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松到盗跖_近代淮北地区的暴力崇拜
从武松到盗跖:
近代淮北地区的暴力崇拜
砀马俊亚
  摘　要：明中后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衰退，淮北地区的文化经历了剧烈的逆向转型。由于生存资源极为匮乏，社会管理失序，原来的诗书礼乐之地，演变为崇尚暴力的文化瘠土。对武松和盗跖的崇拜就是这一转型的典型反映。这种崇拜一方面反映了不能成为一个阶级的民众希望武侠人物成为其救星的消极心态，另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在行事时极易按照武侠的行为模式来解决现实的纠纷，最终成为仇杀的潜在因素，导致这个地区的匪患更加深重。
关键词：武松;　盗跖;　暴力崇拜;　文化转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度重大课题(批准号:07JJD7701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9BZS051)
作者简介：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南京210093)
  淮北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发源地。唐以前，这里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明中后期至1855年，
由于中国政治中心北移、经济中心南迁，这里被中央政府视为“局部地区”，成了人为转移而来的黄河洪灾的主要发生地。经济、文化的衰变极为明显，社会生态严重凋敝。①本文拟从淮北对武松和盗跖的崇拜来分析淮北文化的转型与暴力崇拜,②并着重分析这一崇拜的社会后果。
对盗跖的崇拜，裴易理(Elizabeth J.Perry)的《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已有涉及。③萨孟武对水浒英雄轻视亲情的解读,④启发了本人对武松崇拜的思考。另外，裴易理以及贝思飞(Phil Billings2ley)⑤的著作对淮北的仇杀均有关注，对本研究也具有启发作用。
一
古代发达的经济，使淮北孕育了发达的文化和醇厚的民俗。地处鲁南的邹鲁之地,“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梁宋之地,“重厚多君子”。⑥
淮泗之间,“惠、庄隐士昔所游处，淮南宾客集而著书，风流所被，文辞并兴”。⑦徐州府西部,
①②
③
④⑤⑥⑦对这一问题的详述，参见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治水决策与淮北社会经济的演变(1580—1949)》(待刊)。
本文的“淮北”，以雍正后苏属淮安府、徐州府、海州直隶州，皖属凤阳府、颍州府、泗州直隶州为其核心地区，以鲁属曹州府、兖州府、济宁直隶州和豫东南部分地区为其外围地区。县名以当时名称为准。
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
64.
参见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
参见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70页。
方瑞兰监修:《安徽泗虹合志》卷一，光绪十三年刻本，第30页上。
2009年第4期(第24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42009(Vol.24)
萧、砀、丰、沛,“皆宋分也，微子封之，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其东部的睢、邳、宿，为古下相，睢、陵、取、虑,“皆鲁分也，周公封之，其民有圣人之教化，上礼义，重廉耻”。①颍州府,“好尚
稼穑，重于礼文”,②“文物比屋，宝贵累叶”。“故二百余年，人繁物阜，文献踵接”。③泗州等地,“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④元《大成殿记》称砀山:“砀山之学，弦歌方盛。”⑤海州,“密迩邹鲁，号称多材”。⑥唐以前的旧志还称海州“治居淮朔，壤接东省，有洙泗之遗风。家诗书而户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于闾巷”。⑦
就是这样的地方，明初成书的《水浒传》所描写的武侠人物武松长期受到民众的敬仰。武松广为人知的故事主要有三：一是打虎；二是杀死乃嫂潘金莲，斗杀西门庆；三是杀死张都监一家。
