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在日本近代史观中的非主流地位
・专题研究・
“仁”在日本
近代史观中的非主流地位
韩东育
  提　要：中日两国间的根本分歧是历史观的分歧。与中国传统的道德史观不
同，滥觞于江户时期的日本近代史观，具有鲜明的道德排斥特征和实力崇尚主义
倾向。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标准的降诸次位，决定了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方
法、历史编纂原则甚至国家体制走向。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史观的形成，既
有日本传统哲学的作用，更有江户时期反朱子学的思想巨变所带来的基调性影响。仁
它解释了何以明治维新不时被称为“反革命”运动，而“万世一系”的国体传统
也并非悉数决定于“皇国”史观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日本近代史观　仁　非革命
近代日本存在着一种与中国不同的史学传统，即历史评价标准的“重外而轻内”。换言之，对于历史事件和事件的当事人，日本史家不太喜欢用“善”和“恶”一类更多存在于人的内心的价值标准来评定和判断，而注重以外在因素———事发当时实际起作用的各类客观条件来分析、解释和评判。这种事实判断原则，与思想界的实学思索相表里，形成了迥异于中国的史学观念和史学风格。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正确把握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甚至对立，或有启发意义。
一　对朱熹历史观的导入与驱逐
朱子学的“合理主义”，曾经给亟需秩序支持和思想支持的德川幕府(1603—1867)带来过近百年的安宁。如果说，幕府利用朱子学以取得思想支持的目的，主要设定在对天主教入主行为的阻止，那么，它在朱子学身上索取秩序支持的重点，则多半放在幕府政治所需要的正名分、明纲常的政治伦理上。随着政治控制的日渐深入，如何从人的内心来寻消弭政治危机于未萌的道德观念，乃成为幕府里一批御用文士的工作重心。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就是在这种需要下被引进、被铺张的。
《资治通鉴纲目》，朱熹及弟子赵师渊撰，共59卷。该书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蓝本，别作义例。“目”由师渊为之，而“纲”的部分则由朱熹自提其要，寓褒贬微义于其中，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了大量史实上的善恶诠释和道德解说。该书进入日本伊始，即为江户时代朱子学者广为介绍。庆安四年(
1651)，有鹈饲錬斋(通称金平)训点的《通鉴纲目》和刻本《金
“仁”在日本近代史观中的非主流地位
历　史　研　究2005年第1期　
“仁”在日本近代史观中的非主流地位
惩恶扬善意识，在这里已显得极为稀薄。与此相应，作为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论，日本史家更强调的是实证主义和史料主义，甚至有时径将本来是通过史料来构成历史的实证方法，变成了抽掉构成历史之要素的单纯的“考证”。“让事实自身讲话”的惯习，至今仍广泛而完好地保存在日本的历史学界。这种编纂方法，有时固不免“森林”“树木”之诮，但对于历史学最为重要的真实性而言，比那种将事实与价值附加混杂在一处、使后人难辨真伪、莫衷一是的千篇一律的道德评价，则增加了许多可信度和历史感。
儒家以“仁”为本、以“心→性→天”的连通模式为特征的思想体系，融会老子“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的“道”和朱熹“虽大地塌陷而犹存”的“理”，曾一度演变成规定和控制宇宙人间、然而却从不参与任何具体事务的绝对的存在。该“道理”，实际上已经成为“站在时间之外来操纵时间，进而干预历史本身”的“观念”，而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理学的主调实基于孟子“发乎其心”的“善端”———仁义礼智，因此，由“道”和“理”黏合而成的一整套观念体系，便不能不带有明显的“主观”彩。它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亦自然会表现为该彩的道德参与、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分析。这一点，与日本的哲学氛围间构成了很大的差异。
在日本人的观念当中,“现时”，才是时间的本质存在方式。就连神话，都是与现时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遗留。这里,“人”的舞台虽源于“神”的舞台，但神的意义的发生，却悉数存在于“天孙降临”后的人世。在这样一种原始哲学氛围里，离开“现时”或与“现时”有着本质对立的超越者，并不存在。换言之，在日本人的观念世界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朱子学意义上的所谓“永恒”原理。在他们看来，只
有“无穷”的生成发展，才是永恒，而永恒本身又与现时处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中。所以，日本人的时空哲学，具有典型的“现世中心主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世主义，又决非那种固守于现世某一点的所谓“瞬间—永恒”主义，而是在努力享受现世每一瞬间的同时，不安于这瞬间享受，从而不断地去迎接下一个瞬间。然而，在这种不断前行的时间推移中，日本人又总是生息于对现世瞬间的肯定当中，并因此而赋予每一个前后相续的瞬间以合理的意义。①所以，我们很少看到日本人对以往的历史进行全盘否定，也没有目睹过日本人同现行事物做势不两立的对决，亦罕见有谁对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莫不充满渴望和憧憬。就像他们的语言被称作“黏着语”一样,“传统→现今→未来”三者间的彼此钩连和不可切离，已成为日本人思考问题时的一个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舆论当中的日本“保守”论，似乎缺少了如何看待日本人对“现今”和“未来”的实际把握态度这两个重要环节。当看到明治维新时期最具未来意义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反而在“国体”保护问题上表现出让人费解的真诚时,②当目睹日本人用“作为”的方式来不断完善现世而不是在观念世界中指望某个遥不可及的真理来砸碎现世的务实态度和生活方式时，日本人的传统哲学观，也就呈现出了其自身的理论特。