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鲁迅全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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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论坛一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No.1,2021
顾颉刚与《鲁迅全集》注释
鲍国华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的注释过程中，注释者除查阅文献资料外，还访问了与鲁迅著作内
容相关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史学家顾颉刚曾与鲁迅共事，并产生恩怨纠葛，自然在被访问之列。在接受访问及与注释者的通信中，顾颉刚以平和坦荡之心，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但在自家日记中，则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围绕《鲁迅全集》注释的方方面面，在历史的明与暗、思想的显与隐、文本的表与里之间，折射出顾颉刚微妙的政治和文化感受，这成为考察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史的一个突出个案。
关键词：顾颉刚;《鲁迅全集》；注释；心态史
中图分类号：121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21)01-0070-12
在迄今各版本的《鲁迅全集》中，对鲁迅作品的注释，始于1958年版。①这一版《鲁迅全集》由冯雪峰主持，林辰、孙用、杨霁云、王士菁等担任收集、整理、注释和编辑工作，②“对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尽可能一一加以注释疏证”③，共撰写注释5800余条，约54万字，为鲁迅作品的阐释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此后的注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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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注释，出现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这一版针对1958年版注释的不足，从1975年底开始，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编注出版鲁迅作品的“征求意见本”，对此前的注释进行修订和补充。“征求意见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幽力、财力，查阅旧的报刊资料，访问当事人和知情人，先后有近200人参加了注释工作。④在此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全国性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1981年出版了16卷本《鲁迅全集》，注释总数达23000余条,240万字左右，较1958年版增加三倍以上。⑤与1958年版相比，“征求意见本”的注释者行走全国各地，访问了更多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其中，曾与鲁迅共事、并产生恩怨纠葛的史学家顾颉刚，自然在被访问之列。与绝大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不同，顾颉刚不是鲁迅的亲友弟子，在和鲁迅的交往中，体现更多的是“怨”，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十三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天津鲁迅研究史”(TJZW16-00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鲍国华，男，天津人，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这部《鲁迅全集》从1956年出版第1卷，至1958年10卷全部出版，因此按惯例称为"1958年版”。
② 荣太之:《〈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及其他》，《鲁迅研究动态》1981第5期。
③张小鼎:《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三座丰——二十世纪〈鲁迅全集〉三大版本纪实》,《出版史料》2005年第2期。
采矿工程就业前景④荣太之:《〈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及其他》，《鲁迅研究动态》1981第5期。
⑤王仰晨:《略谈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出版工作》1984年第1期。
顾颉刚与《鲁迅全集》注释71
而非“恩”。顾氏极少涉足文学领域，未曾参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任何一场文学论争，尤其是发生在左翼文学内部的论争。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和鲁迅的矛盾，已属于陈年旧事，更具有私人恩怨的性质。①而且随着其中一方的较早离世，不至于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不会引发不同体或同一
体内部的不同宗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激烈冲突和残酷斗争（如冯雪峰和周扬、夏衍）。因此，顾颉刚在解答《鲁迅全集》注释者提出的各类疑难时，较少受到现实因素的牵扯，也不为左翼内部的宗派斗争等历史遗留问题所左右，能够就事论事地提供第一手资料，心态较为坦荡平和。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坦荡平和的心态主要体现在顾颉刚接受访问或与注释者书信往还这些相对公开的场合，在日记等私人性文本中，则呈现出与之不尽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尽管两人的纷争在鲁迅离开广州、定居上海之后已告一段落，但鲁迅在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使“开罪于鲁迅”成为顾颉刚后半生无法摆脱的巨大阴影，并不断遭遇现实事件的刺激，终生难以释怀。这些感受均一点一滴地记录在《顾颉刚日记》之中。由此可见，围绕《鲁迅全集》注释的方方面面，在文本的表与里、思想的显与隐、历史的明与暗之间，折射出顾颉刚微妙的政治和文化感受。
本文拟从两个方面考察顾颉刚与《鲁迅全集》注释之关联,_是顾颉刚对注释的实际贡献，二是透过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的缝隙，观照顾颉刚言行的内在矛盾与紧张，进而透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鲁迅这一“文化图腾”经历的坎坷命运，呈现的复杂心态。
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对鲁迅同时代人的生平，仅有非常简略的介绍，大都用词谨慎，较少进行价值评判。对人物政治立场的评判，更多呈现在对一些具体事件和现象的注释之中，其措辞较之生平介绍，明显宜露而不留情面，政治彩更为浓厚。