杀死张都监一家15人中，除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及亲随5名外，另有养马的后槽1人，厨房丫环2名，夫人、奶娘等3人，儿女3人，等。如果说西门庆、张都监等人被杀是罪有应得的话，杀死其夫人、奶娘、儿女等则是滥杀无辜。武松杀潘金莲则是虐杀，他杀潘时,“两只脚踏住她两只肐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⑧施暴者长期被阳谷县、乃至淮北民众视为英雄，今天在阳谷县还有富丽堂皇的武松庙。20世纪70年代以前，淮北许多地区的说书人、甚至普通村民都会演唱以武松为主题的鼓词和戏曲。现在一些乡村还流传着“武松拳”等武术套路。
在近代，人们不但崇拜武松，甚至崇拜那些臭名远扬的盗魁。清末，袁甲三在淮北惊讶地发现那里的农民竟不惜花费巨资为盗跖修建了豪华的庙宇。⑨
为什么在古代被称为诗书礼义之乡的淮北地区会崇拜武松、盗跖呢?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淮北经济文化变迁密切相关。
明中后期黄河全溜夺淮以后，淮北经济衰败，文化凋敝，社会风尚发生了严重的畸变。有人写道:“予于咸丰庚申九月杪客游淮平，至辛酉秋仲，阅一岁矣。所交皆名利场人。窃怪濠泗间，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何今不逮昔，而名流之不予观也?” λυ淮北的一部方志中论曰:“所谓瘠土之民莫不向义者乎?无教化以维之，吾恐其趋而愈下也。……新进儒童不随地方官谒文庙，终身不知有师生之谊。”读书家庭越来越稀少。如灵璧,“地滨睢河，十年九荒，绝无温饱读书之家”。 λϖ淮北从文化发达转变为文化落后的地区。据统计，清代安徽学者中，籍贯为安庆府的达24人，徽州府40人，而淮北的泗州、颍州和凤阳三地竟无一人。 λω即使这个地区那些被视为“先进”的革命者，其文化程度也惊人的低下。1950年4月，苏北区中共党员有294804人(部队党员不在内)，占全区总人口的1.43%。文盲和半文盲212267人，占党员总数的72%；小学程度64680人，占21.94%；中学程度7703人，占2.61%；大学程度仅154人，占总数0.05%，真乃凤毛麟角。 λξ皖北一些基层干部不识一字的现象，也不鲜见。如五河县淮
马俊亚：从武松到盗跖：近代淮北地区的暴力崇拜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ϖ λω λξ吴世熊、朱忻总修:《徐州府志》卷一〇，同治甲戌冬刻本，第10页上—下。
王敛福编纂:《颍州府志》卷一，乾隆十七年刻本，第69页上。
王敛福纂辑:《颍州府志》卷九，第107页上。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2471页。
刘王瑷纂修:《砀山县志》卷一，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26页上。
唐仲冕总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一〇，嘉庆十六年刻本，第25页上。
钱崇威总纂:《重修沭阳县志》卷一，民国年间抄本，第8页下。
施耐庵等:《水浒传》第26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2页。
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p.64.
方瑞兰监修:《安徽泗虹合志》卷一八，第21页下。
乾隆《灵璧县志》卷四，中国地方志集成(3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5、76页。
转引自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59页。
参见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一年来建党工作报告》，第1页，见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办公厅《中共苏北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的开幕词、报告、发言、总结、决议、闭幕词》(1950年3月)，南京：全宗号301，卷号永久-9，第24页。
北区书记陈自荣、区长裴焕如，均“不识字”。①与文事衰落相反，尚武之风却愈演愈烈。尽管淮北强悍的民性由来有自，但皖北的尚武风习是明后期从部分州县发展到绝大多数地区的。具体地说，嘉靖、万历以来，皖北各地剽轻之风急剧蔓延，许多州县的尚武之习均始于此间。这与淮北地区因全黄入淮、水利变迁而造成生态衰变的时间恰好吻合。嘉道年间，尚武好斗之风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②
