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探析
　2009年2月
第42卷第1期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 anb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Feb.2009
Vol.42　No.1
“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探析
杨东柱，王　哲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　要:“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在晚年分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所提出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为落后国家实现社会跳跃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深刻理解“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卡夫丁峡谷”问题；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意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9)01-0012-04
收稿日期:2008-11-28
作者简介：杨东柱(1980—)，男，山西太谷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在读博士。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晚年十分关注东方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与俄国革命问题。他们通过对俄国具体情况与条件的分析，提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即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围绕这一问题，理论界却有着诸多争议。例如:“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针对俄国提出的，还是针对整个东方落后国家提出的；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否是对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验证等。笔者认为，这些争议与分歧的存在是人们追求真理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表现，实属难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卡夫丁峡谷”的提出以及它给予我们的启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实质。
一、“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由来
“卡夫丁峡谷”问题源于一个历史事实。据《罗马史》记载：公元前321年，罗马人被萨姆尼特人打败，萨
姆尼特人把罗马五万青年围困于卡夫丁山峡，罗马执政官被迫向萨姆尼特人宣誓以后不再和萨人作战，后萨人把防寨打开一部分，把两支长矛插入其中，把另外一支长矛横在顶上，使罗马人一个个从轭
门下面走过，这种遣散战俘的方法意味着对战俘的极大侮辱。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也有注释:“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意即遭受奇耻大辱。”[1]
马克思把“卡夫丁峡谷”借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源于1881年3月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维依查苏利奇的复信。原文如下:“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可见,“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针对俄国的农村公社提出的，而不是针对整个东方落后国家。即使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做是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正确分析的验证，也不能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现成答案和固定模式，它提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只能是借鉴与启示，这便是“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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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正确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即从社
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选择性、连续性与跳跃性角度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历史过程中，首先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马克思强调，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受一般规律支配的，但是同时，他又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社会历史是由具有自觉活动的人所创造的。因此，历史的必然性要通过历史的选择来实现，历史的必然性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确定不移的趋势，这种趋势所展现的是历史发展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通过人们的历史选择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同时，一种趋势通过人们的不同选择成为现实，展现的就是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此，列宁也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4]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历史的必然性与选择性，可能性与现实性表现为历史发展顺序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发展便是这种不平衡性的重要内容。它主要是相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言的，指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某一阶段以超常规的形式和相对较高的速度实现的社会发展。它可能表现为一种社会“突变状态”，也可能表现为社会正常发展顺序的断裂，即从一种落后的社会直接过渡到一种先进的社会。马克思对俄国的分析就属于这一种。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普遍性，但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只有必然性与普遍性，他坚决反对历史发展的“单线论”。他通过对俄国的分析指出，俄国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各国，它是一个农奴制国家，但是，它所特有的农村公社制度使得它可以在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条件下，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并把其运用于自身，而不经过资本主义时代，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的分析打破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单线式社会发展模式，把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连续性与跳跃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又坚持了历史辩证法，为我们认清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奥秘，提供了正确的思维视角，从而也有力地驳斥了历史发展的“单线论”。
三、马克思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正确分析，为落后国家实现社会跳跃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非现成模式
“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具体情况时得出的结论。尽管这一结论局限于俄国，但是，马克思关于产生这一结论的原因和过程的分析却是值得借鉴的。马克思在论述俄国问题时特别指明：俄国“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1]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它才“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他说明了俄国避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推而广之，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现社会跳跃式发展也不是绝对的、普遍的、任意的，而是有着一定
条件的制约。具体分析可知：第一，社会历史的跳跃式发展，是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与不同国家的社会形态演替进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决不会是在某个地区、民族或国家孤立地、单独地发生和演进的产物。离开了与其他地区、民族和国家的联系和交流，这种跳跃就无法产生。第二，社会历史实现跳跃式发展，总是以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与不同国家社会形态演进的不平衡为条件的。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程并不是一致的，而是有快有慢，有先有后的。有些地区、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形态演替进程可能较快一些，社会制度较先进一些；而有些则较慢一些，社会制度较落后一些。只有在这种各地区、民族和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社会才有可能出现跳跃式前进。第三，社会实现跳跃式发展只能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民族或国家中，即这些落后的地区、民族或国家在发展中经历了某个阶段的跳跃之后，赶上了世界先进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对于处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领先地位或处于社会形态演进前列的地区、民族和国家，当它们还处于这种地位的时候，它们不可能发生跳跃式发展。
由此可知，任何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家社会跳跃式发展都不是偶然的、无条件的。因此，对于当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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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家、民族和地区而言，如果要过渡到先进的社会制度，走向高级的社会形态，就不能盲从，而必须顾及、考虑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其本身的实际状况。在此情况下，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这种目的：一种
是消极的方式，即一个地区、民族和国家本身不去刻意追求高级社会形式，而是通过具有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对其的同化，实现一种被动的社会跳跃；一种是积极的方式，即落后地区、民族或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主动汲取其他一切先进社会的文明成果，并把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一种具有本国特的文明，最终过渡到高级社会形态。前一种方式会产生两种结果：要么失败，要么被先进国家、社会所同化、兼并，这对于一个有着独立性与自尊心的民族或国家而言，是历史的悲哀；而后一种方式只能走向成功，因为它在吸收先进成果的同时，与自身的实际状况结合了起来，形成的文明成果既是先进的、国际的，又是民族的，这种成果必将促进本国、本地区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和社会迈进。因而，当今落后国家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发展的条件，包括国际条件与自身条件，采取适当的措施，既要实现社会跳跃式发展，又要维护民族、国家的独立。
