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韩国电影的地位，那就是“尊贵”。
由于上一个采访结束得晚了点，所以当我赶到金基德的《春夏秋冬……与春》的放映厅时，电影已经开始播字幕了。守在门口的几位工作人员非常紧张，先后用韩语和英语跟我说了两遍，一个是让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手机给关掉，还有一个是告诉我进去后大概什么方位有空座，并且详细说了这个位置应该怎么走才不影响其他观众。同时还要伸进头先看一下屏
幕上播出的场面是否安静，如果是比较抒情和安静的画面，还要稍微等待一下，最后还一再提醒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幅度走到最近位置。我不知道这是否电影节期间对电影厅加强管制，但在鸦雀无声的影院让你感到的是安静。还有一个人比我更晚些，我眼看着他急急地冲到最后一排，虽然里面有一个位置，但他明显是怕影响到其他人观看电影，所以这个穿着西装的人干脆就坐在了走廊的地板上。后来金基德也来了，估计也是被拦在了外面。
尊贵不仅体现在以草木皆兵的态度来对待电影，自由和信任是最本质的尊重。韩国电影的类型相当丰富，从温婉的小品电影到张扬冲击的，批评国家政治、讲述恐怖诡异，甚至是老年人的性题材，都可以在韩国电影院里看到。国家不但不阻碍导演的创新，反而给予他们
资金，每年都要给电影振兴委员会4亿韩元投入到独立电影的制作上。不要求资金回报，也不要求奖项的回报，甚至连拍“政府电影”的要求都没有，导演可以在完全自由的空间里实验各种作品。
采访回来后，同事问我，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当导演？为什么不当导演呢？李廷香可以发3年的呆，等到思路完全成熟才拍下一步电影。姜帝奎的《生死谍变》创下韩国票房历史纪录，也没有人逼他顺势再推出一部多赚点银子。电影是一项产业，是一件商品，但不是小作坊加工出来的粗制滥造的盗版货。对电影有理想的人不会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丧失理想，有所坚持的人也不用为了电影的上映委曲求全，他们只用关心电影，谁又不想在韩国当一个导演呢？
1996、1997年韩国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经济状况极糟，在还要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援助的情况下，韩国政府仍坚定地执行振兴电影政策。当时，韩国银行利率极低，大概只有2％，一些财力雄厚的大财团如现代、大宇等大企业，在减税优惠和避税的考量下，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尝试加入投资电影的行列，没想到投资报酬率却高达20％、甚至30％，令这些大企业家喜出望外，竞相加码投资拍片，雄厚的电影资金奠定了今天韩国电影发展的商业基础。
韩国导演有时间发呆，也有资本发呆！2 20年的河东怎么变成了河西？
你能想像《爱·回家》的导演李廷香是看李小龙长大的吗？《我的野蛮女友》的导演郭在容一直推崇电影应该“情绪化”，所举的例子就是庄奴和吴宇森的电影吗？
韩国街上不时可以看到几个中文，林权泽的《春香传》、《醉画仙》里，韩国人写出的书法也是汉字，这不是韩国的唐人街太多，而是汉字本身就作为一门课程被韩国学生学习，我们的汉字被韩国人称为“繁体字”。事实上，中国和韩国好像在进行相互崇拜。韩国自1986年放开外片进口的限制后，占据韩国市场70％的便是好莱坞和香港，无论是中心城市的首轮影院还是卫星城市的二流院线，所上映的不是好莱坞动作大片就是香港的动作巨片。以至于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些韩国电影的中流砥柱，也都是看香港武打片长大的。只是不到20年，韩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便来了一个换位，中国开始了韩流崇拜。
韩国有4700万人，中国有13亿人。这是我在韩国听到导演们说的最喜欢计算的数学题了，在他们眼里中国就是一块大得他们看不到边的纯种奶油蛋糕，最让人兴奋的是这块蛋糕还没有沾上别人的口水。其实我们的周围充斥着这样虎视眈眈的电影人，这是一个太大太肥沃的诱惑了，而我们的国产电影，特别是商业电影，就像一个3岁儿童抱金过市，只要稍微那么
一点疏忽便会被别人抢了宝贝。
我们的资讯发达到足以从大到小排出韩国导演的名字，而韩国还是只知道张艺谋和陈凯歌两个名字。韩国一家报纸让我给他们开个中国电影的专栏，说让我从热点写起，我说我给你们写中国最热的《天地英雄》吧，韩国的问我这个是张艺谋的新片吗？韩国人知道中国的明星，我算了一下年龄，最年轻的就属梁朝伟了。我不知道是他们无知，还是我们有能力让时光静止。3原来我们也在保护电影
国家电影总局负责发行的毛羽处长告诉我：“中国同样有保护民族电影的措施，我们规定每家影院每年上映国产电影不得少于上映电影总时间的2／3。”对能够进口影片的中影公司和华夏电影公司作出规定，一年发行国产影片不得少于20部，发行总额必须达到8000万元人民币，要求全国院线年度发行国产电影不得少于40部，国产电影票房不能低于总票房的40％，对于没有达到的公司和院线实行减少进口票房分账的措施进行惩罚，从今年开始对放映国产影片票房排在前30名的影院实行资金上的奖励，同时取消了在重大政治节日只能上映“国家推荐电影”的硬性规定，同时也取消“国家推荐电影”。
听说我是采访关于中国保护民族电影的问题，毛羽处长表示中国有比韩国更强大的保护民
族电影的措施。所有人都相信这点。但为什么韩国车太贤的电影“闭门造车”便能开出一辆辆“宝马”，而我们却在自行车还是三轮车上打转？当我问起久拖不决的电影分级制度时，负责人便说这个问题现在不好回答。
我们知道太多什么不能拍，但就像朴赞旭说的那样，最终我们将不知道什么能拍。没有任何一种电影分级制度能让中国电影一夜暴富，甚至可能分级之后几年我们都看不到中国电影有什么起，电影分级制度肯定也不是中国电影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电影的目的是用来赚钱和娱乐的，再神圣的电影也都将回归到这样的目的，我们的尊重便体现在对它不厌其烦的形式感上。电影永远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去破坏社会秩序，当然也不可能因为一部电影而稳定一种环境，我们总是妄图给一项普通的东西加上神秘的光环。
韩国电影的成绩启发了全世界电影人，他们都在急急地将自己国家的电影和韩国电影做对比，而韩国，跟我们仅仅一墙之隔，为什么我们100年的电影还不及别人5年的奋斗呢？其实，从汉城到北京不过就是940公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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