尚武好斗之风是械斗乃至仇杀、盗匪的成因之一。史志称:“苏鲁之交，地瘠民贫，文化落后，风气强悍，草莽最易滋生，历代均称难治。光绪末叶，频遭荒旱，强梁啸聚，应运出现。迨至民初已成燎原。凡鲁南、皖北、豫东及苏北徐海一带，莫不萑苻遍地，盗匪如毛。”③据报告，民国前期,“徐淮海各属掳人之案，仍日有所闻”。④如阜宁县,“本县民情强悍，素称多匪之区，自连年歉收以来，残弱转乎沟壑，强壮者难免挺[铤]而走险，故贫民加入盗匪，系属难免之事”。砀山县,“本县毗连鲁豫，素为盗匪出没之区，民元以来，愈益猖獗，千百成，蔚为大股”。沛县,“盗匪多系流兵散匪，与鲁为邻，朝发夕至，为害滋深”。⑤安东县, 1842年，六塘河漫溢，水灌硕项湖。禾苗尽被淹没,“土寇四起，路断行人”。1853年春，疫疾流行，饥荒严重,“盗匪横行，街市白昼闭门，行旅断绝”。⑥盐阜沿海一带，向来为盗匪出没之所，新设立的盐垦公司虽备有军警，仍无法自卫。至
1930年,“垦区北部几皆沦为匪域”。民国前期，陇海线上的运河站驻有1个连的军队，由于土匪猖獗，他们竟“不敢出站外一步”。⑦
据1930年统计，流落在苏北地区的各种械达20万支，其中约三分之一至一半掌握在土匪手中,“在江北每一县中，是没有一天没有盗案的，洗劫一个村庄，或是掳了大批的人去，都不算什么一回事”。⑧
民国年间，淮北无县不受匪祸。淮阴地区,“一般贫民，更失所依，挺[铤]而走隋[险]。况游民散勇，麇集于此，良莠不齐，尤为盗匪媒介”。⑨各县匪祸之烈，以至于抢劫案、杀人案，每日必有多起,“乡村民众，虽在隆冬盛暑，每须夜宿野外，以避匪祸，情形之惨，令人痛心”。 λυ1935年淮阴的一次剿匪，自首1244人，毙262人，捕获1962人。 λϖ有位传教士记载:“徐州府的土匪太多，实在太多。很少有没有土匪的村庄……当土匪就像做其它生计一样。”而在一些家庭中，当土匪是父子相传的。“因此，有人一生下来就是一名土匪，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事，但却没有人去谈论它”。 λω民国前期的报道记载:“年来徐州乡村土匪绑票之风甚炽，稍具资财者，多避居城内。而每出巨案，无一破获者。” λξ
1915年3月、8月及12月三个月中，据对被安武将军署判处死刑的191名匪犯籍贯统计，其中江苏宿迁5人、东海3人、桃源和睢宁各1人，山东青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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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ϖ λω λξ
安徽省档案馆藏皖北区党委档案:《各地关于土改工作的情况报告》，全宗2，目录2，合肥：案卷号40，第40页。
参见陈业新:《此方文事落后，武功特盛──明清时期皖北尚武风习初探》，见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第四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合肥,2007年10月，第101—102、105页。
张仲五编:《沭阳乡土志略》，台北,1974年，第76页。
《南京快信》，见《申报》1921年8月13日，第11版。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下册，镇江：新民印刷工业社,1931年，第343、452、436页。
吴昆田总纂:《安东县志》卷五，光绪元年刻本，第19页上—下。
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南京：中央大学,1934年12月，第241、13页。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续),《东方杂志》(上海)第27卷第7号,1930年4月10日，第65页。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下册，第311页。
王德溥:《江苏省淮阴区剿匪工作总报告》(续)，江苏省第六区党务指导员办事处:《淮海》第4期,1935年9月1日，第24页。
参见江苏省第六区党务指导员办事处:《淮海面面观》,《淮海》第5期,1935年10月1日，第3页。
Lepold G ain.Les brigands du Siu2tcheou2fou.Relations de Chine2,October1909,p.413.转引自R.G.Tiedemann. The Persistence of Banditry:Incidents in Border District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Modern China,Vol.8,No.4, Oct.,1982,p.409.
