监察御史。撰《家语疏证》六卷，证《家语》为王肃伪
造，书刻入《校经山房丛书》中。”⑦因此，周予同后
来撰写《孔子》一书时，即摒弃了“可信性太薄弱”的《孔子家语》，而主要“取自孔子的门弟子所记录的
《论语》一书”。⑧总而言之，周予同之所以认为《孔
子家语》是伪书，进而努力恢复孔子的真相，主要是接受了孙志祖《家语疏证》的研究结论。
由上所述，“孔子与儒家问题”是“古史辨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其中，顾颉刚、周予同二人都汲取了孙志祖等乾嘉考据学家关于孔子资料的研究成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的真相。三、惠栋、戴震等的经学研究与“古史辨运动”
的“惑经”
１９３１年《古史辨》第三册的出版，标志着“古史辨运动”进一步由古史考辨转向孔子与经学研究。这册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讨论《周易》，“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下编则讨论《诗经》，
“辨明齐、鲁、韩、毛、郑诸家《诗说》及《诗序》的不合于《三百篇》”。要而言之，《古史辨》第三册的根本
意义，在于“打破汉人的经说”。⑨而这一“打破”与
乾嘉考据学家的若干观点密不可分。
在《周易》的讨论上，“古史辨”学人首先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孔子与《易》无关”。这一观点是由钱玄同最先公开提出来的。１９２３年６月，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指出，在《论语》中，关于《易》的记载共有三则。其中最重要的一则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是，此则文句，《鲁论》与《古论》大异。今本出于《郑玄》，郑于此节从《古论》读。若《鲁论》，则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见《经典释文》）。汉《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即从《鲁论》。因此，钱玄同
认为，孔子与《易》无关。
瑏瑠探本追源，钱玄同的立论证据取自惠栋。惠栋在《九经古义》中说：“《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
过，此圣人之谦辞也。” 瑏瑡在《经典释文校语》中，惠栋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
瑏瑠
瑏瑡顾颉刚：
《孔子研究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４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４２～４５页。
１
９３５年，顾颉刚在《三皇考》中再次强调说，《孔子家语》这部书，“直到清代中叶而完全解决，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证伪》，就内容研究，寻出每篇每章的根据及其割裂改窜的痕迹，于是这一宗造伪书的案子就判定了。”因此，对于《孔子家语》，“只须当作王肃的学说看”。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古史辨》第７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３１页。
周予同：《与顾颉刚书》，《古史辨》第２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９页。
周予同：
《纬谶的孔圣与他的门徒》，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２～２１５页。
周予同在该书末对“
真的孔子”进行了总结，即“孔子是一位中国古代人格完满发展的圣人；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周予同：《孔子》，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６０页。
⑦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６、１０９页。
周予同：
《孔子》，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３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页。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１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４～８５页。
惠栋：《九经古义》，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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