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次留学⽣活开始于1994年5⽉，为了赶在5⽉份出国，那年还提前进⾏硕⼠学位论⽂答辩。
关于店铺的事情，这是我早在读⼤学的时候就定好了的⽬标。这⼀⽬标的确定就如同读中专时定下⼀定要上⼤学⼀样。在读⼤学时⽴下的另⼀个壮志就是结婚后要⽣养两个孩⼦。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实现这两个⽬标的能⼒，⽽且我⼀开始就头脑清醒地意识到如何⾏动才能如梦以偿。
⾸先，不能象中专那个时候不重视学习成绩。我的愿望在⼤学⼊学是就已经⼗分清晰：毕业后分配⼯作时留在本校附属医院当内科医⽣，但不能留在校本部当基础医学教研室的⽼师。我必须将分数保持全年级的前⼗名，这样毕业分配时才有机会⾃由选择⼯作单位。这是⼴西医科⼤学多年来的规矩，这⼀规矩在我⼤学毕业后不久被废除。当然还有其他的路数，⽐如装可爱扮憨厚，以争取年级主任的喜欢。第⼆条路对我⾏不通，我从来就不会成为领导喜欢的⼈。原因很简单，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不善⾔辞、经常旷课、不时还顶上⼏句嘴、上⾷堂打饭点菜还专挑便宜的捡，试问我有什么理由让⼈喜欢？再说，即使做到第⼆条，未必保险，因为年级主任的权⼒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我死死抓住第⼀条：⾼分数！
我有卫⽣学校的经历作底⼦，加上我的记忆⼒还好，两年⾃学⾼中课程的经验使得我练就了超强的⾃学功⼒。⼤学的功课对于来说算不上是负担。我⼀般不去听⼤课，只上学校要求必须上的⼩课(12名学⽣⼀组的实验或者临床见习课)。平时⼀般也不怎么看书，因此，到学期结束我的书⼀般都是崭新、书中不曾留下⼀笔⼀划。同学们看到我看书的时间通常是段考或者期考前⼀周。这个时候，我会如饥似渴地带着课本到教室看上⼀两遍。当然，公布考试成绩的表格上，分数的⼏乎每⼀次都是我。
就这样，1989年我⼤学毕业后顺利地留在第⼀附属医院⽼年内科(即⾼⼲病房)⼯作。两年后考取本校在职硕⼠研究⽣，攻读呼吸内科专业，师从呼吸病专家熊君福教授。
⼤学毕业后不久，我就为出国做了⼒所能及的准备⼯作。依靠公费出国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当时的⼴西，公费出国的年轻⼈⼀般都是相当有家庭实⼒的。要不然，就要熬到四、五⼗岁，这些分明处于更年期的留学⽣学成归国后要做的事就是准备退休。再说，公费留学所能领取的⽣活费相当低；对我⽽⾔，只要有可能就不要⾛这⼀条路。
由于地区和经历的关系，我的英语不可能太好，尤其是⼝语。所以，基本上不可能通过参加TOEFL或者GRE英语考试出国。为了出国，我以当时的视野和能⼒撰写了⼏篇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垃圾的⽂章，这些⽂章包括《的脑脊液酸碱平衡紊乱》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胰岛β细胞功能的评价》等。这些⽆论是科研设计还是学术价值都⼗分低下的⽂章当时还是通过关系发表在《⼴西医学》杂志上。但是，这些⽂章在客观上还是在我出国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我就是依靠这些publications为本钱写信与美国和⽇本的实验室联系的。在发出100多封联系信之后，终于成功联系到⽇本爱媛⼤学医学部的呼吸内科。2004年5⽉我拿着每⽉10万⽇元的⽣活费第⼀次在此开始作为访问学者的海外学习⽣活。这笔钱在当时还是⼀个相当⼤的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先出国再见机⾏事，⽬标在于拿个博⼠学位或者转到美国或者其他能够移民的国家去。如果好混就多呆⼏年，甚⾄曾经想过，⽇⼦好过的话不⼀定要回来。当时，凡是从国外回来探亲的留学⽣或者公派出国进修结束回来的⼈没有⼀个不把国外的⽣活吹
