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电视剧的“大团圆”结构模式
谈中国电视剧的“大团圆”结构模式
作者：殷昭玖
来源：《人文天下》2019年第04期
        “大团圆”是我国古代叙事性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所谓“大团圆”即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无论故事情节如何曲折，矛盾冲突如何激烈，最后都能获得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正面人物历经磨难后最终得到一个让人欣慰的美好结局，反面人物在横行跋扈之后也最终遭到应有的惩罚，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团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纵观我国浩如烟海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就会发现，绝大部分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学作品结局都呈现出“大团圆”的特征，而且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结构模式，“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的‘大团圆’结构套路已经在历朝历代的传承中延续下来，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潜伏在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深层，这样一种‘大团圆’审美心理积淀无意又将影响着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审美把握，诱发着形式化、具象化的艺术品审美风格。”[1]电视剧就是受其影响最大的一种艺术样式，电视剧作为当前最大众化的艺术样式，其叙事结构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大团圆”模式特征，并且这种“大团圆”的结构模式“成为电视剧结构艺术的一大主打形式”[2]。
        “大团圆”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我国的文学评论家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善此乐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3]他把我国传统戏曲结局“大团圆”模式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民族的“中国喜剧片乐天”精神。鲁迅先生也从国民性的问题上进行解释：“凡是历史上的不团圆，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4]他主要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将这种文学称为“说谎文学”，只能危害中国文人。
        要客观地看待“大团圆”模式的形成。首先，它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作用下的产物，我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生产模式固定在土地上，有充足的收入和较好的生活水平，人们就已经满足，就不愿意去破坏平衡，面对压迫，除非万不得已人们是不愿意起来反抗的，因此中国人天生就对悲剧具有抵触心理。其次，人们心中的“大团圆”心理也是和儒、释、道三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其基本要求，拒绝反抗意识和个性意思，在遇到危难时也不主张进行反抗，而是等待着他人解救。所以，在古代的小说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解决大都是依靠着明君清官来实现的。佛教和道教，一个依靠因果轮回、天堂地狱，一个主张出世、怡情田园，都采取消极避世，这就限制了人们对世事
的清醒认识，使人们盲目认为未来终归是美好的，光明幸福终归要取代黑暗痛苦。这三家思想共同影响着作家，更易于形成大团圆结局。再次，“大团圆”的心理还与传统的审美理念有关。受到阴阳八卦说和传统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和之美”成为了我国传统的主要审美特征，它对于今后的文学作品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在这种审美理念指导下的文学作品创作，对于完全的悲剧理应是拒绝的，其必定在结局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予以中和。“大团圆”模式是传统审美心理、哲学根基和经济模式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下形成的，它不仅存在于社会文化方面，更存在人们的深层心理之中，对我国古代叙事性文学作品以及后来的电视剧作品的叙事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翻开中国古代传统叙事性文学作品，就会感觉到“大团圆”模式的生命力之强。当然，我们不能把作品一一列举出来，也没有一一列举的意义，我们可仅就“戏剧”这一种文学体裁来予以分析。从传统角度，戏剧一般分为悲剧和喜剧，“中国古代十大悲剧集”和“中国古代十大喜剧集”所收的戏剧基本代表了我国古代戏剧的最高水平，十大悲剧有《窦娥冤》《精忠旗》《桃花扇》、《琵琶记》《长生殿》《赵氏孤儿》《清忠谱》《汉宫秋》《娇红记》 《雷峰塔》;十大喜剧有《墙头马上》《救风尘》《看钱奴》《绿牡丹》《李逵负荆》《玉簪记》《西厢记》《中山狼》《幽闺记》《风筝误》。
        我们看一下十大喜剧，由于喜剧的戏剧性质所在，它的首要目的即博得观众一笑，当然在结尾处也必然要让观众开心而归，以明亮的彩结束全剧。事实也如此，这几部喜剧的结尾没有一部不是以“大团圆”结局的，最后都是或者有情人终成眷属（如《西厢记》），或者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山狼》），或者兄弟和好如初《李逵负荆》。再看十大悲剧，如《窦娥冤》：窦娥在张驴儿、赛卢医等人的迫害下蒙冤而死，此时，悲剧的效果达到高潮，已经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悲剧，但是作者最后却写到父亲窦天章作为皇帝派的“廉访史”，在女儿冤魂的提醒下，重翻卷宗，平反昭雪。这明显是一个通过清官最终获得的“大团圆”结局。又如《赵氏孤儿》：写奸人当道、家族矛盾，赵朔自刎，公主自缢，韩厥献身以及屠岸贾为灭赵氏孤儿，竟然要杀掉全国的婴儿，程婴毅然献出自己的幼子而保住了赵氏孤儿，这些本来可以成为一出“大悲剧”，但是，作者最后又写成了感谢皇恩浩荡，孤儿终于复仇的圆满结局，还是走进了“大团圆”的模式。另外，还有《琵琶记》《清忠谱》《娇红记》《雷峰塔》《精忠旗》《长生殿》等，虽然中间历经磨难、一波三折，但是要么清官或圣明君主出场为民申冤，要么剧中主角在仙境或梦境里团圆，要么受害者后代继起斗争、报仇雪恨，最后都是以“大团圆”来结局。在十大悲剧中，只有《汉宫秋》和《桃花扇》两部戏剧不是以“大团圆”结局，就更不用提其他喜剧和悲剧了。“大团圆”模式的生命力之强在我国的叙事性文学
