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漩涡中的心灵苦役——论刘以鬯《酒徒》呈现的复杂文艺生态
DOI：10. 3969/j.issn.1672 - 7991.2016.04.004
多重漩涡中的心灵苦役+
论刘以鬯《酒徒》呈现的复杂文艺生态
鹿义霞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酒徒》是香港作家刘以鬯的代表作，在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颇为重要的地位。小说围绕主人公在写作方面的坚持与妥协，在女人之间的拯救与受伤，在商业环境中的挣扎与沉沦，以文字和酒串起了 一个错综的江湖，从而透视和折射出彼时彼地商业社会的五光十—港人的生存焦虑、严肃文学的处境、文 化的商品化、文人的地位、旖旎的情世界、畸形的价值观。
关键词：《酒徒》；心灵苦役；文艺生态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7991(2016)04 -0018 -04
The Spiritual Slavery of Multiple Vor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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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x Literary and Artistic Ecology on Liu Yichang The Drunkard
Lu Yixia
(literature department,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 ： 77te Drunkard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ongkong writer Liu Yichang, it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novel revolves around the protagonist，s insistence and compromise about writing，the save and hurt among women，the struggle and degradation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strung a intricate a­rena with te x t，booze and women,then reflect all sorts of colours of Hongkong then and there—Hong Kong people’ s survival anxiety, the situation of serious literature,commercialization of culture,the status of literati,the beautiful erot­ic world, abnormal values.
Key words ：The Drunkard； spiritual slavery ； literary ecology
“中国的第一个意识流长篇不产生于台湾，不产生于大陆，而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它就是刘以鬯的《酒徒》。”m《酒徒》中的流行小 说家，挣扎在各种漩涡之中，像失败的英雄，也似 知识者；像迷宫里的困兽，也似社会的零余
者。他好似靠一支笔在城市的万家灯火中打一场 场灵魂的游击战，最终子弹耗尽，被伏击，被俘虏。刘