①学术界有关鲁迅与顾颉刚恩怨的研究成果众多，主要有赵冰波:《鲁迅与顾颉刚交恶之我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汪毅夫:《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一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英］卜空德著、黄乔生译:《转变中的鲁迅：厦门与广州》，《鲁迅研究月刊泌002年第3期；汪毅夫：《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几个史实》，《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2期；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百年潮》2004年第4期；包红英、徐文海:《鲁迅与顾颉刚》，《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卢毅:《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符杰祥:《揭开鲁迅与顾颉刚交恶之谜的新线索》，《粤海风》2009年第5期；李有智:《鲁迅和顾颉刚的是与非》，《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13日第03版；傅国涌:《鲁迅与顾颉刚到底有什么过节？》，《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施晓燕:《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上），《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夏之卷；施晓燕:《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下），《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秋之卷；陈元胜:《鲁迅到厦大与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史料辩证》，《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冬之卷；张京华:《顾颉刚如是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蓝本事件》,《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13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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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焕星:《"党同伐异”：厦门鲁迅与国民革命》,《文艺研究》2020年第1期等；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侧重，不一而足。其中，施晓燕的论文引用史料最多，论述史实也最详。桑兵和邱焕星的论文则分别将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矛盾的考察，由私人恩怨上升到学术史和政治史的高度，对问题的阐释有明显的拓展和深化。而迄今为止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王富仁先生的遗作《鲁迅与顾颉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励志大全72东方论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在鲁迅的各类作品中，涉及顾颉刚之处不少，或直书其名、直陈其事，或使用隐语指代，这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大都得到了说明。如第2卷中《故事新编■理水》注释5：
又如鸟头先生，显然是讽刺顾颉刚—
—当时属于胡适派的一个考据学家。“禹是一条虫，鳏是一条鱼”是顾颉刚在1923年所发表的没有任何可信根据的议论（见《古史辨》第1册63,119页）。这里“鸟头”这个名字即从“顾”字而来；据《说文》，顾字从雇从页，雇是鸟名，页是头。①
这条注释表面上解析词义，陈述事实，但“胡适派”这一称谓则暗含指控。当时胡适在中国大陆已被打入另册，“属于胡适派”即包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顾颉刚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1954年起供职于中
国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不属于“敌我矛盾”中人，因此对他的评价也不像对胡适等人，刻意强调其“反动性”，措辞稍显内敛平和。
反而是在“”后期编辑的“征求意见本”《故事新编》中，相关注释的政治彩稍显淡化：又一个学者暗指顾颉刚。他曾以实用主义的考据方法，根据《说文解字》对“鳏”和“禹”
新浪微博登录不了字的解释，说鳏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昆虫，否定鳏和禹的存在。下文的“鸟头先生”是作者按照《说文解字》对“顧”（顾的繁体字）的解释，讥讽顾颉刚。“顧”，从“雇”从“页”，“雇”（hti户）是鸟名，“页”本义是头。®
较之1958年版，“征求意见本”指出了顾颉刚立论的“可信根据”，在知识性上更为确凿严谨。尤为突出的是，这条注释用“实用主义”取代“胡适派”，以概括顾颉刚考据方法的理论属性，避免贴上“胡适派”的反动标签。事实上，实用主义一直被视为胡适尊奉的哲学思想，并得到其本人的认可。③以实用主义命名顾氏的考据方法，内涵没有丝毫改变，但遮蔽与敏感人物的关联，政治彩明显淡化。以上处理是否源于顾颉刚1971年复出，继续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因此刻意减弱批判力度，不得而知。
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于1952年7、8月间参加知识分子改造，在撰写相关材料过程中“写鲁迅事”，感到“殊难措辞”，④并于1956年3月11日倒许广平处，谈卅年前与鲁迅先生旧事”⑤。以上言行与1958年
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并不相关。前者是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的规定动作，后者则应属于个人行为。延续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原则的“征求意见本”，注释内容涉及“鲁迅著作中所涉到的当时的人物、掌故与引用的说话和文字，以及一切被鲁迅加了括弧的用语，等等”和“因文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64页。
②鲁迅:《故事新编》（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51—52页。
③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4—98页。
④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7卷（1951—195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52,260页。
⑤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8卷（1956—195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2页。
顾颉刚与《鲁迅全集》注释73字简练和为了讳忌而隐晦曲折，一般读者不易了解的地方，略加点明和解释”®，均与顾颉刚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使注释者访问顾氏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鲁迅与顾颉刚的恩怨纠葛，主要发生在厦门和广州时期，加上以顾氏为见证人的”女师大风潮”，鲁迅涉及以上人事冲突的文字，散见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和《两地书》中，这成为“征求意
见本”注释者访问顾颉刚的重点内容。
