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歌曲创作论析
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抵御外敌入侵并取得全面胜利的民族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党派、地域、信仰、行业，全民一心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摧不垮、打不烂的新的长城。在这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中，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笔为，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仅以歌曲创作一项为例，2005 年由花山出版社发行的《抗日战争歌曲集成》即汇编有6000余首经典抗战歌曲。由此可见，歌曲创作之丰应是抗战以前任何年代所不能比肩的。又有“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流血的年代，也是一个唱歌的年代。整个民族都在歌唱，歌唱着种地，歌唱者行军、打仗、流血，歌唱着走向永生……”之说。由此，大量的歌曲创作和歌咏活动成为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一大亮点。贵州，这一祖国西南边陲的偏远省份，随着抗战的到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成了大批文艺工作者短暂停歇或长期定居之所，在这样一个歌唱的年代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声乐作品，为贵州歌曲创作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新曲创作初见端倪
抗战全面爆发以前，贵州的新音乐创作只是零星出现，如1932年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
刊发了贵州籍学生于世沆的作品《黄昏》和《打稻歌》，随后伴随抗战的全面爆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相继入黔，歌曲创作获得了初步发展。1939年国立浙江大学迁入贵州，竺可桢校长为确定校歌，请国学大家马一浮作词，国立中央音乐学院应尚能教授作曲，创作了《浙江大学校歌》，在国立浙江大学广泛传唱。该歌曲以启迪师生为学之道、为师之道，最终振兴祖国，实现全国人民的和谐相处为首要，格调高雅、意义深远，至今听来仍受益良多。在2014年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公布的高校校歌前十名名单中，《浙江大学校歌》荣登榜首。1943年，应尚能教授途径贵州，又为贵州省第一届国民体育运动大会谱写《全省国民体育运动大会会歌》，引起强烈反响。除此之外，1944年，抗敌演剧四队的宋扬途径安顺，在安顺与苗族同胞同吃、同住，并学习芦笙、苗歌等，一次偶然的采风机会激发了宋扬的创作灵感，他先后用苗族民歌的音调创作出了《读书郎》、《苦命的苗家》两首歌曲，并迅速得到传播。特别是《读书郎》这首歌曲，后经邓丽君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人们的集体记忆。
除了途经贵州、短暂停留的词曲作者创作的歌曲外，还有一些定居贵州的词曲作家也创作了一批反映时局、情系家国、鼓舞抗战的优秀作品。如郭可诹的《保卫大西南》、《总反攻》，申又汲的《拉兵调》，王良华的《万年欢》，安娥、于世沆的《丧家失业的人啊》，
魏岩的《凯旋歌奏曲》、《春天乐》、《青春草》以及流传于基场、奉合、阳和一带的《打黄瑶歌》等。这些歌曲在不同地域广泛流传，对抗日歌咏运动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战时抒情再谱华章
东洋兵 抗战时期，由于战事的需要，全国上下亟需一种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文化艺术形态出现。由此，基于团结众、奋勇抗敌的战歌以众歌曲的形式大量出现，并成为此一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歌曲大都铿锵有力、气势雄浑，表现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吹响了抗战救亡的号角。如《义勇军进行曲》、《歌八百战士》、《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抒情性歌曲，虽然没有战斗性歌曲的果敢坚毅，但也并非无病呻吟，而是用一种更加细腻的笔触表现了词曲作家心系家国的热枕和温婉多情的内心世界。这一类歌曲如江定仙的《流浪之歌》、刘雪庵的《长城谣》、郑律成的《延水谣》、《延安颂》，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
就贵州而言，此类歌曲的创作应首推汪秋逸。汪秋逸，音乐教育家、作曲家，1907年生于江苏扬州，后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抗战期间主要在贵州赤水中学、毕节师