以鬯“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将浓厚的地方 彩涂在历史性的社会现实上”[2]。一部《酒徒》折 射着丰富的社会信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香港 文学的偏大众化特点和偏民间性特点，与大陆文 学的精英特点、教化特点形成鲜明对照”[3]。
一、无处不在的商业文化，联合围剿着 “严肃文学”
可以这样说，《酒徒》是一本关于小说的小 *说，关于文学的文学。
小说主人公——“我”（即“老刘”）本是个很 有创作原则和审美追求的作家，具有深厚的中西 文化修养，视野开阔，造诣很深，多年从事文艺创 作，办过报纸副刊，编过文艺丛书，搞过颇具规模 的出版社，写过质量不俗的作品，有过建构文学大 厦的梦想。移居香港以后，为生存压力所迫，“我”最终没能守住精神高地，不得不靠卖文为 生，一步步沦为靠写武侠小说、为生的流 行文学作者。在一次次的自我追问和自我沉沦之 间，酒成为出入现实与幻想的时空穿梭剂，慰藉并 麻醉痛苦的灵魂。不得不抛离严肃文学的“我”，处在商业语境、读者接受、奸商盗印、作家权益受 损、评论家缺乏、鼓励机制短缺、稿费与版税微薄 的多重包围中，如同被黏在蛛网中的蚊虫，在生存 困境中独孤求败，何谈理想？何谈爱情？
*基金项目=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科学研究启动项目“迁徙文学与离散诗学—建国前后赴港海派作家研究”（201511) 收稿日期=2016 - 08 - 27；修回日期=2016 -09 - 30
作者简介：鹿义霞（1977 -)，女，河南省开封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第4期鹿义霞多重漩涡中的心灵苦役19
“酒徒”是“五四”以来现当代文坛上又一个 打着深深的时代印记并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形 象。他清醒尖锐，他困惑无奈，他怨天尤人，他耽 于思考，他自甘堕落，他患得患失，他偏执孤独，他 无处救赎……这些特点集于一身，多么像鲁迅笔 下的狂人，又多么像郁达夫笔下的苦闷者。“酒 徒”这个人物形象，既是个体，又是特定环境下的 代言人，被贴上香港社会的独有商标。
主人公正像刘以鬯现实中的自己，“他一手 写通俗文艺作品，赖以维生；一手写高雅文学，仿 佛是个‘精神分裂者’。”[4]“我”（“老刘”）和作者 刘以鬯本人之间存在着诸多同构性—比如 “我”的“作者一编者”身份、我的“上海一重庆一 香港”的乱世足迹；比如“我”对“五四”文学的推 崇，Xt李劼人、端木蕻良、沈从文、戴望舒、芦焚、罗淑、老向、穆时英、蒋牧良、废名等充满创作个性的 作者的高度评价，作者借酒徒之口，一次次向他们 致敬；再比如，“我”xt西方作家作品的积极推介，关 于托马斯•曼、乔伊斯、加缪、福克纳、普鲁斯特、卡 夫卡、海明威等的大力推介，在文中成为显性存在。
赴港之初，“我”堪称人文斗士，对充满铜臭 气息的商业社会保持着对抗的姿态，也坚守着强 烈的理性批判。怎奈严肃文学缺乏立足之地，“卖文等于卖笑，必须取悦于顾客，否则就赚 不到钱。”[5]161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委身于流行 小说，辗转在几家报刊中求食。《潘金莲做包租 婆》《刁刘氏的世界》
《海明威在香港》《蝴蝶梦》《前卫文学》等作品或者刊物，恰似一个个路标，记录着“我”的沉沦之路；又好似一把把刀，在 “我”的灵魂深处留下内伤。
芙蓉洞《潘金莲做包租婆》《刁刘氏的世界》象征着黄 文学的流行。生活无以为继的“我”为报刊写起 连载的情小说，此类文字有市场，稿费高。在这 样的商业语境中，“我”面对身着白衣的侍者，驰骋 脑海的不是苦难的构思，而是情的篇章，将其与 当时流行的“四毫小说”题材隐秘地联系在一起: “最好将她写成黄飞鸿的，在皇后道的摩天大 楼上施个‘倒卷帘’……女秘书坐在黄飞鸿的大腿 上。”[5]1“我”不写时代的弄潮儿，而将目光逡巡于 故事新编旧小说里的淫妇，比如《芙蓉洞》的慧音、《蝴蝶梦》的田氏、《杀子报》的方山民的妻子……至于潘金莲和刁刘氏，那自然是“动作要多”。
