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带来好处
经济危机带来的好处是 ；
  一、有利于基础建设。经济危机促使国家扩大内需，对中西部等地区加大投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可以趁机加大我们的基础建设步伐，原材料价格（如钢材）、能源价格（如石油）、劳动力价格都大幅下降，正是我们大搞基础建设的好机会。如果经济危机可以持续三年，我们的城市将大大变样，完成我们城乡硬件环境的全面升级。
  二、有利于产业机构调整和招商引资。经济危机促使企业竞争加剧，南方沿海大量企业倒闭，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工业将向内陆劳动力低廉的地区转移。我们要抓住这个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依托我们的能源产地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吸引南方资金和企业到东北来。
  三、有利于吸引和储备人才。目前由于南方经济不景气，企业破产、裁员和减少新员工需求，造成失业人口增加，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困难。这就客观上造成人才向东北等地方回流，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走出去，主动吸引急需人才到我们这里来，解决我们人才短缺问题。特别为将要上的煤化工项目积累技术人才。
  四、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发展、成熟和升级。经济危机造成了失业人口增加，人们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势必推动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市场的发展成熟。我们这里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市场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随着国家对人力资源市场的规范和指导，我们的人力资源
市场也将随之得到发展。为人力资源培训、劳动就业、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源库建立和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创造了政策条件和宏观经济条件。
  五、锻炼了政府决策层和企业家队伍。一直以来，几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都很有限，而这次经济危机，对我们影响将会很大，这一定会提升我们决策层的危机意识。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我们锻炼了队伍，提高了政府驾驭经济的能力。而老板们也从暴发户成长为成熟的企业家。
  六、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农业的发展。一直以来，一家一户似的小农业是我们农村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虽然我们这里有国有大中型农场，人均土地也比南方充裕。但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这种小农业会受到严重冲击，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特别目前肉、奶、粮、油价格全面下降，将大大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从另一个方面，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将更能得到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扶持和保护，受到的影响也会比较有限。因此，随着土地租赁经营等模式的成熟，规模化农业将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得到推广。
  七、中小煤井将大量淘汰。一方面随着能源价格下降，国家会抓住时机大量关停私人小煤井，省里下达关停煤井的任务也恰好到了收关阶段，地方政府将被迫加大关井压产力度；另
一方面，煤炭价格走低，国家政策限制将对一些小煤井，特别是有安全隐患的小煤井的老板们利润降低，生存压力加大，生产成本增加，促使一些没钱赚的小煤井被迫停产或倒闭。对我们的安全工作带来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
  八、旅游产业将得到一定的发展。随着国家的环保工作深入开展和经济危机作用，国家将对可以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旅游行业加强扶持，鼓励旅游资源开发。我市有着比较丰富的旅游资源，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会为旅游行业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发展条件，加上有针对性地开发，我们的旅游产业必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
  九、对低收入人口的救助将大幅提高。国家扩大的内需的基调已经基本确定，那就是增加人民众的消费能力，为此国家将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标准有所提升，农民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工作将全面展开，退休人口的养老金将再次大幅度提高。这些政策的落实，必将使中低收入人受益。可以想象到下一步，国家将对失业保险、医疗保障等项目做大幅度的改革，使更多的人口从中受益。医疗卫生等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都将得到较快的发展，老百姓将得到更多实惠。实际上，这次经济危机对我市能源产业可能造成较大影响，建龙等企业发展速度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和煤炭相关的企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部分财政会受到影响。但是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会显现效果。国家将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
定向投入，这些投入将部分抵消经济危机的影响。只要我们从危机中看到机遇，我们将会从这次危机中受益，某种层面上讲，这次危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从哥本哈根的气候变化的会议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可以说中国或许是在没有很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已经被推上了一个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就开始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角。