“征求意见本”各分册由不同高校实际负责，因为尚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体现“三结合”的工作原则，各高校纷纷联合工厂、部队、公社以及商店等组成注释组。其中《华盖集》注释者署名“天津大沽化工厂、天津市邮政局工人理论组，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②,《华盖集续编》注释者署名“天津拖拉机厂工人理论组、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③，《而已集》注释者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八OO—部队/广州业余大学文艺班、写作班/广州鲁迅纪念馆/中山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师生/《而已集》注释组④。事实上，具体的注释工作分别由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山大学中文系实负其责。在《顾颉刚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中山大学中文系李伟江、章崇东两君续来，看予四十年前日记，搜集鲁迅与予纠葛事实。
广州中山大学注释鲁迅集之责，以其中有与予之一段疙瘩，故来访问，今日为第二次，予出当年日记示之。静秋怕客多看予日记，将对我有不利。予坦然示之，彼辈亦无话说。看其所注鲁迅集出版，对予作何评价。⑤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锦全、韩海明（女）来，询问鲁迅《华盖集》中事。⑥
李伟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师；王锦全（应作王锦泉）和韩海明均为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大约
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介绍信来访，因此被顾颉刚误认为是该社的工作人员。除以上日记外，保留至今的还有顾颉刚给《而已集》注释者的三封回信，两封致陈则光，一封致中山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同学。陈则光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师，《而已集》注释组成员，但并非注释的定稿人（《而已集》注释的定稿工作由李伟江承担）。委托他致信顾颉刚，源于两人旧日的师生关系。⑦和学生通信，有助于顾氏解除紧张和戒备心理，充分解答注释者的诸多疑难。从书信的内容看，确实如此。致中山大学中文系办理房产证的流程
①以上原则由冯雪峰确定，见王士菁:《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一纪念雪峰同志》，《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
②鲁迅:《华盖集》（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庠页。
③鲁迅:《华盖集续编》（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扉页。
④鲁迅:《而已集》（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靡页。
⑤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52,353页。
⑥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1卷（1968—1980），第358页。
⑦陈则光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中央大学，曾修读顾颉刚“史记研究”课。《顾颉刚日记》载陈则光该课程试卷的评
分为甲等，参见《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194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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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级同学，惜言如金，仅根据对方的提问简要介绍了自家在中大的任职经历，少有发挥之处。®相较而言，致陈则光两封信的内容远为详尽丰赡。
第一封信为顾颉刚亲笔，作于1975年3月25日，未就陈则光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做出有效解答②，而在开头指出:“鲁迅和我的斗争，实际上不是和我单独的纠纷，而是北大里文学院教授有英美派和法德日派的长期敌对，不过到了厦大和中大，把这口气出在我的身上罢了。”③为此，顾颉刚推荐注释者査阅相关档案和报刊，并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新青年》《新潮》《语丝》《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十余种刊物及自家亲历的两派之间的斗争情况，以陈述事实为主，偶尔表露个人情绪，如“我夹在这两派里，大有'两姑之间难为妇'的苦痛”④等语，但也是点到为止，尽量以客观平静的语调书之。而后文以浓墨重彩专门讲述法德日派领袖李石曾其人其事，踵事增华之处不少。⑤以上内容，占据全信篇幅的十分之九，宜至临近结尾处才回归正题，提出“至于你所问的，我当再把鲁的全集
翻阅一遍，逐条奉答，恐须再写两三次信”⑥。表面上看，这封复信答非所问，但正如顾氏信中所说:“你所问的是鲁和我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中事，我还来不及作答。只因要说明这一年的事，便须说明这些事的背景，不得不牵涉到这一年以前或一年以后的事。”⑦顾颉刚提供的信息，对了解他和鲁迅之间的冲突，确实有所帮助，并非东拉西扯的闲笔。
由于第一封信未能充分解答注释者提出的问题，几天后，顾颉刚口述，其女记录，再次复信陈则光。⑧第二封信分析了自家与鲁迅发生裂隙的由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追随胡适进行有关《红楼梦》的考证；二是认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红楼梦》人物关系表抄袭了盐谷温的著作，并暗示鲁迅从孙伏园处得知此事。同时，还介绍了中大期间的“候审信”事件。对鲁迅在《两地书》中将顾颉刚称作“朱山根”，则做出以下解释：
原来据我猜想，“朱”是苏州四大姓“朱、张、顾、陆”之一，“山”与我的“颉”字有关，都有“高”
的意思（颉为鸟高飞，山为土突起），“根”与“刚”的英文字母头一个都是“K”，是同纽字。现在想来，也许是鲁迅先生对我追随朱家骅、傅斯年（山东人）的一种嘲弄。⑨
①顾颉刚:《致中山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同学》，《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2页。对方来信
未见披露，从顾氏复信看，对方共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涉及顾颉刚在中大的经历，得到简要回答，第二、三个涉及与鲁迅的关系，顾颉刚复信中说:"因我与鲁迅在中大并没有共事（我九月份由浙江返穗教书时，鲁迅已回到上海），所以无法回答，特致歉意。”
②陈则光来信未见披露，顾颉刚复信中说:"你所问的是鲁和我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中事，我还来不及作答。”从
中可略知来信内容。参见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7页。
③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2页。
④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6页。
⑤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3—527页。顾颉刚对李石曾的介绍，感情彩过于强烈，不尽
不实之处甚多，后文将加以详细论述。
⑥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7页。
⑦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7页。
⑧该信未署时间，《顾颉刚书信集》标注为“1975年3、4月间”，参见《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8页。
⑨顾颉刚:《致陈则光》，《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9—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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