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网上舆论总是一边倒
  为什么网上舆论总是一边倒？
华中科技大学舆情信息研究中心 王国华 方付建
2009年7月2日
内容提要：2008年以来，社会公共事件不断出现，网络舆论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多数时候，网上舆论往往一边倒地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利。本文探讨了网上舆论一边倒的原因。主要观点是：1）网民有天然的质疑权威、质疑政府的心理情绪；为什么网页会自动关闭2）民众不信任官方媒体的信息；3）公共事件、网络事件往往是跟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利益矛盾问题，容易引起网民共鸣；4）基层官民关系长期紧张，双方互不信任；5）民众情绪、社会情绪焦虑、浮躁，容易极端化；5）地方政府处理矛盾问题和事件反应迟钝、滞后，表现笨拙，能力低下；6）人大政协等民意代表和专家学者没有充当民意的代言人和意见领袖；7）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力量，使过去空泛的、软的社会舆论监督变得硬起来、实在起来。对此，（地方）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尚不适应。
一些事件散布到网上后产生的网络舆情，大多都对事发地政府和官员不利，网络舆论似乎有一
种质疑政府和官员的趋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分析认为，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民众尤其是网民有一种天然的质疑权威、质疑政府的心理情绪。在现实社会中，民众由于受到各个方面的约束，尤其是各种权威力量的约束，不能或无法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情绪和心理受到上级、工作以及其他等方面要素的限制和约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贫富的分化，生活的不如意等导致了不少民众有一种逆反情绪和心理。当前，由于社会阶层分化，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极易造成民众“相对的被剥夺感”，引发情绪淤积。而常规的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民意表达渠道出现阻塞，民意表达就会被“挤压”到道德约束、行政约束、社会秩序约束相对薄弱的网络世界中，以网络舆论事件的形式释放出来（载《网络舆情飙升背后：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7月6日）。正是网民的心理和情绪的作用，当某一个事件尤其是恶性事件传播到网络上的时候，民众的逆反情绪就会被恶性事件点燃，从而产生一系列反对政府和反对权威说法的声音和舆情，即使一些事件地方政府并没有什么过错，网民仍然是质疑和反对。
第二，民众不信任政府部门、官方媒体发表的正式的信息。长期以来政府在不少事件中给予
民众许诺但却不兑现，甚至在一些事件中会有意无意的忽悠甚至欺骗民众。同时，地方政府有时出于利益、形象、声誉等的考虑，有意不报道，或正面报道、歪曲报道某些事件和信息。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习惯于说假话、大话、套话、空话等。以上这些因素的长期作用导致了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的重大损耗和缺失，民众对政府及其宣传怀有极大的不信任，认为官方媒体是政府的传声筒，是政府的附庸，为政府说话而不为民众说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某一事件发生后，即使地方政府及相关媒体发布的声音和新闻是适当的，是真实的，民众也仍然不相信。民众尤其是网民宁愿相信网络上各种非正式的未经确证的各种传言和评论，宁愿相信一些网民在事发地发布的照片或信息，甚至宁愿相信一些网民意想出来的各种猜测、推测也不相信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种非正式的非常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得到了传播和采信。
第三，网络事件尤其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网络公共事件刺激了网民“最紧绷的那根神经”，容易引起共鸣。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一个事件能引起网民的高度关注，聚集网络舆情焦点，主要是该事件刺激了网民乃至社会公众“最紧绷的那根神经”（载《网络舆情飙升背后：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7月6日）。其实，有些事件之所以引起网民的关注甚至负面情绪，是因为这些事件跟
网民息息相关，或触动了网民的神经。所谓“最紧绷的那根神经”，是指与人民众切身利益和基本价值理念密切相关的问题，如工资收入、土地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官民关系、官商关系、贫富矛盾和冲突、弱势体境遇、强势体的失当表现等等。比如，邓玉娇案本来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之所以引起网民关注，是因为很多网民在现实中都见惯了政府官员的耀武扬威，见惯了政府官员进去各种娱乐场所并花费公款，而事发于娱乐场所的暧昧性也增加了网民的兴趣。对于石首事件，则反应了网民对官商合谋的不满甚至愤恨。引起网络关注的事件，其背后都反应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事情是大多数网民都见识过甚至经历过的，大多是负面的而又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第四，基层政府和官员作为社会民众的直接接触者与民众结怨太深。基层政府和官员作为各种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其粗暴霸道的行为作风给民众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而一些基层官员屁股没有坐正，对众漠视，为商人或特殊集团说话办事，引起了不少民众的恶感。另外，一些基层官员，官不大，活动能量却很大，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些现象和活动都是广大民众所常见并痛恨的。一些官员在平时官气十足、高高在上的架势也是民众所看不惯的。这些坏的印象会在民众心中累积并发酵，长久下来会形成民众对本地政府和官员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平时都处于潜在的状态，一旦产生一些导火线性质的事件，民众积怨就
会如干柴一般被点燃，呈现出爆发态势。在积怨爆发的情况下，民众的心理和情绪是不理性的、偏激的，这时民众宁愿相信各种传言，而不愿意相信政府。因此，当一些负面事件和恶性事件发生后，各种谣言就得到广泛的传播，一些谣言也会在民众的口口相传、网络相传中不断被放大并越传越广。