严盦:《徐州现社会一瞥》,《申报》1927年7月5日，第9版。
州2人、峄县1人，河南鹿邑3人、沈丘2人、商城4人、息县2人，安徽固始10人、六安34人、合肥1人，余皆凤、颍、泗人。①
长期以来，淮北的政府职能严重异化、经常成为社会规范的破坏者。咸丰年间，淮安被“匪”侵袭。湖广
道监察御史署户科给事中尹耕云疏曰:“定远失守，全淮尽为贼有。上自怀远，下至五河，沿淮处处可渡。西北可达宿徐，而趋曹兖，东北可达灵泗睢桃，而趋兖沂。顺洪湖东下，可达清淮，而趋青沂……淮河之间并无一旅所恃。”地方要员对淮北的祸乱负有直接责任，但“抚臣幸其不戕官据城，于贼退后，捏报胜仗……则恣其朘削，竭万姓脂膏，民怨日深。无事之时，犹足驱民为盗”。一些官员只顾领地升科，抽厘助饷，实则“尽为劣员侵吞，居民商贾，敲骨吸髓，士庶寒心，军民解体”。②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有位姓金的官僚在海州沭阳地区，见到走黑路的人就抓捕杀害；只要被人密告是盗贼或行为不轨的，抓住就杀；凡是一两天内无人作保的被抓者，就予以杀害；对于可疑的人，则连保人一齐杀害。③
由于土匪横行，别说一般的民众，即使住在有着正规武装守备的县城，被土匪杀死的县长级官员并不鲜见。1651年5月8日，榆园山贼攻破沭阳城,“杀掳十之二三”，知县段上彩与妻子被俘遇害。④1861年，太和知县侯柱臣为土匪刺死,“人情恟惧，城内一夕数惊”。⑤1929年，土匪攻破镇平县城，包括县长郭学济在内的一万四五千名人质均被土匪掳走，郭学济后被虐杀。⑥
为了防备土匪，淮北地区圩寨(又称“围寨”)林立。徐海地区,“人民的生活的单位是各个‘土围子’或说是‘寨’，或叫做‘集’，或叫做‘庄’”，寨子外面围着土墙(或砖或石)，四角建有炮楼。⑦海州，据康熙年间的方志记载，由于地广盗众，居民通常要聚数十家为镇，设立堡垒防御。即使不得不散布在各村以便于做农事的人家，也均得到镇的翼护。⑧泗阳县双沟镇左边临湖，右边面淮，为南北喉襟险厄之处，明代时为山东、河南响马扰窜之地。骑匪经常于西北陈家冲、窦家冲、上塘集等处公然截人，官府很难追捕。
⑨民众唯有设镇自卫。 λυ
为了防御捻军修筑的赣榆和安圩，长4900米，平均高约4米。后经加高，平均高约8米。内有32个炮楼，炮楼之间筑有炮台，全圩有61座炮台，每座炮台有铁铸火炮1门。圩有4门(后增开3门，共7门)。墙外有护城河，宽8米，深5米。 λϖ太和寨土圩原建于咸丰年间，土圩周长6里，有4个门，南门建楼，上刻寨名。圩壕宽5丈、深8尺余。民国初年，土圩倒塌。重修后改土圩为砖墙，周长仍为6里，高丈余，除原来的东、西、南、北4门外，新增了西南、西北2门。沿城墙建15座炮楼，城壕加宽至7丈，深丈余。 λω离淮安东门30里的刘家圩，环绕着深沟高墙。高墙砌有城垛，深沟架有吊桥,“宛如《水浒传》里的祝家庄一样”。圩墙内外，豢养着十多条凶猛的洋狗。 λξ
1807—1920年，铜山、沛县、睢宁、丰县、柘
马俊亚：从武松到盗跖：近代淮北地区的暴力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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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ϖ λω λ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陆军部军法司档案:“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咨送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犯一览表”(洪宪元年3月)、
“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咨送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犯一览表”(民国四年8月)、“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咨送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犯一览表”(1915年12月)，南京：全宗号1011，卷号2600，无页码。
张相文总纂:《泗阳县志》卷二三,1924年刻本，第18页上、21页下。
参见葛绍亮:《关于“一六”惨案之我的回忆》，见《沭阳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11月，第13页。
参见钱崇威总纂:《重修沭阳县志》卷五，第11页上。
丁炳良主修:《太和县志》卷八，民国乙丑年刻本，第53页上。
参见赵汉三:《1919年—1939年镇平土匪猖獗》，见《镇平文史资料》第8辑，镇平,1990年，第7页。
参见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1930年3月25日，第71页。
参见唐仲冕等编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一四，第31页上—下。
参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九册《凤宁徽》，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未署影印日期)，第104页。
参见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第11页。
参见汪承恭:《古镇青口今昔》，见《赣榆文史资料》第4辑，赣榆,1986年8月，第44页。