四、马克思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正确分析，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两个视角，即“全球化”视角和“局域化”视角
全球化，是指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和障碍，形成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全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趋势和过程。它的概念开始使用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步规范化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初。显然，马克思没有提出全球化概念，但是，马克思却在19世纪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是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因为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下，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
不足以提供打破限制民族普遍交往的自然隔阂和屏障手段，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及对外扩张的出现，整个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孤立状态才有可能被打破，从而形成世界历史。在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都不仅仅是该民族和国家的事情，而是成为一个有世界性的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5]由此，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带来了双重后果:“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这种“中心———从属”型的世界体系使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愈加落后，迟滞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前进步伐。由此可知，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其所带来的后果分析的方法与全球化的分析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是等同的，两者都是就全世界范围而言的。
马克思在晚年完善和发展其唯物史观时，同样也是基于世界历史角度的，是从整个世界范围内而非局限于狭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待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此，他把目光不仅投向俄国，而且还投向了印度、中国等东方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并且从全球化的视野分析了这些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命运问题。这种研究角度的转化表明，马克思的眼界是世界的、开阔的；从另一方面而言，马克思在具体研究和剖
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也用的是世界性眼光。他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5]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使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经营方式都将会被暴力手段所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村公社要想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前提，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现存的农村公社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正如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指出的:“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二是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号，并使双方相互补充。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兼备的情况下，农村公社才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因此，马克思正是在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条件下，探求出了俄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进而也为整个东方社会和落后国家如何进入共产主义提供了国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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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仅从全球的宏观角度，而且也从局域的微观角度，为我们研究社会问题提供了指导方法，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马克思曾针对俄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过俄国现状及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与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的对比分析后认为，农村公社所具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
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
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
[1]但是，马克思又认为,
“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1]
因为“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都起着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的森林、牧场、荒地等
等”。[1]正是这个原因,“‘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1]但是，这并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村公社的发
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
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1]
那么，俄国公社获得新的生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的历史环境，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俄国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加上“革命在适当的时
刻发生”。[1]
这表明，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从“农业公社”这一土地公有形式出发来判断它能够成为俄国社会新生因素，而是从农业公社的二重性因素出发，把物质条件与革命条件结合起来，来判断农业公社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或支点。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研究俄国社会问题时，始终遵循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概括而言，就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走什么样的发展
道路，是由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包括内部条件(亦即历史与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以及外部条件(即国际环境)所决定的。这正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原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反映，也是研究问题的宏观视野与微观视角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体现。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俄国农业公社问题研究的这一方法，对于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借鉴与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是目前世界上最优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由于它是一种新生事物，没有经验可借鉴，发展时间也比较短，因而它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发展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放眼全球，放眼世界，明确我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吸收其他各国包括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完善我们的制度；其次，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际，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如此，我国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沿着中国
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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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857,765,769,769,765,764,764-765,765,765,765,77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3.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118-119.
[4]　列宁全集：第4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0.[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88-89,276,277,276,276.
[责任编校：金莹]
Contempora r y Signif icance of Cube B ar ranca of K raf t
YAN G Dong 2zhu ,WAN G Zhe
(Philo sophy D ept.,Pa rt y School of the Centr al Committee of    C.P.C,Bei ji ng ,100091,China )
Abstract :The argument about Cube Bar ranca of Kraft wa s proposed whe n Marx analyzed t he way of how Russia shoul d carry out a revol ut ion and where Russia would go in hi s ol d age.Ma rx ’s t hought s on Cube Barranca of Kraft a re si gnificant for us to mast er t 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 nt more exactl y.They provi de t heoretical gui dance for t he developi ng co unt ries to leap forward and enable us to st udy social problems from a new angle.The co nt empora ry si gnificance of Mar x ’s t hought s o n Cube Bar ranca of K raf t i s impor 2f z K y B f K f ;f ;;f 5
tant or the current socialist moderni atio n in China.
什么事丁克族e w o r ds :Cube ar ra nca o ra t law o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signi 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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