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族认同——“喇嘛学者”与乌拉特民歌“希道”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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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宇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艺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17)
摘 要:自乌拉特蒙古人从呼伦贝尔迁徙到黄河以北的牟纳山一带,逐渐形成了乌拉特蒙古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
传统文化,事实上,乌拉特蒙古族音乐文化也是在这漫长的的历史进程中吸收多元素而互相交融形成的。本文将在人类学的视角下,通过扼要地梳理中西学者历史与族的关系,将乌拉特蒙古族音乐文化搁置于历史记忆与族认同相关理论背景中,去探究乌拉特蒙古人心中的“喇嘛学者”和乌拉特民歌“希道”的民众观念。
关键词:希道;历史记忆;族认同;标志性文化
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7)03-005-07
收稿日期:2017-07-28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7年内蒙古教育厅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族认同视野下的蒙古族村落及其音乐生活》(项目编号:
NJSY17031)阶段性成果;2017年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内蒙古黄河流域蒙古族村落及其音乐生活的考察与研究》(项目编号:            2017NDB091)阶段性成果;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名栏建设专项项目“田野调查”(项目编号:            NJMZ1706)系列论文。
作者简介:贺宇(1980- ),男,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导,在读博士。
内蒙古黄河流域以北的乌拉特草原是乌拉特部蒙古人生息繁衍的故土,近代以来,内地汉人沿黄河北上进入河套地区定居生活,内蒙古黄河流域的草原地带逐渐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居住在乌拉山脚下的乌拉特蒙古人开始过着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村落生活逐渐成为乌拉特蒙古人的主要生活方式。蒙古族村落生活是离不开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些根植于乌拉特人民内心的传统文化,会在各种传统民俗活动中,自觉地表达、不断地强化,最终成为乌拉特蒙古人的生活依据和情感诉说。
对于乌拉特蒙古人来说,族历史为背景的文化传统是形成地方传统音乐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乌拉特蒙古族音乐文化就是在这漫长的的历史进程中吸收多元素而互相交融形成的。在这样的格局下,历史与族的相互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乌拉特蒙古人的族意识和自我归属感。我们将乌拉特蒙古族音乐文化
搁置于历史记忆与族
认同相关理论背景中,去深入探讨和分析乌拉特蒙古人心中的“希道”和民歌手自我身份的认同。
一、相关理论探讨
“族”( ethnic group) 是从西方引进的术语。有关其定义, 学界各抒己见,争论颇多。在民族文化研究中,“族”一词更适合强调民族概念下的次级体。近50年的“族”研究历程中,逐渐从客观文化特征的研究转向族主体的主观认同研究。学界最初的研究视角为“客观特征论”,如一个体拥有共同的体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之后,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在《族与边界》一书中,提出了社会体的社会结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族边界来研究族现象。他认为,“形成族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一个族的边
历史记忆与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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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学者”与乌拉特民歌“希道”的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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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一定是地理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1](17)此外,族理论又形成了“根基论”和“工具论”两大流派。除西方学者,中国学者纳日碧力戈认为,“族在本质上是家族结构的象征性扩展,它继承了家族体系的精神部分,以默认或隐喻的方式在族乃至国民国家的层面上演练原本属于家族范围的象征仪式,并且通过建造各种丰富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加以巩固。”[2](99)面对族理论者的争论,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与族认同间的关系——“历史”在此便是指一种社会集体记忆。
