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预言与民众心态困境
抗战时期的《》预言
与民众心态困境
李俊领
摘要：《》是古代预言国家治乱的著名“图谶”。在日军侵华的危机下，新编本《》因商家营销而广受民众青睐。尤其在一·二八事变前后，上海很多市民希望从该书中寻求时局“天数”与心灵安慰。抗战期间，读书人较为关注民众迷信《》的现象，并进行多向度的引导。一些会道门则利用《》蛊惑人心，破坏抗战，中共对此行径着力批判，以增强民众的社会主体性与革命认同感。这表明该书反映的“天命”观念与易占传统仍深刻制约着当时城乡民众的政治态度。他们普遍保持着臣民心态，期待“真命天子”拨乱反正。这种心态在潜意识层面阻碍民众觉醒，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共仍须面对的深层社会问题。
关键词：抗日战争；《》；谶纬文化；民众心态
作者简介：李俊领，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691;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8-0114-13
哲学家劳思光教授曾回忆说，其幼年时遭逢日军侵华，社会危机严重，当时老家湖南长沙的“长辈们据《推
背图》次序，都知道‘一声（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那幅图，是预言日本在酉年战败；数年后果然应验”。①这些“长辈们”至少因此减少了对战乱的恐慌，保持对生活前景的希望。抗战胜利的1945年正是中国农历的乙酉年（鸡年），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
①劳思光：《“绝倒芳时虚度”——我以术数自娱》，《解咒与立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1年版，第
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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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的解读和预期，也对应了其对于“天命”①观念的理解与信仰。实际上，劳氏长辈们所知《》预言日本战败的“那幅图”不过是民国元年新知识人的编创，并非古已有之。
《》是一部唐代问世的预言国家治乱兴衰的谶书，假托李淳风与袁天罡合作。该书的每一幅图与所配谶语统称为一“象”，后世传本有60象至67象不等。由宋至清，《》被列为官方禁书，而民间仍有多种版本流传。②北洋时期，新编本《》亦遭查禁，但在社会各阶层中颇为流行。国民政府时期，解禁后的《》经商家与媒体营销而逐渐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图谶”预言书。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的《》及其社会影响鲜有问津。③从“谶纬”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民众
心态与行为的丰富面相仍未得到充分揭示，由此很难深入理解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运动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事实上，由于社会启蒙滞后，当时“谶纬”文化在民众的精神世界中仍占据一定地位，对其心态与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面对日军侵华造成的社会危机，商家如何趁机营销《》？民众如何运用《》因应时局和调适心态？读书人与中共政治力量又如何对待该书的“迷信”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分析和讨论。本文拟以抗战时期的《》为切入点，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谶纬”文化对民众心态的塑造，揭示这一时期不同阶层应对社会危机的立场、策略及其内在张力。
一、日军侵华危机下的《
》》传播
在抗战时期的华北、华东与华南，由于日军侵华带来社会恐慌，诸多城乡民众传看《推背①《尚书·盘庚上》云：“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天命”一词有如下含义：上天的意志，也指上天主宰众生的命运；自然的规律、法则；古代帝王自称受命于天的神圣资格；人的天赋；天年，指人的寿命。本文取第一种含义。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观念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人生观。傅斯年认为，孔子的“天命”观是“命定论与命正论”的调和。以命定论而言，“孔子所谓天命，指天之意志，决定人事之成败吉凶福祸者，其命定论之彩不少”；以命正论而言，孔子不是完全的命定论者，其“天命”观中有修德以俟天命眷顾的“俟命论”成分，这种“俟命论”即为“凡事求其在我，而不责其成败于天”的“命正论”。见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5、616页。傅氏所言令人信服。“天命”作为上天的命令或意志而言，基本等同于“天意”。《汉书·礼乐志》云：“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此处“天意”即上天的意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语境中，通常将作为人事变化之终极决定者的上天意志称为“天命”或“天意”，从宿命论的角度评论天灾人祸则曰“劫数”或“定数”。
②学界关于《》一书的源流与版本的讨论，可参见胡怀琛：《考》，《宇宙风》（乙刊）第36期，1941年1月，第8—11页（文页）；王硕：《〈〉的流传及其历史观点》，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8页；翁常锋：《〈〉研究》，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十六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③目前仅见谢贵安与翁常锋的相关讨论。谢贵安认为，今本《》（即金圣叹手批本《》）出自1946年朱肖琴所编的《中国预言八种》；民国时人伪造或改造《》，可能出于预言未来事物的欲望，也可能出于“宣传爱国”的需要（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334、335页）。其对今本《》来源的说法不确。翁常锋考察了民国时期一些读书人对新编本《》产生和传播的影响，颇有新意（翁常锋：《〈〉研究》，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十六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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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试图从中寻觅中国遭遇外敌侵略的某种“天命”或“劫数”。