第五，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矛盾普遍凸显和容易激化。收入不公和财富差距过大使社会急剧分化为不同利益诉求的体，弱势体与强势体在利益、价值取向政策要求、特定事项的社会反应方面缺乏共同性，导致社会分化对抗，矛盾尖锐。政府被弱势体和政策社会受损体视为强势体和既得利益者的代表，不会顾及和维护弱势体、下层众的利益。一有事端，政府成为矛盾和怒火的集中体，矛头就会指向政府，质疑和批评的声音高涨，舆论明显对政府不利。
第六，民意表达和正常的意见反映渠道不畅，只得通过网络宣泄情绪，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平时缺乏畅通的意见表达渠道，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都缺乏民意基础，主流媒体和官方媒体无法畅通、迅速地反映民情、民意，使得民众转向相对自由、迅捷的网络反映意见、宣泄情绪，网络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主要渠道，社会舆论集中在互联网表达。当体性事件
等公众高度关注的事情发生时，公众特别需要知道事态的发展和事情的真相，而官方和主流媒体往往语焉不详，不明真相的公众只好到网络上寻求真相、寻答案，使得网络舆论高涨并影响甚至主导事态发展走向，同时也给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提供了市场，增加了控制和处理事态的难度。
第七，民众和网民的质疑声音实际上是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新形式。在网上，很多网民特别是意见领袖、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批评政府、质疑政府官员和强势体。有些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极强的批判功能，还有很强的指向性，容易获得较高的点击率和网民的认同，形成倾向性的舆论。比如在邓玉娇案中，时寒冰的质疑型、批判性网文获得了几十万的点击率。某些事件发生后，网络言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它们对事件的质疑和对政府的批评，恰恰是一种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新形式，它使过去空泛的、软的社会舆论监督变得硬起来、实在起来，这种强监督、硬监督是政府和政府官员陌生的、不习惯的、难受的，但这种监督又是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和谐社会所必需的、正常的。同时，这些舆论虽然让政府有压力、感到“难受”，但其本意是希望政府改进和提高执政能力和政策水平，关注民生、民情和民意，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第八，转型期的大变动性带来的社会公众普遍的焦虑心理和情绪浮躁，在舆论上容易情绪化，在行为上容易极端化。中国社会处在急剧的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和权威意识等等都不断的变化甚至扭曲，民众不再害怕什么、担心什么，所谓“有钱玩钱、有权玩权，没钱玩命”。当出现公共事件，民众情绪容易被点燃、被煽动，他们不仅会发表各种极端看法，甚至会所顾忌地参与（如2008年6月的贵州瓮安事件）。同时，大转型也带来了公众心理的不适应，不知道生活以及未来会怎么样，社会公众普遍有一种心理焦虑和浮躁情绪，而很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挣扎性状态则加剧了心理的压力，这些心理压力的积蓄需要寻释放的渠道，公共事件给了民众释放情绪的机会。因此，转型期社会无序、压力、紧张带来了人们心理的浮躁化、言论的情绪化和行为的极端化。
第九，地方政府部门在处理和应对公共事件上的反应迟钝、表现笨拙、能力低下。比如在邓玉娇案中，巴东县的几次变化甚大的案情通报不仅引起了网民的质疑，也引起了网民对巴东县可能保护官员的想象。在杭州“飚车案”中，政府轻率、匆忙的表态及其当事人和公众的不满和愤怒。另外，当一些事件发生后，官方媒体通常的言论都把政府放在了与民众的对立面，常常说参与事件的众“不明真相”。而这在一些网民看来是对民众智商和判断力的侮辱。而在一些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和网民都想第一事件知道事件的真相，非常希望政府及
时提供丰富、解渴的事件信息，而事发地政府在通报事件时往往语焉不详、遮遮掩掩甚至漏洞百出，总让人怀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当公众和网民“知”的欲望和权利得不到满足时，网民在对政府表现出不满的同时，会想方设法去了解各种渠道的信息，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传得越来越玄乎。因此，网络舆论和网民情绪的负面化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作为的不适当造成的。
第十，本该出来充当意见领袖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相关专家却不见身影。在一些公共事件发生后，一些民众是非常希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民意代表能够站出来代表人民表达意见，纠正视听。然而，各种公共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却总迟迟难见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声音，这使民众认为这些代表委员或者是摆设，或者与政府是坐一条板凳的。这使民众感觉无人能够替自己说话，无人将自己的诉求展现出来，网民只好自己行动，自我张扬。从各种评论看，每次公共事件发生后，都有一些深度的评论质疑和拷问为什么恶性事件发生后，不见代表和委员的身影。而代表既有权力、又有能力来表达民众的诉求和了解各个方面的消息，代表也有知识和智商去判断和言说各种恶性事件的是非曲直。代表的不作为也强化了民众的恶感，使网民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代表自己，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希望在网上不断的言说吸引眼球，甚至不惜凭借极端的言论来引起关注。
   
目前我国拥有3亿多网民和近5亿多手机用户，网民结构日益与社会民众结构相重合，网络主体与社会主体高度重合，网络民意表达正在接近等同于社会公众的意见表达，网络舆论、网络民意与社会舆论、大众民意日益重合，网民关注的议题也从过去的娱乐性、生活性、业余性议题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网络意见的主流化、政治化、社会化、现实化趋势非常明显。应对网络舆论事件，“堵”是不管用的，只能疏导。目前最需要疏通常规的民意表达渠道，解决社会舆论集中涌向网络、在网络爆发畸重畸轻的问题，最大限度地畅通渠道，满足不同社会体的意见表达的需求。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