参见孙子英:《漫话沙河镇》，见《赣榆文史资料》第4辑，第92页。
参见侍问樵:《淮东乡恶霸地主刘鼎来》，见《淮安文史资料》第4辑，淮安,1986年10月，第71页。
城、项城六县共兴修604个圩寨。①裴易理认为，圩寨的构建可能始于白莲教反叛，而在19世纪中期捻军与太平军时代极一时之盛。②实际上，圩寨的修筑要远早于白莲教时代,《水浒传》所描写的祝家庄、曾头市等应该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圩寨。而据参观过徐海地区圩寨的人报告:“看过后的感想就是活现出《施公案》、
《彭公案》、
《水浒》等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与氛围。”像“郭三闯王”、“李四霸王”的称呼，在徐海地区极为常见。③
20世纪初，一位在淮北考察的外国人写道:“关于淮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可言。这个地区充斥着贫穷而又辛勤的农民，他们没有时间从事其他工作。这里的条件与华北大平原的其他地区基本相似，所不一样的是，部分出于防匪的目的，部分出于防洪的需要，这里的村庄建在高于地面的小岛上，可以说，总是围着土墙和壕沟。”④
一些围寨中的武装力量，远远超过县城。1930年，邳县城厢内外共有8条，县公安局仅有10条。⑤徐塘乡围寨则有103支、官湖市有394条，并有与支等量的保卫团丁。官湖因此比县城繁盛，其寨主与县政府的关系,“仿佛是齐国与周王的情形”。每任县长必须听命于官湖寨主才能得其帮助。而后者“看不起县知事或县长，正如齐国看不起周室一样”。⑥
在这样一个杆子才是“硬道理”的社会，人们终身不进文庙，而是崇拜武侠，也就可以理解了。由于盗匪拥有某种程度的暴力资本，在政府管理失位之时，这种资本既是欺压平民的筹码，也是与政府博弈时抬高自身身价的凭据。因此，盗
匪受到官府的优待也并不鲜见。蒲松龄曾运用小说的形式，记述了清代鲁西南地区这样一段史实:“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⑦
淮北地区的军阀多以扩充自己的力量为急务，不愿花费钱粮弹和兵力于剿匪方面，多使用招抚的手法，名为灭匪，实为养匪。《沭阳土话乱弹》中写道:“清江马玉仁，海州白宝山，逮贼没有种，只是忙招安。”⑧
在官府和军队均对盗匪奉迎、优宠的情况下，盗匪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的普遍敬重。清末，有人发现具
有土匪经历的人在当地享有广泛的声望。⑨1995年，笔者在苏北调查时，曾访问过一位1949年以前做过土匪的老人，虽然他当时仅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土匪，但他对自己的这段经历竟颇为自豪，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村民们在私下对他很敬畏，甚至故意进行神化。 λυ1929年，土匪攻破镇平县城，退至邓县赵河东岸的一个村庄时，该村的老少男女站在路边，许多人端着茶水，躬身向匪徒致敬，像迎接出征凯旋的部队一样。 λϖ
由上观之，明中后期以后，淮北已是习武好斗、盗匪盛行的地区。某些拥有不法暴力的人，不但可随意欺压百姓，有时还会受到官府的优待，受到社会的敬重。普通百姓大多生活在祝家庄式的圩寨中，过着没有法制的半军事生活。在这样的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人们崇拜武侠人物武松、崇拜盗跖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②③④
⑤⑥⑦⑧⑨ λυ
λϖ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p.91.
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p.88.
参见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1930年3月25日，第71页。
Lieut.2Colonel A.W.S.Wingate.Nine Year’s Survey and Exploration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China,The G eograph2 ical Journal,Vol.29,No.3,March,1907,p.281.
参见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1930年3月25日，第72页。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1930年3月25日，第73页。
蒲松龄:《聊斋志异》下册，卷八，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45页。
老几:《沭阳土话乱弹・乱世》，见《沭阳文史资料》第5辑，沭阳,1989年8月，第72页。
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p.64.
参见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参见赵汉三:《1919年—1939年镇平土匪猖獗》，见《镇平文史资料》第8辑，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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