有关历史记忆与族认同的概念,研究的背景及视角不一而呈现多种多样。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就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的界定曾有过深刻的解释,“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其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体共享的东西”。[3](105)美国社会学家哈伏瓦斯在著作《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中指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体( 如家庭、家族、族、国家或公司、机关) 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强化其成员组合的凝聚。”[4](24)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在早期西方学者的理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历史记忆与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
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每一个社会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藉此,该体得以凝聚及延续”。[4](25)学者们提到的历史记忆,实则是集体记忆中以历史形态呈现和流传的,并受到族社会所依赖,通过回忆、叙述或重构等手段来强化、变更族边界及认同的部分记忆。任何一则历史记忆都凝结着族所特有的情感联系,并由所属的族及其成员所分享和共有。[5](28)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历史记忆与族认同都会根据国情与地域,提出相符合的理论方法。面对少数民族区域,部族的历史记忆对当下族“同一性”的生活具有自我界定和族意识的主观反映。
二、 历史记忆——乌拉特标志性文
化的阐释
在族社会中,历史记忆往往由民间权威人士或具有族领导能力的人所主导和表述,有的会以“信仰、仪式”流传,有的会以“故事、传说”流传。这些历史记忆,都是族内有选择的认同部分,这些被认同的“历史记忆”将掺和着主观的或客观的、自述的或他述的过去被反反复复记忆和重构,事实上,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建构本族的历史过程。在乌拉特蒙古人的内心中,集体记忆着自己部族的历史。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萨尔后裔游牧于呼伦贝尔,哈布图哈萨尔的十五世孙布尔海所统辖的部落是乌拉特部。17世纪中叶,乌拉特部落从西喇木伦河流域迁徙到了阴山山脉。这些都是乌拉特人的历史记忆,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就是本部族族认同的基础要素,乌拉特人的集体记忆才能真正体现乌拉特部的历史真实,更能体现着“根基性元素”或“根基取向”认同的族。
(一)乌拉特部
乌拉特(Urad),史籍中有乌拉忒、吴喇忒、吴拉忒、乌喇特等不同译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乌拉特为“能工巧匠”的意思引用当为学术概念。《蒙古源流》一书中记载,“金汪古部第三代首领囊古特乌兰昌贵即镇国被擒后,因其精于手工技艺获头衔‘斡冉’之称,‘幹冉’即‘巧’、‘工匠’之意,‘幹冉’音转乌拉则当‘能工巧匠’也。”[6](15)
17世纪初,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萨尔后裔游牧于呼伦贝尔,其所统部有阿鲁科尔沁、四子、茂明安、乌拉特等部落。这些部族因游牧于大兴安岭山阴。而被称作为阿鲁①蒙古。其中,哈布图哈萨尔的十五世孙布尔海所统辖的部落就是乌拉特部。据齐木德道尔吉《乌喇特迁徙考》中记载:
“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建立爱新国(Aisin Gurun,满语,义为“金国”,为了区别历史上的女真金朝,也称“后金”),并连续击败明朝的征讨,占领了以沈阳为中心的广大领土,成为抗衡明朝,威胁蒙古的新兴政治力量……
1631年7月,皇太极开始策划于来年春天草
青时征伐察哈尔的行动。此时,阿鲁蒙古乌喇忒部归附爱新国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以及已经归附爱新国的蒙古部落内部还有对其归附爱新国所持的反对意见。皇太极还是依靠阿鲁科尔沁和四子部落首领做工作,以争取乌喇忒部前来归附。两年后,乌喇忒部才前来归附。