范、遵义师范等地教书，教学之余从事音乐创作，先后发表了“江南三曲”（杨友作词）、《先有绿叶后有花》、《血的礼赞》、《马鞍山之歌》、《上弦月》等16首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通过富有民族风味的优美旋律和感情深沉的细腻笔触，反映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流离失所的广大人民对故土的眷恋和复仇的决心，因此，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堪称为抗战歌曲另辟新境、别开生面的战时抒情歌曲佳作。”汪秋逸的抒情歌曲创作进一步丰富了贵州及全国歌曲创作的风格。原中国音协副主席李凌先生在《谈汪秋逸和他的〈淡淡江南月〉》一文中曾这样表述：“我们需要众多的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歌篇，同时也应该有一些比较含蓄、蕴藉、妮妮细语，慰藉心灵的乐章……《淡淡江南月》一经刊出，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欢迎，很快就传唱开来。后来《新音乐》又发表他（汪秋逸）的《先有绿叶后有花》，这首抒情歌曲也很受读者的喜爱……他是一位抒情歌曲的高手……在四十年代创作了一些深受众广泛热爱的东西，他们（指舒模、费克等）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家，对当时的抗战影响是巨大的，他们都显示了极高的才华。”陈志昂先生在《抗战音乐史》一书中也曾这样评价：“汪秋逸的作品在众多的抗战歌曲中独树一帜，风格非常特殊。他的情感是深沉的，然而并不强烈，他的作品中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却非常真挚，从容不迫。”特别其创作的“江南三曲”——《淡淡江南月》、《夜夜梦江南》、《烟雨漫江南》可称为战时抒情的经典之作。
《淡淡江南月》、《夜夜梦江南》先后刊登在《新音乐》（李凌、赵沨主编）1940年6月的第1卷6期和1945年12月的第5卷第2期。“江南三曲”又被同时刊登在1941年10月的《新歌曲》1卷4期“抒情歌曲专号”。 由于歌曲有了乐谱的承载，进一步扩大了汪秋逸抒情歌曲的传播范围。正如戴鹏海先生回忆的“汪秋逸先生的‘江南三曲’我就是从馆（湘乡县谷水镇西阳塅春元中学图书馆）里新到的《每月新歌选》和《新音乐》上先后看到的。”由此可见，由汪秋逸创作的战时抒情歌曲不管是在创作水平的高度，还是在传播范围的广度方面都应当说是在抗战时期产生强烈影响的。也正是有了抗战时期这批音乐家的迁居贵州，才使得贵州的新音乐创作进入了较快的发展阶段，为后期贵州音乐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三、地方特彰显才华
这一时期贵州的歌曲创作从创作特上来看，还出现了结合地方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进行创作的情况。如宋扬创作的《读书郎》、《苦命的苗家》等。
宋扬创作的《读书郎》及姊妹篇《苦命的苗家》主要运用了贵州安顺当地苗族的民间音调进行创作，由于歌曲风格符合孩子们审美情趣，歌词又朗朗上口，很快便在安顺传开。同时，作为抗敌演剧队四队的保留曲目，这两首歌曲在国统区举办的抗敌宣传晚会上多次演唱，
进一步扩大了歌曲的影响范围。
除此之外，成立于1937年的筑光音乐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面向民间、面向众的抗日救亡指导思想，不断探索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1938年夏，为使抗日救亡歌曲普及广大城乡，由李良广执笔、常学墉作曲，“筑光音乐会”集体创作的山歌剧《送郎打日本》得以问世。此剧是抗战时期贵州创作的第一部具有民间山歌风味、众喜闻乐见的成功之作。该剧主要反映大敌当前，妻子深明大义，送丈夫上前线打鬼子，保家卫国的情形。歌中唱道：“（男）太阳落坡又东升，我国来了东洋兵，烧杀掳掠都干尽，不去当兵就不行。（女）月亮钻云黑一堂，人家有郎我有郎，我家送郎当兵去，人家把郎挂身旁。”歌词通俗易懂，符合劳苦大众的审美情趣，同时伴以众喜爱的木叶伴奏，更增添了亲近感。剧目创作完成后主要在贵阳郊区的农村等地演出，受到了广大众的热烈欢迎。“此后，郑君里带孩子剧团来筑（“筑”系贵州的简称），常学墉教孩子们演唱此剧，贵州山歌剧《送郎打日本》随孩子剧团的足迹传到西南各地”，进一步扩大了影响。1940年，任光路过贵阳，“筑光”向任光了贵阳的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并演出了贵州山歌剧《送郎打日本》。任光认为“这条路子走的对，一定要发掘和创作具有地方特的抗日歌曲和方言剧。”筑光音乐会的成员得到极大鼓励。
抗战时期贵州的歌曲创作民族化实践虽然数量不多，但毕竟开启了音乐创作的新篇章，为以后的歌曲创作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四、结 语
抗战时期，贵州的歌曲创作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井喷现象，但是就歌曲创作的风格及创作成就而言，是此前任何阶段所不能比肩的。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均与时代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由于抗战，大批音乐家汇聚贵州，更是由于抗战，为这些音乐家提供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空间，使得贵州近代的新音乐创作有了一定的起，并且在特定音乐风格的创作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这些音乐家的音乐创作实践也为战后贵州音乐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贵州的音乐创作由此掀开了新的篇章……
[参 考 文 献]
陈志昂抗战音乐史[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5：6
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文学艺术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307， 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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