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商家营销《》与市民谈论该书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造成的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上海被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该地的书商借机大量售卖新编本《》，而普通市民纷纷谈论该书关于这场事变的预言。1931年12月的一天，有商贩在上海某茶楼中向茶客推销《》。他翻到该书第55象，向人介绍说：这图上的“昂昂若千里之驹”一句现已应验，“昂昂，即昂昂溪”，就是1931年马占山将军抗日失败的地点；马身上的火焰即“日球之光铓”，是指日本；这幅图的颂词“问即不送山头去，走入长安去求乞”一句，指马占山将军退却克山。①该商贩所持《》的版本当为艺海书店1912年版，其对第55象的解释显系穿凿附会，不过是利用人们渴望洞察时局走向的“天命”观念与占卜心理，刺激其消费欲望。像这样在街头茶肆中营销《》的商贩为数不少，而茶客们也确有借此谈论时局的兴趣。
当时，上海市民对《》并不陌生，因为在清末北洋时期，该地一直是国内出版、销售新编本《》的大本营。艺海书店于1912年推出的新版《说》为每一象配备干支与易卦，使之明确带有易占的特征，在形式上契合了传统的象数之学。上海文明书局与中华书局于1915年合作出版了《圣叹手批中国预言》（又名为《中国二千年前之预言》），其中包含的“金圣叹手批本《》”（即后世所称“金批本《》”）对民众心态影响甚大。该书继承了艺海书店版《说》的诸种优势，以金圣叹之名解说全书60象的预言。其图文相互配合，采用了拆字、嵌字、藏头、类象、比喻、谐音等表达
方式。就占卜技术而言，该书新增各图“应该与旧图所用方式非常类似，是一种混用几种占法的演算”，②可能包括占星术、象数易学、阴阳五行说与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的“元会运世”推算法。③就历史观而言，该书以推演“国命”④为中心，秉持循环历史观，认为国家的一治一乱自有“天数”和周期，而“天数”可以被认识和理解，如其第60象颂词所云“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⑤新编本《》虽遭北洋政府查禁，但实际上禁而不止。这与当时社会启蒙的局限颇有关联。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虽唤起了一些读书人的觉醒，但并没有真正实现普通民众的社会启蒙。他们仍较多延续着传统的伦理观念与思维方式，希冀有所谓符应“天命”的政治强人重建社会秩序，恢复过往的太平日子。1927年1月，一位署名为“逸庵”的作者在《申报》上撰文称古书《》有“将军头上一丛草，二人立在石头上”一句，前半句“寓蒋一字”，后半句“寓介石二字”。其由此推论《》“言之恰合”，⑥暗示蒋介石是“天命”预定的领导国民革命的政治新星。对于上海民众而言，这种以“图谶”猜测政治变局的做法并不稀奇。
①清□：《记一个卖〈〉书贩之言》，《申报》1931年12月5日，第11版。
②劳思光：《“绝倒芳时虚度”——我以术数自娱》，《解咒与立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1年版，第
240页。
③参见苗元一：《中国历史宿命论研究——推背学概论》，岳麓书社2011年版；许钦彬：《解读〈〉》（修订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杨景磐：《皇极经世演绎》，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
④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周书·召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4页。
⑤《》，《圣叹手批中国预言》，文明书局、中华书局1915年版，第74页。
⑥逸庵：《蒋介石考》，《申报》1927年1月23日，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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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在上海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当时，蔡廷锴与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后有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前来增援，但日军也随即增派援军。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一时间，上海局势岌岌可危，人心惶惶不安。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市区前后的几天内，“大批的《烧饼歌》和《》就出现于上海各马路上了”。①诸多报摊和小贩开始推销包含《》在内的《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一书，同时还兜售南京金陵塔碑碑文，以其中“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结深仇”的字句附会一·二八事变。②时居上海的作家茅盾在书摊上买了几种不同版本的《》
和《烧饼歌》。据其观察，上海一些民众认为这次事变为《》提供了一个新注解——日军炮轰上海闸北地区是“天意”，“不必归咎于谁”。③
1932年2月，茅盾匆匆从上海赶回故乡乌镇避难。临行之前，他又特地到棋盘街的一家书局，花八角钱买了一部《圣叹手批中国预言》。在回乌镇的火车上，茅盾遇到一些同行的旅客谈论一·二八事变的“天命”与“劫数”。当时，一位南方人说：“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另一位老先生也称：“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依照其意，上海遭此一劫，是命里注定。这位老先生还说道，“要有皇帝，才能太平”；宣统帝将来要有杀身之祸，而另外“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羊草”。其他几位旅客也热心转述了许许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传说。他们的对话体现了王朝时代臣民普遍认可的历史观，即“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乱极乃有治；然而拨乱反正，却又不是现在的当局，而是草野蹶〔崛〕起的真命天子”。④其实，普通民众依据直接与间接的日常生活经验，或多或少相信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受“天命”的支配。其中一些宿命论者认为“天命所在，凡治乱、穷达、贵贱、祸福、生死、贫富必有理由，必有时机，不能强为取舍”。⑤相信“天命”与期盼“真命天子”，表明他们不自觉地延续着传统的臣民心态。