顺治六年1649年11月,摄政王多尔衮征喀尔喀二楚虎尔到达席巴尔台(今卓资山境内十八台)时,四子部落、乌喇忒、土默特部落王、公、固山额真等各率兵来会,说明四子、乌喇忒部落此时已经从西喇木伦河流域迁徙到了阴山山脉。
乌喇忒部的迁徙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了1633年(天聪七年)从呼伦贝尔到兴安岭山阳的西拉木伦河北岸;1646- 1649年间(顺治三年-六年)再从西拉木伦河北岸迁到穆那山一带的复杂过程。”[7](81-86)
齐木德道尔吉先生以局内人的身份,讨论了乌拉特部历史上的迁徙过程,让学者更透彻地了解到清朝前的乌拉特部,去追根溯源地挖掘乌拉特传统文化的原始因子。
清朝建立以后,为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统治,对蒙古地区实施了军政合一的盟旗制度,对已归附的蒙古各部进行编旗,乌拉特部编为三旗与茂明安、四子、喀尔喀右翼部共六旗,会盟于乌兰察布盟。乌拉特部三旗分别称为西公旗、中公旗和东公旗,也就是现今的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乌拉特牧地东与茂明安旗相连,西接阿拉善额鲁特旗,南邻伊克昭盟,北与外喀尔喀蒙古交界。
到民国初年,乌拉特前、中、后旗隶属乌兰察布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管辖盟市没有改变。1952年10月,乌拉特中旗与乌拉特后旗合并,组成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政府所在地为海流图。1958年7月,乌拉特前旗和乌拉特中后联合旗隶属巴彦淖尔盟。1970年划出西部2个牧场、8个公社另置潮格旗(今乌拉特后旗)。1981年9月,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更名为乌拉特中旗,行政区域未变,旗政府驻海流图镇。[8]
(65)目前,乌拉特蒙古人主要居住于巴彦淖尔市境内的乌拉特前、中、后三旗,乌拉特前旗与五原县相邻,位于巴彦淖尔市的东部;乌拉特中旗与蒙古国接壤,位于巴彦淖尔市北部;乌拉特后旗位于巴彦淖尔市西北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在乌拉特大草原上,乌拉特蒙古人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随着移民运
动的出现,汉族人口的增加、草原变耕地,传统的游牧生活逐渐变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二)乌拉特标志性文化
如果说勤劳聪慧的乌拉特人创造和发展了乌拉特文化,那么乌拉特人的生活将是自我文化认同的最鲜明的表现。对于乌拉特文化,将以当地人眼中的圣地梅日更召和文化巨擘梅日更葛根②为标志性文化去看待他们对本族历史人物认同与归属。按照刘铁梁对于“标志性文化”的界定,这一文化形式应是对于一个地方或是体文化的具象的概括,它一般应具备如下条件:其一,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反映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作出的特殊性贡献;其二,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的生命力;其三,这一文化事象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地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 ,因为对于它的理解往往需要联系当地其他诸多的文化现象。
[9](49)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即这种文化事象应该
是在当下处于活态的、能够通过其活动将该区域的历史与现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体性活动。毫无疑问,梅日更葛根以及乌拉特民歌“希道”
便是乌拉特人至始至终的标志性文化,也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梅日更召,又被称为梅力更召,是我国现阶段仅存的一座蒙文诵经的藏传佛教召庙,它不仅蕴含着悠久的宗教历史,而且还赋有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融合现象。据史料记载,一世梅日更葛根迪努瓦主持佛事以来,和召庙一世法王乌格力贡达赖,把藏文和梵文的经书开始编译成蒙文经书,而且开始要求喇嘛用蒙文诵经。二世梅日更葛根主持佛事后,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完善藏文经文的蒙文翻译,但是由于藏、梵语与蒙语之间不同语言的诗词格律差异较大,所以在具体诵经实践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直到在三世梅日更葛根时期,蒙文诵经形式在梅日更召成功地推行下去。
三世梅日更葛根(1717年—1766年),本名不为后人所知,法号为罗桑丹毕坚赞,康熙56年(1717年)他出生于乌拉特中公旗一个普通牧民家里,康熙60年(1721年)继葛根世位。三世梅日更葛根从小聪明好学、智慧过人,在诺门达赖、乌固力衮达赉等几位学者的精心教导下,熟练地