它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明显特征，即由于日本人心目中并不存在某种外在于现世的代表永恒真理并可以裁判现世的观念世界的“判官”，因此，观念本身对于历史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也就无法构成真正的颠覆力量。事实上，日本社会的变化，哪怕是有如明治维新般剧烈的社会变化，从中也很少看到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行为，罕见在“伐无道”、“诛无德”或“替天行道”理念驱使下的旨在荡涤和诛灭前朝所有合理与不合理现象的铁血暴力手段和由此而娩出的新旧分明格局。它给美国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 ney Hall)留下的印象是:“日本人民幸免于大革命。……结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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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参见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4册第1章第3節。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页。
本就倾向于把换掉的制度放在一边、弃而不用，但很少把它扫除干净。艺术和建筑珍品，几百年都保存维修得很好，正如同某些家族和官职，虽然早已没有权力和影响，也要保留。毫无疑问，日本皇室是今天全世界皇家中统治最久的，因而连续的因素也经常反映到文化史上。”①对日本的估计略显保守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发现:“日本历史的有趣特点之一，那就是同样一些力量和思想会延续好几个世纪”———“现在的日本与1867年明治维新的领袖们心中所设想的没有什么差别”,“自1867年以来，日本的变化相当惊人，但更惊人的是这种知识合乎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却没有使宗教、伦理观念有任何改变。然而，这些变化的趋向却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科学理应朝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而科学知识的传播却与崇拜天皇这一日本文化中最古老的特征同步增长”。②可见，在中国传统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革命”规律，在日本历史上却碰到了一个说不通的“死角”。
三　“仁”与“革命”标准的歧义
霍尔的所谓“革命”，颇有几分中国传统意义的革命形式加上西方经演变后的革命内涵的混合意味。正如
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所谓‘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这是西方revolution的意义里所没有的”。③理由是，源自拉丁文revolvere的revolution，最初指的是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但是，到14—16世纪前后，该词却由于与“起义”、“”和“叛乱”等诸词词根相同而开始转生出政治性的含义。近代的“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使“革命”含义发生重大转变的特征在于，以往的“周而复始”观念中，已衍生出“奇特的唯新是求的情结”。它几乎成为某个阶段代表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方向的标示。④显然，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应属于马克斯・韦伯所称之“传统主义的革命”，而西方由revolvere演化而来的、并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的revolution，当属于“近代自然法革命”或“民权主义革命”。其间差别，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日本历史的独自特征表现为：当公元10世纪中叶日本社会几乎恢复到“大化改新”前状态的时候，以往大宝法典中的政府机制虽日显多余,“可是，日本人从未把这个机制废除”;8世纪以来朝廷贵族和大寺院垄断权力不复存在以及封建主义的政治权威和土地管理新制度的出现这一被历史学家称为12世纪日本史上的两件大事，其“变化的发生”亦“很有特点”，即“缓慢而不为人所注意。没有明显的转折点，也没有什么斗争。连给12世纪抹黑的民间骚动和战事，在当时也好象没有什么重要性”；而进入战国后的日本，尽管封建主义化已全面展开,“不过，这种变化的进程并不十分猛烈。天皇和将军仍然作为残余皇权的象征留在京都，虽然他们的政治权力已完全被剥夺。……老的权威结构仍然存在，以保持些许合法性”,“无论统一的国家这个概念如何变化，它仍然未被损伤。‘国家’没有分裂，皇权的传统地盘依然屹立”；甚至连“尊王攘夷”和“大政奉还”浪潮，也没有导致德川幕府与京都皇室之间的直接暴力冲突。“土佐备忘录”只是要求将军退位，让给一个在天皇领导下的大
名会议。“将军的政治权力归还天皇，但是德川的家长仍有他的土地。作为最有权力的人，还可以继续任宰相”，惟此,1867年11月，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便接受了这个倡议，他的辞职带来了一个幕府名义下的“皇室改革”。于是,“日本人的政治‘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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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约翰・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邓懿、周一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页。
罗素:《中国问题》(中译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67、76、77页。
陈建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二十一世纪》1997年6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参见陈建华文所引Hannah Arendt,On Revol ution,New Y ork:The Viking Press,1965,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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