作品中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这些文学作品也对以后的艺术作品必然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響。
        而在后世的艺术作品中，影视作品是受大团圆叙事模式影响最大的艺术门类，尤其是电视剧作品，在结局的处理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大团圆的叙事结构特征。电视剧的这种叙事结构特征又是由电视剧大众文化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对于电视来说，收视率是其运营机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电视剧的收视率直接与销售价格相挂钩的运营机制。[5]因此，制片商们最为关心的就是电视剧的收视率问题，为了获得更多数量的观众，他们势必要将电视剧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向大众靠拢，大众化就成了电视剧基本的文化属性。而大团圆的叙事结构正是为了迎合中国老百姓的观赏心理而形成的，关于中国人的大团圆的心理，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因此，创作者们为了满足老百姓圆满、和谐的心理，不惜打破理智和客观现实，不惜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也要在“最后或直接画上一圆满句号或播下一颗希望与欣慰的种子”[6]。
        这一类的电视剧在荧屏中可谓比比皆是，为了研究方便，我们也仅以电视剧中的一种题材——政治剧（或叫反腐剧）来进行分析。前些年，政治剧一度在电视荧屏上热播，不少作
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对于现实问题揭示深刻，体现了创作者对于国情民情的热切关注，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成为了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时胜景。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电视剧对于结局的大团圆模式化结构处理。电视剧《国家干部》围绕着给农民减负、假农药案、修建江山水库等事件，以夏中民为代表的真真正正的人民公仆，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们的爱戴，有利的回击了为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众利益的刘石贝、汪思继等政客。但是，他和家人却因此受到了黑势力的恶意报复，妻子重伤，弟弟身陷囹圄，自己也在查看堤坝修建时身受重伤。本来电视剧就要以悲剧收场，可是创作者故意在最后安排了一场戏，令整部电视剧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无数下层百姓听说夏受伤后，来到夏中民住院的医院门外，静静地守候着不肯离去，感动了市委组织部的领导，最后他们向老百姓们宣布，夏中民已经脱离了危险，并且任命为这一届的市长，下一届的市委书记候选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也满足了无数观众的愿望与期待。又如电视剧《权力》，以魏兆吉为代表的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投机钻营，不惜制新闻，在选举上搞“标准答案”，赢得市长的职位，恣意伤害着人民众的利益，还制造一宗又一宗的血案，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但是电视剧结尾，在正义一方的不懈努力下，还是将腐败分子铲除出了干部队伍，黑帮势力曹二勇被拘
捕，河阳市人大也罢免了魏兆吉，秘书、常明等人也被纷纷投入监狱，向观众交了一份满意的答案，同样以大团圆结局。再如电视剧《至高利益》中，市委书记李东方和助手贺家国，也与不顾人民利益死活，只想个人政治前途的赵达功、陈伸成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陈伸成被投入大狱，赵达功也被查办。电视剧《大雪无痕》中，虽然廖红宇、方雨林等在与黑恶势力斗争中，遭到打击报复，但最终犯罪分子周密、冯祥龙等人还是均被抓获，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电视剧《绝对权力》中，两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齐全盛与刘重天，不计个人之间的恩怨，携起手来排除万难，并且大义灭亲，与腐败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最终将赵芬芳等腐败分子一网打尽。电视剧《风雨乾坤》，纪委书记司马民望来领着张毅等人，从锦江市宏达集团的经济犯罪入手，最终查出市委书记齐建国、市公安局长郑彪、市纪委书记魏尚飞等人的腐败问题，并最终使得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另外，还有电视剧《忠诚卫士》《干部》《苍天在上》《纯粹较量》、《我主沉浮》《省委书记》《忠诚》《国家公诉》《荣誉》《当关》《大江东去》《纪委在行动》《谁主沉浮》《人民的名义》等，无一例外，创作者在结局的处理上，都采用了借鉴了古代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大团圆结构模式，无论反面人物多么猖獗，正面人物受到过什么打击和挫伤，最终反面人物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面人物也都獲得了较圆满的结局，即使电视剧中没有完
全表现出来，我们也能在剧末看到一丝亮，也能够让观众最终获得满足，从而获得制作上的成功。不仅是政治剧的叙事结构受到大团圆结局的影响，在其他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也随处可见大团圆结构模式影响的痕迹，这里我们不再一一分析。
        参考文献：
        [1]卢蓉：《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57页。
        [2]同上，第57页。
        [3]同上，第56页。
        [4]鲁迅：《坟〈论睁了眼看〉》，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5]上海电视台播出的《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成为中国第一部“以点论价”的电视剧，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预估10个百分点的平均值，每集6万元，如果超过预估值，每超过一个点便另加一定额度的购片费，最后该剧收视最高为15.9%，最低也在12.3%，最后每集平均价格超过了7万元;而电视剧《龙票》平均收视率为1.4%，低于了原定的3.5%的收视率，而因此蒙受了损失。
        [6]卢蓉：《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57页。
        （作者简介：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山东省签约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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