掌握了梵、藏、蒙、满、汉五种语言文字,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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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佛教经书,最后成为一名杰出的喇嘛学者。梅日更葛根一生研究领域广泛,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佛学、医学、音乐等诸多领域中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0](66)在乌拉特地区,牧民尊称他为“乌拉特的音乐巨匠”,整个乌拉特地区人们传唱着梅日更葛根的八十一首“希道”和梅日更葛根的传奇故事。他,已成为乌拉特草原上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永远活在牧民心中的民间权威。我们从文献资料看到很多对他成长经历和各领域惊人成就的论述,可我们在实地考察中,更愿意听到当地人的心声。乌拉特前旗阿日齐嘎查牧民温都仁说:
“梅日更召过去属于乌拉特前旗管辖,我们经常去召庙中祭拜。所有当地的牧民都知道这个召庙和召庙中的代表人物梅日更葛根。听老人们经常念叨,梅日更葛根在各个领域都非常厉害,而我们牧民只知道在民歌方面的成就,因为民歌经常挂在嘴边天天唱,唱的歌曲都知道是他写的,而且他写的歌曲都是积极向上的。这些歌曲我们经常在宴会上演唱,所以,大家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梅日更葛根和八十一首希道。据老人们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梅日更召,自幼苦读经书,学会多种语言,精通各个方面的学问,最重要的是把藏文诵经改为蒙文诵经。”③
据调查,18世纪中叶以来,乌拉特各旗大小二十几座召庙中,都在用梅日更葛根翻译的蒙文去诵经和做法事活动。还有,他运用诗文编创了大量的歌曲作品,这些歌曲传唱至今已经成为一种独具特的民歌体裁,乌拉特人称之为“希道”。牧民的声音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温都仁是乌拉特民歌传承人,经常教嘎查的牧民唱“希道”的同时,也在传说乌拉特蒙古族的部族历史和文化。关于梅日更葛根和“希道”,乌拉特前旗文化馆馆长陶格斯讲道:
“乌拉特民歌产生的背景和鄂尔多斯民歌以及其他地区的民歌产生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祖先是从呼伦贝尔迁徙过来的,一些古老的乌拉特民歌是从那里带过来的。现在这一带传唱的乌拉特民歌很多都和佛教有关。当地人认为,梅日更葛根写的歌曲都是乌拉特民歌。听父辈说,小的时候,这里没有学校,当地牧民也不识字,有文化的人都集中在召庙的喇嘛中,牧民都是喇嘛教他们唱民歌。在闲余时间,喇嘛把牧民们集中起来,然后一起教唱。喇嘛教唱的歌曲都是有
掀起你的盖头来是哪个民族教育意义的歌曲,这些歌曲都是梅日更葛根编创的。他把诗歌编创成歌曲让人们去学唱,并不只是为了唱歌,而且要让人们通过学唱歌曲,理解歌曲中的诗词,体会诗歌的内涵,让人们通过诗歌去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生活。
我们现在所有的乌拉特人都知道梅日更召、梅日更葛根和乌拉特民歌,这也和这几年非遗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乌拉特民歌申报非遗成功后,大家都非常高兴,下面嘎查的牧民们更是激动,民歌协会的
人数急剧上升。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闲余饭后都在讲本族的故事,有的牧民开始回忆老一辈人的民俗事项和民间传说。”④
陶格斯是乌拉特蒙古人,在当地文化馆工作,一直致力于乌拉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工作便利的条件下,积极地申报乌拉特地区的非遗工作和推选非遗传承人。她认为,族的历史记忆,将会逐渐成为族的标志性文化,使得族成员拥有情感的依附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无论是嘎查牧民还是政府人员,他们生活在乌拉特地区,将以当地标志性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作为族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去表述,他们自觉地选择特定的文化记忆去构建乌拉特人的身份认同。他们总会说,“梅日更召历史上是受乌拉特前旗管辖,梅日更葛根是乌拉特蒙古人,我们也是乌拉特蒙古人。”
三、族认同——民众观念中的乌拉
特民歌
通过音乐事象来了解社会与文化以及蒙古族音乐生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或者反过来从人们的思想观念去探究音乐事象及其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功能和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乌拉特人观念中的自我认同。一方面,传统的延续与贯穿,使得乌拉特民歌“希道”显现出一致的风格特质,构成一个族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民歌手以及族中的民间权威对民歌的演绎和表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观念,并发挥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
