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物论
《齐物论》是《庄子》中的代表篇目，与“逍遥游”一并构成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战国百家争鸣，各不相让，陷于是非之中的人，激于意气，互相攻击。庄子主张忘彼此、齐是非、混成毁、一有无，让光彩含而不露，“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真宰”，即超越于万物是非变化之上的“道”。庄子看到了客观事物的对立，但出于万物一体的观点，他又认为这一切是统一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的一面不断转化，因而，又都是没有区别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和争论也都是没有价值的。是与非、正与误，从事物本于一体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 
  一、对是非争辩的齐一 
  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既然世间万物是齐一的，那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此即“齐论”。因此，“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庄子解开心灵桎梏的方法。 
  庄子批判在理论思辨的观念市场中的争逐，批判那种汲汲营营，担心受怕，好胜好强的心态处境。庄子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齐物论》）他认为，追求真理至道的人，应该有一种舒适愉悦的心境，因为自然的奥秘本也是如此的逍遥自适，庄子观念中的“道”就是一个“逍遥自
适无目的巧妙的造化安排”，因此体贴了这个最高真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生活中体现一种自在轻松的情怀，但是战国时代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说客们，哪一个不是好强雄辩、勾心斗角损人利己、彼此伤害呢？哪一个人物展现了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无胸怀呢？所以他们从生活情调上就已经悖道远甚了，所以庄子在生活情调上予以辛辣的讽刺，庄子说：“喜怒哀乐，虑叹变悊，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其萌。”（《齐物论》）他们欣喜、愤怒、悲哀、欢乐，他们忧思、叹惋、反复、恐惧，他们躁动轻浮、奢华放纵、情张欲狂、造姿作态，好象乐声从中空的乐管中发出，又像菌类由地气蒸腾而成。这种种情态日夜在面前相互对应地更换与替代，却不知道是怎么萌生的。可见，在理念的战场上耗尽心神，消亡精力，真是人世间的悲哀，人们口口声声以此为追求真理，其实却正是在远离真理。庄子不禁发出感慨：“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齐物论》）因此，庄子就试图寻求一条解开心灵桎梏的道路，使之展现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的胸怀，“齐论”正体现了这一点，对社会知识的绝对性予以彻底否定。 
  庄子否定社会议论的绝对性就是否定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所有议论。他对于战国百家的议论纷纭，虽然都不赞成，但却不正面反对任何一家的理论，反而是从知识的绝对性问题入手，瓦解所有的社会议论的绝对性。人们都是以自己的知识和经历为背景，以自己的立场为
坐标而作出议论的，因而议论总有一个观念上已经预设好了的出发点，总有一个特定的发言角度，所以永远不能无限地扩散这个观点的适用范围，当所有的议论都在一定范围使用时，它们是有效的。可惜的是，人们在辛勤地钻研出了任何自以为极端宝贵的观念之后，都是无穷扩散、任意解释，反而无限地普遍化了自己的观点，使之趋于僵化。任何的社会议论都不能有适用上的绝对性，如果我们心胸宽广，没有任何成见的话，我们都可以相当充分地理解任何观点的有用性，并进而欣赏这些观点的智慧形态，当然也同时清楚地知道这些观点的适用范围。然而世人心胸多不开朗，有了一点见解就要钻牛角尖，得了一点经验，就要无限地推演，于是理论市场中充满了排斥他人观点的绝对性意见，有你无我，非要辩个你死我活不可，生命的精彩就被这种心理的纠结给遮盖了，于是距离自然的逍遥也愈加地遥远了。所以庄子说：”欲是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与其喋喋不休于是非曲直，不如以平静的心情去关照事物的本来面目。 
  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 
  “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齐物论》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对于追求逍遥自适境界的意义便在于卸下人类繁重的心理包袱，从而为追求“至人”（内篇《逍遥游》）境界打开心理空间，以自然齐一的胸怀对待观念的纷纭。由此，庄子在本篇中提出了主体价值标准的“多元”
的问题。 