《海明威在香港》说明坚守严肃文学难免走进 死胡同。“我”假设一个预言——即便实力雄厚如海明威，如果拒绝写通俗武侠小说，一味沉湎于《再 会吧，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的严肃文学耕耘，结 果也是饿死街头。在这里，“没有人愿意知道思想 的瘦与肥”[5]23，大家贪图放松、消遣与想象的狂 欢。所以，“我”也转行做武术大梦了，按照读者的 口味和市场的需求打造噱头、传奇，怎么不现实就 怎么写，怎么离奇就怎么写。为了避免睡楼梯底，为了有口酒喝，“我”沸腾想象的细胞，写通天道人 (替爱徒杭雨亭复仇)“用手指夹起一只竹筷，呵口 气在筷子上，临空一掷……不偏不倚，恰巧击中铁 算子的太阳穴!）[5]5;“我”极尽天马行空，写通天 道人“怎样飞檐走壁；怎样到寒山寺去杀死淫贼；怎 样遇到了醉丐而被击伤……”[5]31
《蝴蝶梦》折射影视文学的商业性以及文学 个体户的悲哀。“我”按照莫雨的怂恿尝试面向 电影的跨界书写，本幻想着高额的稿费，结果自己 的劳动成果被无耻地窃取。《前卫文学》讲述文 学“唐吉河德”再怎样乌托邦地舞风车，也只是徒 劳的幻梦。印制千余本的杂志，每次卖不出去几 十本，如何为继？也只有倒闭这唯一的结局。
“所谓‘文艺创作’，如果高出了‘学生园地’的水准，连代理商也拒绝发行。”[5]m—部《酒徒》，如 同多棱镜，折射出商业化的殖民地香港的复杂文艺 生态。香港缺乏精英文化传统和精英文化阶层，通 俗文学风行水上，“严肃文学”在这里少有市场。借助报章生存的写手，惟有视读者作为上帝，放下 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的包楸，着力描摹世俗的狂 欢，方能获取立身之所。“我必须‘发明”一些新奇 的花样，借以赚取一般读者的廉价惊奇”[5]55，道出 多少摇笔杆子讨生活的写手之无助和辛酸。
二、无法逃脱的人际密网，桎梏了高蹈 的理想
《酒徒》中除“酒徒”外还有各复杂人物，俨 然一个香港的小历史。钱士甫（出版社老板）、莫 雨(专门抄袭好莱坞手法的华语片导演）、麦荷门 (唐吉坷德类的文学青年）、李悟禅（写黄文学 出道的编辑）等人物的出现及相关事件的发生，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链环，分别作为商业化 社会的某些侧面，一步步推动着“我”背离严肃文 学的轨道，投向流行小说的怀抱。他们，都是当时 社会中文化日益商品化的某个缩影，或正面或侧 面地实现着对“我”艺术良知的围剿。
“赵之耀是一个吝啬的家伙，我贫穷时曾经
20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
向他恳借二十块钱他扁扁嘴将头偏过一边……钱 士甫是一家出版社的老板，我贫穷时曾经向他求 售自己的小说他扁扁嘴将头偏过一边……”[5]3包 租婆在催租，报刊编辑在聒噪，微薄的稿费似乎永 远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纯文学的阵地一点点被 蚕食……“我”在战争梦魇、职业焦虑中不知路在 何方，“我”在心灵苦役、生存危机中对世俗的东 西既拒绝又渴望。于是，外围的人物，一并构成现 实的商业属性，一步步推“我”至深渊。
专门抄袭好莱坞手法的华语片导演充当着无 耻的诱导者。在他看来，香港的编剧大多半路出 家，香港电影剧本要求质量不高，编撰电影剧本所 得报酬远高于普通报章作品的稿费，华语片题材 多取材自陈旧的民间故事，不必花太多心力，电影 制作以赚钱为目的，以市场为中心，要追求票房。“只要是古装片，加上新艺综合体与黄梅调与林 黛或尤敏，就一定可以卖座了。”[5]61“艺术在香港 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电影圈也不例外”[5]M。这 个蹩脚的导演，不但职业素养差，而且还是“文 贼”，窃取主人公的剧本《蝴蝶梦》，从而让“我”对 社会的失望扩张了 N倍。
至于文学青年麦荷门，这位堂吉诃德式坚守 严肃文学理想的人物，更像老刘内心的另一种声 音，老刘这个人物的另一个侧面。《酒徒》中有 “我”（老刘）和麦荷门大量关于文学的对话，给人 的感觉就好似