(一)乌拉特民歌“希道”  一个族,常以共同的活动来加强集体记忆,集体活动的“重演特征”对于塑造和维持族的共同记忆和族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乌拉特人
把乌拉特民歌按照二元结构的方式从礼俗方面分为“希道”/“花儿道”,而有趣的是当你走进乌拉特前旗的蒙古族聚居地,能够听到的乌拉特民歌多以“希道”为主,甚至一部分蒙古人认为乌拉特民歌就是“希道”。
“希道”的“希”一词是梵语,蒙古语意为“诗”,“希道”意为带有曲调的“诗”,乌拉特人又把它称作“梅日更葛根八十一首歌”、“梅日更葛根训谕歌”等。据当地人说,梅日更葛根编创的“希道”实则不止八十一首,蒙古族民间对数字有自己的习惯用法,如“三、九、八十一”等数字都是蒙古族的吉祥数字,后来对“希道”的曲目搜集定为“八十一首”。“希道”体裁方面包括长调和短调两种形态。从歌词内容上看,“希道”大致可分为训谕歌、生活风俗歌和赞歌三大类,即揭露人间险恶、宣扬佛法真理、提倡伦理道德及智慧美德的训谕歌;思念亲人、想念家乡的生活风俗歌;三是赞颂朝政和佛教、赞美生态和家乡、讴歌亲情和友情的赞歌,其中赞歌为“希道”中数量最多的题材形式,包括世俗祝赞歌和佛教颂赞歌两类,世俗性祝赞歌代表曲目有《牟纳山下》《广阔美丽的杭盖》《生在草原上的神马驹》《黄白马》等,佛教颂赞歌代表曲目有《至上释加牟尼》《宗喀巴圣》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八十一首希道”中,经常在乃日宴会中演唱的歌曲被当地人称为“宴歌”,如《积福》《缘福》《造福》《羊背之歌》等。
演唱“希道”时,演唱形式大部分为齐唱,没有乐器伴奏。在正式场合下,邀请当地有名的希道歌手来领唱。在婚礼宴会或者寿宴上,至少要请两名歌手和家族歌手共同来演唱。演唱过程中,所有参与人不得来回走动,不得喧哗,不得窃窃私语,必须认认真真地聆听歌手演唱。在乌拉特地区,歌手在宴会上不得重复演唱同一首希道。作为礼俗宴歌,希道强调传统和集体的精神气质,词曲积极向上、寓意深刻。故“希道”的演唱,象征着崇高的礼节仪式,不仅对演唱者和歌曲本身的尊重,而且对乌拉特蒙古人的礼俗和文化更尊重。
(二)民众观念中的乌拉特民歌
在乌拉特前旗的蒙古族聚居地,人们更认同希道是乌拉特民歌代表体裁,它更能够表达乌拉特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父母、生态环境的祝福。乌拉特前旗阿日齐嘎查书记苏亚
拉图讲道:
“乌拉特民歌主要盛行于乌拉山一带,后山要比前山更集中,后山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除这里以外,在黄河以北乌拉山以南一带,也有蒙古族聚居地,那里虽然隶属于乌拉特前旗,但是他们唱的歌曲和我们还是不一样,他们唱的是杭哈民歌。真正的乌拉特民歌是没有伴奏的,如果加上伴奏,无论是马头琴还是其他的乐器,就会把原汁原味的曲调带跑了,曲调就会跟着琴声拐弯儿。我们唱的乌拉特民歌基本上是梅日更葛根八十一首,除此以外的民歌很少唱。这和当地历史文化有关,这里的所有人都有宗教信仰,
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只想通过唱民歌来让大家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个乌拉特蒙古人梅日更葛根。我们阿日齐嘎查有107户,共432人,汉族仅有7户,但基本都会说蒙语,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唱民歌,每个家庭都会出民歌手。我认为,前旗政府把乌拉特民歌传习所放到了我们嘎查是有道理的,我们这里是产民歌手的地方,出了很多乌拉特民歌传承人,每次民歌大赛获奖得主也在我们这里,如温都仁、那生布赫,还有我。我们的传习所地点就设在嘎查党支部大院里,大院里还设有人口学校和文化站。现在这里文化气息很浓了,牧民们闲下来就往这里跑。我是前旗乌拉特民歌协会的会长,协会已有会员一百多人了,嘎查里的牧民都很支持这个组织。平时,在固定的时间大家互相学唱乌拉特民歌‘希道’”。⑤
拥有双重身份的苏亚拉图一直认为乌拉特民歌最正宗的唱法在前旗,他本人曾在乌拉特民歌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之后,被评为自治区级民歌传承人,又选任为乌拉特民歌协会会长。现任嘎查的书记不仅管理嘎查事务,更重要的是推进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政府对苏亚拉图的肯定,是建立在族认同的基础上的,苏亚拉图对民歌演唱的自我认同却来源于历史文化的动力。
乌拉特民歌传承人那生布赫说:
“我们这个苏木额尔登布拉格是乌拉特前旗唯一一个牧区苏木了,其他地方的生活方式基本都是半农半牧了。我们除了放牧,就是在一起唱唱歌儿。牧民们在一起基本不唱别的歌曲,只唱乌拉特民歌,而且只唱乌拉特民歌中的梅日更葛根的八十一首。我们很少唱花儿道,尤其在正式的场合下,必唱的曲目就是《三福》。如果有外
乡人来这里听我们唱歌,我们都会自豪的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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