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契约华工的历史足迹与身影
南非契约华工的历史足迹与身影
◎华工在营地内领饭
（四维空间按语：贫穷落后就要挨打，法律是暴力者的手中剑。）
近期，中国在非洲务工人员事件频发，包括中国矿工。8月25日，加纳警方扣押41名在非洲非法采矿的中国人。警方称这些人员既没有加纳合法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也没有合法采矿许可。几乎就在同时，南非发生矿乱，有44名矿工在冲突中死亡。南非总统祖马宣布从8月20日到26日，南非将悼念在西北省铂矿冲突中遇难的44人，以促进各界努力建立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矿工们被非法逮捕、囚禁和殴打的地方，一个世纪前也曾经有6万余名华工在此挣扎哭泣。1904年至1910年，清政府以“契约华工”的方式，输出6万余名华工赴南非采矿。被称为“契约华工”的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劳务输出非洲的先驱，而从当时双方签署的合作合同、华工签订的卖身契约、在南非的劳动待遇、所受歧视和最终被遣返的悲惨经历，更是让“契约华工”成为那段国弱家贫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coolie”不是我真名
早在18世纪中叶。好望角就出现过华工的面孔。当时，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政策，将一部分华侨流放到南非好望角。每年大约100名左右的华人开始被运往南非。当时的南非仍然是奴隶制社会，华人被运到这里，往往被卖作奴隶。1840年后，英法等列强开始从中国“出口”劳动力。这个时代外出务工的华人，被称为“苦力”。在英文中他们被称作“coolie”，便是苦力的音译。出国务工条件
1845年3月7日，从厦门开出了第一艘苦力船。200名苦力被运往法属波旁岛。这种苦力贸易一般是由各地殖民政府拨出专款，委派招工专员，或组织“移民公司”，由代理人、苦力贩子以及苦力船的船长，到中国口岸进行“招募”为名的诱骗和掳掠。1860年中国同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第五款即允许“民人出洋承工”。由中英双方会订招工章程，在条约口岸设立招工馆。1866年，《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殖民者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这种看似合法的招工，实际仍是苦力贸易。招工馆往往雇有大批打手，收买拐子、人贩，到乡下掳掠苦力，送到厦门的“巴拉坑”(集中收容苦力的地方)，待船运出。
在巴拉坑内，招工馆的打手强迫华工签订到外国劳动8年的卖身契约，不从者便施以酷刑，
并在华工胸前烙上运往目的地的标记。1847年至1853年，从厦门一带出航的苦力船共40艘，另有10艘是从汕头出航的。这种贸易发展迅猛，1855年，汕头还只有12艘苦力船，1857年猛增到120艘。据估计，1852年至1858年，汕头运出苦力4万人，其中竟有8000人在未开船前即被虐死，大多弃尸海滩。这种苦力贸易由各殖民地政府拨出专款开展，运到殖民地即将苦力们公开拍卖，售给种植园、矿山、铁路等处。
时至1904年前后，苦力开始被改称为契约华工(Indentured Labor)，但其实质并未发生改变，仍然以签署“卖身契约”的方式诱骗强掠上船，运往列强的海外殖民地。据统计，1904年至1906年，南非德兰士瓦共招得华工63811名。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广东、福建两省素有移民传统，前往南非的契约劳工却并非主要来自粤闽二省，而是来自华北，尤其是河北、山东和河南地区。南非殖民当局亦曾一度把中国南方作为招工的首选地区。但一年以后，招募对象转向华北，香港站在1904年年底结束，改由烟台和秦皇岛两港承运华工出国。原因何在？
一方面，在英国资本家看来，中国北方劳工体格健壮，更加适合矿区劳动，而且山东、河北地理条件优越，烟台和秦皇岛两大港口便于承运华工。另一方面，此时的华北等地已经陷入了一种水深火热的局面。义和团运动1899年首先发起于山东、直隶两省，1901年被中外反
动势力联合绞杀后，参加起义的农民四处逃亡，为躲避朝廷的追捕，不得不出国当劳工。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造成千万百姓丢家弃所，颠沛流离。英国一家报纸幸灾乐祸地报道：“日俄战争虽亦大损商务，然招工往特之举，则因此而转易。盖有此战，而北方劳民，如西伯利亚之地无可工作，遂愿谋生海外……”