得天花乱坠。给我的印象就是：遍地黄⾦，低头就是你的。后来发现，全是假话。
在⽇本的⼀年是相当艰苦的。爱媛县位于南⽅的四国岛，是⽇本⼀个相对⽋发达的省份。我和其他留学⽣⼀样被安排在⼤学松⼭市内的留学⽣会馆，⽣活设施⾃然⽐当年的中国国内好得多。⿇烦的是会馆距离位于市郊的医院⼤约有 8公⾥的路程。⽇本⼈给的钱如果全部⽤在⽣活上也还可以过得去，⾄少上下班完全可以乘⽕车。悲凉的是，为了省钱，我居然是骑单车风⾥来⾬⾥去。上班的时候⼀路上好象总有爬不完的坡，天天都刮挺⼤的风。有时候实在踩不动单车，⼲脆推着车步⾏。早上是九点钟开始上班，所以夏天的路上还经常艳阳⾼照，很是难受。更难堪的是，曾经在路上与我的指导⽼师横⼭彰仁先⽣开着车相遇。我估计他不会钦佩我的吃苦耐劳，只会觉得我⽤不着如此狼狈。要说吃苦耐劳，⽇本⿁⼦⽐我们更能做到家。⾄少到⽬前为⽌，我没有发现我所认识的任何⼀位全国劳模、五⼀劳动奖章获得者⼲起活来有我所认识的任何⼀名⿁⼦还要卖⼒。本该回避这⼀事实，这个感受太深刻，实在不能回避。我们的劳模或多或少有点功利性质、政治⾊彩、造神需要、或者宣传⽬的，但⿁⼦们的确没有这些东西，他们⼲起活来真的象不要命⼀样。
偶尔上班遇到风太⼤，或者实在是太累了，花250⽇元搭⼀趟城市列车，绝对是⼀次⼗分奢侈的豪华享受。只是享受的同时以及以后数⽇都⼼痛不已。
吃饭也成问题。要超市购买⾷物⼀般总要挑些相对便宜的东西，甚⾄买⽶也选择劣质的泰国⽶，似乎梦见爬山艰难
只有过⼀次购买⽇本产⼤⽶的经历。还是为了省钱，还把第⼆天的午饭做好，带着上班，中午⽤微波炉加热之后权且充饥。
偶尔，也在医院的饭堂吃上⼀餐午饭，但次数甚少，太贵。
⽣活上的确是相当的艰苦，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真正的科研⽣涯是从⽇本开始起步的。在这⾥，我研究的课题是利⽤哮喘动物模型探讨⽓道炎症的机制，重点是Th1/Th2细胞失衡与哮喘的关系。此后13年我都在从事与此有关的研究⼯作，直到2006年才真正结束。
我在这⼀年⾥的收获不是后来能够在《欧洲呼吸杂志》发表⼀篇论⽂，⽽且利⽤这段时间阅读了⼤量的专业英⽂⽂献，不但⼤⼤地提⾼了英语阅读和写作能⼒，更重要的是在这⾥接受到了较为系统的科研训练。我思维敏捷，确实能够做到触类旁通。在科研⼯作碰到某⼀个问题，肯定会想到另⼀个问题。关于⽩介素-4和⽩介素-5对哮喘患者⽓道炎症和⽓道⾼反应性的影响的研究计划在回国之前就已经有了⼀个⼗分清晰的技术路线。
在⽇本⼀年的痛苦就是孤苦伶仃。当时是新婚不久，⼀个⼈⽣活本⾝就不正常；加上语⾔不通，⼏乎没有任何消遣，实在难受。此外，⽇本⿁⼦很难相处，与他们打交道没有任何愉快之⾔。没来到⽇本之前，曾经想过尽量拿个博⼠学位，不到⼀个
⽉我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宁愿什么也不要，也不能在那块不是⼈呆的地⽅停留太久。
从另外⼀个⾓度来看，似乎也没有理由因为⾃⼰⽣活不如意⽽痛恨⽇本⿁⼦。⾸先，我是出去学习的，⽬的是为了学得⼀技之长便于回国之后更好的⼯作。任何学习过程都是艰⾟的，我们读⼤学的时候不苦吗？到饭堂打饭吃的不都是最糟糕的吗？现在从基层医院来的进修医⽣，他们的⽣活同样也⼗分清苦，他们有理由憎恨我们吗？其次，那是别⼈的国家，⿁⼦提供⾷宿和⼯作条件供我学习，平⼼⽽论，确实应该感谢他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当年在⽇本留学的经历，我现在的⼯作成绩恐怕会更加⼀般般。直到今天，碰到在国内不到的⽇本⽂献，我还必须⿇烦横⼭先⽣从⽇本寄到中国来。
不管怎么说都好，我⼼⾥就是有⼀个死结：不喜欢⽇本和⽇本⼈。
我于2005年5⽉初回国。从那时起，⼴西医科⼤学⾥再也没有⼈愿意神采飞扬地描绘店铺⽣活是如何多么那样⽆⽐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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