  庄子说：“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 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齐物论》）不少论者依据上文断言庄子混淆是非，宣扬相对主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这段话，将会认识到庄子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与否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价值反映的是主体需要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由于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属性和需要，他们与客体之间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因而，人类、泥鳅、猿猴、麋鹿、蜈蚣、猫头鹰等这些不同的主体与客体世界理应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从人的居住、饮食和审美标准去观察周围的动物，人类就会”是非之途，樊然淆乱”（《齐物论》），迷惑不解，不知何为“正处”、“正位”和“正”，不会谈论是非曲直。由此可见，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主体价值评价标准的多元存在问题。在庄子看来，如果人们仅仅从单一的价值标准（庄子称之为”自我观之”）出发观察和分析问题，就会陷入价值认识的误区。
 
  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在庄子看来，任何主体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存在，就象人类双脚踏出的万条道路一样，是自然形成的，这就如同世间万物的名称一样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任何主体价值评价标准都具有两面性：“然”与“不然”，即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如果我们从主体价值评价标准肯定的一面去看待它，任何价值评价标准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所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如果我们从主体价值评价标准否定的一面去看待它，任何价值评价标准都是应该****的，这是所谓“不然于不然”。 
  庄子认为任何分析和评价都是个人的一偏之见，都是“分也，有不分也；辩也，也不辩也”（《齐物论》），都是有取有舍，有得有失。世人与其“自贵而相贱”，不如“是不是，然不然”（《齐物论》），以包容的心胸看待不同的个体价值趋向。庄子认为价值标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齐物论》），他主张“不同同之之谓大”（外篇《天地》），“有万不同之谓富”，希望人们宽容不同的价值趋向，号召人们“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齐物论》）。 庄子主张宽容及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要求世人以宽广的胸襟看待人
间的是是非非，这种处世态度有利于发展人的个性，激励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自然齐一的胸怀对待社会上的知识观念，才能在心境上达到不为外在情境所烦扰的境界，才可以尽情地追求心灵上的逍遥自适，真正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 
  三、向自然之道的回归 
  从理论上来说，庄子在《齐物论》一文中，就是要建立一个对“自然运行原理”本身的超越性的论点，“超越性”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道”的原理是难以把握的，是一般社会议论的层次无法掌握的，因为“道”只是一个自然、逍遥、自适、巧妙、无目的的造化安排，人们要善于体会这个“道”，而且只有对于“道”的理解才是人间智慧的极致，因此，一般社会议论之知的绝对性并不存在。 
  道家以道为其最高哲学范畴，认为道是统括一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始，是宇宙的总法则。道家确立道论的最主要目的是把道作为所有人事标准，要求人应遵循道，人合于道。人若能合于道，人类社会自然不会违道。道家追求人合于道的前提是：人出于道却背离了道。天地万物，均统辖于道，何以惟独人背离了道？ 
  庄子作为道家之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如此论道的：“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
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内篇《大宗师》）。道论的确立，本身亦即确立了人出于道这一关系。庄子曾明确论述人是出于道的：“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内篇《德充符》）这里的“道”与“天”应是同义的。人出于道，这是人与道的第一层关系，但重要的是人与道的第二层关系人背离了道。《庄子》中讲：“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於心。”（外篇《缮性》）这就是讲人与道的背离。人出于道，但人往往背离了道。这一矛盾是人和人类社会所有痛苦与罪恶的根源。道家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人与道的背离，使人合于道。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清楚矛盾起于何处，也就是说，道家必先知矛盾关键之所在，种种体道方法才能有的放矢。不然，如何能提出解决方法？人与道，首先，矛盾是起于人这一面，自不待言。但人出于道为何却背离了道？我们可以从道家对人的种种要求及体道方法中来分析，看究竟是什么使人背离了道。 