诚然，普通民众也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对侵华日军抱有“普遍的敌意”，⑥很少有人心甘情愿接受外来侵略者的统治。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民众组织了“上海市民义勇军”，协助十九路军作战，并担负战地救护及后勤运输等工作。民营的上海广播电台与凌云、大中华、李树德堂、中西广播电台纷纷开始报
道战争的进程，战时开播的国华、亚声、鹤鸣等电台也相继跟进，积极声援十九路军，激励民众抗战信心。在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市区后不久的一天傍晚，定居该地的学者李季在其住所的院子里听到房客们的议论。有人说：“要干才有出路。我们大家去当兵，不愁东洋人不吃败仗。”有人提议：“不买东洋货，他们就要饿死。”还有人叹息道：
①茅盾：《故乡杂记》，《现代》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1日，第201页（文页）。
②据说，有人在1927年拆除明代建于南京的“金陵塔”时发现一通石碑，碑文云：“拆去金陵塔，关门自己杀。日出东，月落西，胡儿故乡起烽烟。草弓何优柔，目睹江山落夷手。冬尽江南万古愁，繁华忽变瓦砾邱。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结深仇，眼见日西休。”或云此碑文系刘伯温之言。参见朱肖琴补注：《中国预言八种》，广益书局1947年版，第98页。
③茅盾：《故乡杂记》，《现代》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1日，第201页（文页）。
④茅盾：《故乡杂记》，《现代》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1日，第202—204页（文页）。
⑤阮国恩：《人事与天命》，《潭冈乡杂志》1936年第6期，第13页（栏页）。
东洋兵⑥黄道炫：《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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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齐心，早就把日本灭掉了。”①以当时的国情而言，即使有更多民众当兵，全民不买日货，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侵华日军全部逐出中国。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官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而这些房客身居社会底层，见识有限，但他们也有爱国抗敌之意。
1932年3月至7月，日军占据上海，一些书店借机大力营销《》。3月初，上海的战争形势仍十分紧张。诗人王礼锡在3月2日的日记中称：“今天像战事初起的那一天一样的使全上海的人心陷于慌乱。”②不久，上海四马路的百新书店在《申报》连日刊载独家代售《中国二千年之预言》的广告，称该书包括金批本《》《周吕望万年歌》《蜀汉诸葛亮马前歌》《唐李淳风藏头诗》《宋邵康节梅花诗》《明刘伯温烧饼歌》与《黄蘗禅师诗》等7种。为提升该书的销量，其广告宣称，1932年1月28日发生的上海中日战事早已为唐代袁天罡、李淳风合著的《》一书算定；该书预言的“事事应验无讹”，但后世的传本经过多次翻印，“已失真髓”；百新书店独家代售的《》是清朝大内秘藏唯一的真本，内有金圣叹与张之洞的详细批解；该书在庚子国变时流至海外，由某华侨花巨资购回，现在影印出版。③为说明金批本《》的灵验，这则广告还特地举例说明该书第39象对一·二八事变预言的准确性。其解释说，“鸟无足”指飞机，“有月”指十二月，“升”指二十一日，而阳历的1932年1月28号即阴历十二月二十一日。照这样解释，一·二八事变是预定要发生的事情，而“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一句则意味着“倭国必亡”。因此，读者只要细心揣摩《》的预言，未来的大事“件件俱可预知”。④在百新书店独家代售《中国二千年之预言》一书的同时，上海南京路文明书局也在《申报》刊登
广告发售《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⑤这虽是商家极力营销谶书以谋利，但其关于“倭国必亡”的预言解读迎合了人们普遍希望日军战败的意愿。
1932年7月，上海社会大致恢复到一·二八事变之前的秩序，但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仍不乏关于《》的闲谈。上海茶楼的茶客中除了一些临时来此谈事情者外，还有一些每天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地方落座的老顾客，“他们大抵是既有闲而又有钱的上海中产的住民”。这些老顾客在此看报，吃点心，“与日日见面的几个熟人谈《》的实现”。⑥除了这些有闲又有钱的茶客，普通民众也同样乐于谈论《》关于时局的预言。这种具有神秘主义彩的生活现象大致延续清代的社会传统。清代“儒者兼具各种术数知识，殆人人为之，实为极平常普通之事”，⑦而乡间民众也愿意请当地儒生帮助择吉或占卜。在“国命胜人命”⑧之说的影响下，他们对推演“国命”的禁书《》颇为好奇，不乏私下抄录和传阅者。清末民初，一些同情革
①李季：《暴日侵沪期中一个文字劳动者脱险的经过与感想》，王礼锡：《战时日记》附录，神州国光社1932年
版，第231页。
②王礼锡：《退兵之日》（1932年3月2日），王礼锡：《战时日记》，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8页。
③《广告》，《申报》1932年3月25日，第5版。
④《广告》，《申报》1932年3月25日，第5版。
⑤《广告》，《申报》1932年3月31日，第4版。
⑥郁达夫：《上海的茶楼》，《良友》第112期，1935年12月，第45页（文页）。
⑦王尔敏：《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香港处士翁仕朝生平志行》，《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
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⑧王充：《命义第六》，《论衡》，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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