世界的金融危机也给了中国一个机会，经济要从数量型转成一个质量型，让世界看到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加工厂，中国给世界贡献的不仅仅是一个价廉的产品，还要物美，我们要创造一些更重要的、有中国特的东西。所以，这是我说的创新。
如果人们不能安居乐业，如果现在的青年一代，他们都是过着蜗居的生活，或者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买跟他收入相称的住房，那么这个国家的创新就很难。
何亮亮：创新提升中国软实力
网易财经讯 第二届中国创新大会在京举行。在主旨论坛上，香港凤凰卫视评论部副总监何亮亮以“创新提升中国软实力”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因为我是在媒体做评论工作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体会和看法。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真的是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这话怎么讲？21世纪的前9年，特别是在去年一年，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感觉到是一个G2时代的形成，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从哥本哈根的气候变化的会议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可以说中国或许是在没有很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已经被推上了一个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就开始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这对于我们中国的创新来说，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数量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看最新的数据，比如说日本人最关注的是2009年中国的GDP最终的数字，中国的GDP会不会赶上日本。我想是可以的，或者是非常非常接近。
第二，中国的出口最近已经超过了德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我们从数量上来看，德国、日本在创新方面都是很强的大国，但是我们的数量上已经超过了他们。
我想从海外来说，常常有这样的想法，用山寨来形容。我想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中国在数量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程度的山寨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觉得从数量上来说，中国经济的扩张，中国经济在世界上面的影响，是大家都能够看到、感觉到的。但是仅此而言肯定是不够的，特别是美国，美国在总量上是遥遥领先的。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德国了，超过日本是指日可待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在经济的质量，或者是我们在创新这方面，有没有哪些可以跟他们相比较的。我想，这是未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如果我们跟日本相比的话，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想到日本、想到日本的经济，你都会想起几个名牌，这一点是我们中国远远赶不上的。当中国突然发现我们在世界经济的数量上占有这样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怎么办？
那么，世界的金融危机也给了中国一个机会，经济要从数量型转成一个质量型，让世界看到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加工厂，中国给世界贡献的不仅仅是一个价廉的产品，还要物美，我们要创造一些更重要的、有中国特的东西。所以，这是我说的创新。
现在开这个创新的论坛，真的非常有意义，讲到创新，我想到刚才说的G2，就是所谓的中国、美国。美国在这方面的实力还是很强的，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尽管如此，我
想美国在软实力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美国的总体实力和影响是在下降的，日本也是如此，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以美国来说，美国的《功夫熊猫》这部动画片，在奥运会前推向全世界。第一次一部好莱坞的动画片，完全是以中国的熊猫为背景的电影，征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的儿童包括他们家长的喜爱。当时我们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够拍出这样的一个纯粹是中国背景、中国文化元素的动画片来推向市场？
还有前些时候美国制作的动作大片《2012》，这个片的里面也有一些中国的元素，这部片子在中国放映市场也非常好。但是，《2012》里面中国的元素其实是很暧昧的，很难说可以代表中国，那里面的喜马拉雅山、喇嘛，哪些人可以代表中国吗？这是导演自己的想法，包括他对于世界的观察，反映在这个片子里面。但是，这个电影在全世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因为它很成熟地利用了电影的手段，来反映人类面临的危机，但是它也反映出了西方一部分精英对于当前世界的看法。或者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解救世界的命题，但以这样一个电影的方式，是大家很容易理解的方式，把他的这些想法通过这个电影表达出来了。这个电影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是不是看过这部电影，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会有一