  庄子把人背离道的原因直接归于精神，虽然这在老子那里只是一个推论。《齐物论》中讲：“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魂交”指睡眠时做梦，“形开”指觉醒时感官形体功能开启，这所描述的正是人的普遍的精神活动，睡眠与觉醒都不停息。这与《德充符》中说惠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是同样的意思，说的也是精神驰逐外物这种状态。精神驰逐于外，劳而不休，这种精神状态庄子认为是背离道的。与此相反，体道“真人
”则是“其寐不梦，其觉无扰”（内篇《大宗师》），这与“魂交”、“形开”正相反，是一种安静闲适的精神状态。以上已表达出人背离道的根源在于精神。庄子的“坐忘”也明确反对人的精神活动，“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内篇《大宗师》）。这里虽未有表示精神的概念，但这是针对人的精神而言的。“堕肢体”和“离形”是指消除自我意识，“黜聪明”和“去知”是指摆脱对象意识，也就是忘掉自我和外物，达此“坐忘”境界才能体道。庄子还讲过：“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内篇《大宗师》）这也是对人的某种精神现象的反对。此外“造化”指的是道，“人耳人耳”是指人的自我意识，“不祥”就是背离道。庄子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人的这种刻意于物我之分或对立的自我意识使人背离道，这可以与庄子的齐物思想相对照：“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是在讲不要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不是不承认物我之分别，而是不要刻意于物我之分别，应将物我混而为一。《齐物论》中的“吾丧我”是庄子对自我意识这种精神现象的反对的最典型的体现。“吾丧我”，把我自己主观的一切观念、意见、情绪、感受都予以化解摈弃，让“自己”不出现，从而进入“道的超越性”之中，让自我的心灵澄静下来，齐平地观赏议论的流动。以上这些都明确地说明庄子认为人背离道的根源在于人之精神。把握住人背离道的根源，才能做到提纲挈领。天地万物受自然支配，自然有其不易之法则，但人与天
地万物不同，人虽生于自然，但自然并未给人以固定的法则，因为人有精神，人受自己的精神支配。 
  既然已经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要使人合于道就必然要从这个“精神”入手。庄子是主张通过什么体道，是否要求去除精神？庄子逍遥思想最典型的表述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榖熟。”（内篇《逍遥游》）这是体悟大道的表现，“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的显然不是指形体，而是指精神。只有精神可以超脱现实，游于天地、人世之外，形体是不可能的。庄子是主张齐生死的，追求的是精神的逍遥，不是追求形体成仙（追求成仙是后来道教的事）。庄子在《齐物论》中是这样说的：“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并不是否认事物的差别，而是在承认差别实存的前提下，在精神上不刻意于差别，于是不生是非、好恶之情。若精神执着于是非、好恶，无疑是给自己戴上沉重的心理枷锁，人类将无法逍遥而游，而只能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齐物论》），纵观庄子的思想，齐物之论是为其逍遥以游的目的而发的。“逍遥”、“齐物”都是讲精神，而不是别的。此外，《庄子》中讲：“纯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伦。”
（外篇《刻意》）这就更直接清楚地讲出惟有精神能体道。 
  结语 
  庄子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庄子的着作是留给人间的悲剧曲谱。庄子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深受贫穷与痛苦的长期折磨。他不但能超脱于人世的哀乐之情以外，而且还从自然万物生生不已的变化中，到了超越于悲哀之外的自然基础，甚至他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将要降临自身的死神。他求得与自然运行机制的合一，在这种合一里，到心灵的慰藉。“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然而，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屈从中，却蕴涵着既是属于庄子个人的同时又是属于我们民族的冲决一切网罗的意志与能量，这在另一名篇《逍遥游》中便可见一斑。 
  注释 
  参见 王先谦《庄子集解》 北京：中华书局，198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我有一物生得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参见 朱谦之《老子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4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中国哲学教研室/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年 
  黄坚：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7年6月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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