如果说义和团和日俄战争是人祸的话，20世纪初的华北饥荒，就是避无可避的天灾。光绪末年，华北农业生产的形势十分严峻，水利失修、灾荒扩大、收成下降构成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灾荒的间隙缩短，频率提高，一些数十年一遇的大灾，现在几乎“无岁无之”，水灾、旱灾、虫灾接踵而至，大雷冰雹、地震土崩，灾难不断。频发的自然灾害使贫困人口的数量急剧增加。诸如广东、河北、山东这样的原农民起义地区，农业生产长期不能恢复，农业收成下降，迫使大批农民弃农离家，另谋生路。在此天灾人祸之时，与其在乡间“易子而啮”，不如干脆出洋讨个生路。带着这种想法，6万余名华工踏上了前往好望角的不归路。
徒有其表的《保工章程》
引入契约华工，对于南非殖民地来说，是颇具争议的一件事。1888年，在德兰士瓦发现金矿后，非洲的华人移民中出现了一股“淘金热”。他们纷纷由毛里求斯秘密迁往德兰士瓦，希望
实现发财梦。然而，殖民当局始终对移居南非的亚洲人实行限制政策，规定中国人和印度人不得随意进入矿区工作。
1903年，随着南非经济危机的日益严峻，为了通过开发金矿，刺激德兰士瓦经济，殖民当局改变了策略。1903年2月14日，兰德劳工协会派罗斯·史金纳(H·Ross Skinner)和赫伯特·诺伊斯(Herbert Noyes)前往美国、加拿大、日本、马来亚和香港等地调查获得华工的可能性、条件以及是否适合矿区工作等事宜。同年9月，史金纳回到南非，向德兰士瓦立法会提交拟招收华工的报告，认为在中国可以到合适的劳工。德兰士瓦立法会根据这个报告制定了《输入劳工法令》，并于1904年1月经南非议会通过，送往伦敦审议。
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根据桑艳东的研究，当时南非社会反亚情绪渐渐高涨起来，白人社会对引入黄种人一直心存疑惧。史金纳的报告一发表，便在南非和英国社会中引起一片哗然。兰德的白种人集会示威，强烈反对输入华工的方案。因为他们——用当地媒体的话说——“害怕工资降低和劳动竞争，害怕中国劳工不会把钱花在当地，害怕限制和遣返华工的政策会有所松弛，害怕不合口味的异国风俗，害怕他们所未知的一切”。伦敦的公民在人道主义原则的号召下，也聚众向市政府请愿，反对中国劳工在“奴隶制”的条件下被引入南非。
1903年至1904年年初，招用华工问题成为英国和南非政治争论的中心，以英国驻南非高级官员兼总督密尔纳(Lord Milner)为代表的兰德矿主和英国官员坚决主张招用华工，以博萨(Botha)将军为代表的南非布尔农业主则不愿华工到来，以免产生“种族纠纷”。白人劳工和商人也坚决反对输入华工与他们竞争。
在殖民当局看来，契约华工的引入并不是为了让华工取代黑人劳工在南非的位置，而仅仅是把它看作一种为在短期内迅速补充劳动力所进行的“实验”、一种缓解德兰士瓦战后经济萧条的权宜之计而已。因此，英国议会在1904年2月至3月对输入华工问题进行了三次辩论后，通过了对华工更为苛刻的法案。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清政府代表也参与了立法过程。清朝庆亲王奕劻于1903年10月23日指令驻英公使张德彝，由他代表中方参与此项立法过程。张德彝提出了5条意见。其中包括，在德兰士瓦输入中国劳工，必须“中国派领事驻扎该处，保护工人利益”、“雇主不得责打工人”等保护工人的条款。然而，伦敦方面始终不愿将这些条款加入法案之中，并且在1904年的《中英会订保工章程》中规定，招募华工章程只作原则性规定，例如宣明输入华工只是作为恢复生产的“临时权宜之计”，所有合同期满者“即回不得延迟”，不肯回者送官、监禁，
“勒令返回”等。而关于华工的劳工权益，比如工时、工资、伙食医疗等具体条件则另订在契约合同中，由用工一方自行决定。这使得张德彝提出的保护意见和《保工章程》本身成了一纸空文。
一系列的立法终于使得契约华工迁移南非的中间环节畅通无阻，英国人在中国境内招募华工赴非的工作也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根据《保工章程》规定，英方人员应在起运口岸的收容所(屯舍)内，在中国官员监督下，详细介绍南非金矿的工作情况、年限、工资待遇以及契约内各项规定的意义等。按章程，如果华工听了英方人员解说之后，如果不愿意出国，有权立刻走出收容所；愿意应募者，经体检合格，办理签约手续，登船前往。在梧州口岸，还曾发现过一份完整的1903年《南非招工合约》，上面写道：
南非招工一节自政府与订章程，外间烦言萦引耳，现帅云因广西乱事复兴，英领事订立合同，许其派人来梧州招工往非，在岑帅苦衷盖欲使土匪游勇藉此出洋而西患或可以未减也，兹将拟办章程照录于下：
一、总督部堂竭力预备每月出洋人至少两千名，太古行每月接收四千为率，无庸预先通知，如下四千名之外，则须预期声明；二、在广西内陆招工所有费用与太古行无涉；三、工人带
到梧州由官出费；四、所有工人由中国官并梧州英领事官看验，同时并由本行医员验看注册，本行然后收受载往香港，由太古行出费；五、各工人姓名籍贯乡村等照后列式填注，以免混乱，照此事多填一张，交由该处代理人送交太古行，当即发给该工人条子一纸，与姓名籍贯牌票号数相符；六、在梧州不能预给工人银两；七、在港食用盘费由太古行供给；八、工人经过梧州到香港被退回梧州者，其费由太古行支给；九、中国官在梧州预备合用房屋作为办事处并厂舍之用，以便接收工人，查验注册并与木排愈近愈佳，旁留余地，以便太古行建设合宜工人房屋住候落船；十、所有告白同刊布一切由太古行支理；十一、督部堂按照章程出示遍谕，劝励工人前往南非洲。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