些思考和震撼、触动。那么，这个触动到底是什么？从这个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还是软实力，包括现在的阿凡达，在中国放映效果好得不得了，票价会提高。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什么呢？中国经济的制造业大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文化实力这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要有相应的创新。说到底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创新我想中国的人才非常多，但是整个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也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实整个社会都在反省，所有的家长都在反省，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学得这么辛苦？美国人已经承认中国培养的人才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还没有一个本土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虽然不能以这个作为唯一的标准，但是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创新的能力。
这一点，我想不久前去世的钱学森先生，在临终前人民日报发表过他的一篇文章，因为他长期在加州理工读书，加州理工的定位比麻省理工还高一些。他一直在反省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就培养不出这么优秀的科学家？包括钱学森本人，他从25岁到45岁，最宝贵的20年主要是在加州理工渡过的。他非常喜欢加州理工那样一种体制和氛围，老师鼓励学生不仅要创新，甚至可以提出一些各种各样奇怪的想法。老师鼓励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细分的环境。我想中国的外交的实力、军事的实力、经济的实力，在数量上来说谁都不能小看，所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此基础上强化创新的能力，使中国的产品不再是价廉物美的代
名词，而是一种创新。我想在未来的10年里，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21世纪的头10年已经奠定了中国崛起或者是复兴的物质基础，未来的10年，中国能不能在创新方面有突破，而且一定有突破。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大国，进而成为一个强国。我想，应该像德国、日本那样有一些著名的品牌，有一些真正的大企业之外，还要有类似美国那样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也包括了文化方面的软实力。
刚才厉教授讲的那些，对于我都很有启发。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来跟创新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在座的各位都很关心的是房价的问题。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因为我们在香港一直观察中国内地的楼价，这个楼价真的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跟中国现在大城市的房价，这里面的差距，在各大国中是最厉害的。
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的佣金只有东京的1/10，但是北京的楼价跟东京的楼价差不多。去年讲中国的地方政府，说楼价会下来，北京卖地收入占总收入的40%，换句话说，主要的收入是卖低收入来源的。所以，有这样的话，1年不卖地，财政有问题，3年不卖地，财政有危机。那么，地方政府是靠卖了地来取得主要收入，这个利益的收入问题太大了。那么这个楼价会不会下来？主要的问题涉及到，如果人们不能安居乐业，如果现在的青年一代，他们都是过
着蜗居的生活，或者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买跟他收入相称的住房，那么这个国家的创新就很难。因为他的精力主要是应付于他的住房而去工作、挣钱，他还有时间做创新的事情吗？所以，创新和住房是有关的。中国在为住房付出的精力和支出在远远超过德国和日本人的时候，我们的创新什么时候可以赶上日本、美国。
中国从21世纪初，才开始大规模卖地。所有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学香港的经验，但是只学了香港一半的经验。香港去年创造了最高的楼价，一平方米70万，当时挺轰动的，当时香港的特首曾荫权说我不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香港有两个住宅市场，香港一半的人口住在私人住宅，一半住在公屋。中下阶层、低收入者，根本不担心这个房子，但是他有房子住，因为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公屋，类似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这从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开始，香港发展土地，香港肯定是用土地形成财富最好的，当然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内地从90金融危机时间年代开始就学这些东西，现在按揭、楼花、物业全部是从香港学来的。从土地的开发、土地的拼租，发展商拿来土地之后，再做抵押，这个项目叫做楼花。政府在把地批给这个开发商做私人住宅的同时，你要另外留地做公屋。而政府留这个土地给公屋的时候，不仅包括了公屋，特别重要包括了公共设施。当政府把某一块地作为公屋或者是廉租房的时候，他不仅地盘是留好了，而且连地盘的基础设施也留好了，特别是交通设施，还有公共设施都留好了。所以，
曾荫权说他不担心。以北京来说，三环以内的房子价钱怎么可能降下来？因为这个资源不可再生，这个地方不可能再有了。其他的大城市也一样，政府唯一可做的就是要多造经济适用房。不管怎么说，中国有13亿人口，很重要的就是城镇化。如果城镇化必须要形成一个既能够照顾中等以上人买房子的私人住宅，因为人口的大部分的收入是中小阶层的，能够满足这部分人的住房，不管是让他买或者是让他租，特别是让年轻的一代能够负担起，那么地方的政府必须有这样的认识，他必须用各种方式开辟自己的财政收入的同时，保证让这么多的人，至少有一个希望。即使眼前我不能住，但最终过个3、5年，就能够住上跟他收入相符的住房，就成了安居，有了安居才可以乐业。这样，人们就有更多的精力，不仅仅是为了谋生。因为你买房子90%是向银行借的钱，所以你每个月的收入90%是给了银行，这样可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当中，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到经济适用房，而且还款的部分也不超过自己收入太大，比如说是1/3左右，这样他有比较多的收入用于教育和自己其他的方面。这个时候，整个人的心情会是不一样的，这和创新的前提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人人都是房奴，创新真的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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