自问自答——分裂的两个“我”在 进行思想的角斗。麦荷门借用母亲的血汗钱，执 著于《前卫文学》的创办，哪怕销量寥寥也不改初 衷，这多么像以前的那个“我”。而现实中不得不 拜倒在金钱诱惑之下的“我”，大概也是麦荷门以 后不得不重蹈的覆辙。因此，可以说，老刘和麦荷 门是复杂的一体两面，近乎迂腐的麦荷门，简直是 老刘文学之梦的具象。只是，他以自己办严肃文 学刊物的失败，寓言着另一个西西弗斯的悲剧。
至于编辑李悟禅，也是促使老刘走向堕落的 重要链条。名曰“悟禅”的编辑擅写黄文字，非 但对于滚滚红尘没有深刻体悟，反而六根更加不 净。这个可笑的讽刺背后，寄予着作者对于文艺 生态的反讽。编辑眼中所谓的“好”，就是好看，好读，重口味，赚取一般读者的廉价惊奇。“编”有所好，“写”必甚焉。面对这样的编辑，作者为 了发稿，只好变换策略。
出版社老板、导演、编辑，既然这些文字的接 收方已经被商业文化收编，写作者又怎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人与兽、本能与理智，物质与精神，时时在“酒徒”的头脑中交战，撕裂着他的内心。生存的现实容不得理想的高蹈。
三、女性作为“患者'隐喻着失诗的时代
一个失诗的时代，爱情也难免庸俗不堪。《酒徒》中涉及到四个与主人公有暧昧关系的女 性：“厌世老妓”司马莉、势利女人张丽丽、卖笑舞 女杨露、半老徐娘包租婆。这些女人，要么将“爱 情”建立在金钱
之上，要么将“爱情”寄托在肉体 之上，“文学变成商品。爱情变成商品。女孩子 的贞操也变成商品。”[5]179作者笔下的她们，或者 象征着被黄垃圾污染的“世纪病患者”，或者象 征着沉迷酒、缺乏安全感的“孤独症患者”，或者 象征着真假难辨的“虚伪症患者”，都共同指向一 个圆心——爱情随着理想的死灭，也一同幻灭了。
17岁的女学生司马莉，15岁时就堕胎，完全 像一个“厌世老妓”，喜欢将爱情当作野餐，不但 不以此为耻，反而为此感到得意。她没有其花样 年华之下本应具有的纯真和美好，而是甘当金钱 的奴役，毫无节操地追逐着性的享乐。
近于老刘初恋情人的舞女张丽丽，其衡量爱 情的惟一标准是金钱，为此，她不惜以“捉黄脚 鸡”、玩仙人跳这样卑鄙的手段去攫取不正当的 钱财。这个女人，“我贫穷时曾经向她求过爱，她 扁扁嘴将头偏过一边”；这个女人，嫁人的理由只 有一“有钱”。
风韵犹存的包租婆，简直就像张贤亮笔下的马 缨花、黄香久，似乎有一种母性的光晕。在她这里，老刘似乎有喝不完的酒，有热汤热饭，甚至还可以 得到金钱的救济。然而，这只是一个丈夫常年不在 身边的独居女性为了化解另一种饥饿而做的交换。在自尊可能要受伤的情况下，“我”仓皇而逃。是 的，这不是爱情的“爱情”让人恐惧而窒息。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杨露，是老刘寄予感情最 深、最多的一个女子，然而这个出身不幸的舞女，在粗粝的
生活中早磨出了“一颗苍老的心”。最 后，他为了生活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空留 老刘在无限的怅惘之中。杨露简直是小说中老刘 的隐喻——杨露为了帮父亲还赌债、为了帮弟妹 解决温饱而卖身，老刘为了谋稻粱而抛弃初心，写 起武侠小说、；杨露为了生存出卖身体，正如老刘为了生存出卖尊严。杨露的故事，其实 是老刘故事的复杂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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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酒”打破了线性叙事，贯通了痴狂与清醒
“我的感情发炎了，必须从速医治。酒是特 效药，我一再倾饮烈性酒。”[5]17°失意时，他饮酒; 失恋时，他饮酒；失业时，他仍在饮酒……这个老 刘是酒鬼吧？且慢，他真实的身份，其实是作家。他每每饮了酒之后，思想便在幻想世界中驰骋，将 文学和人生的真知灼见道出。“酒”意象的苦心 经营，体现着作者的独特匠心。
因为有酒，小说中的老刘可以自由出入于现 实世界和幻象世界。他点评现代文学，致敬“五 四”文学传统；他畅谈西方经典，表达对当时社会 现实和文艺现状的不满。作家刘以鬯借用“酒 徒”的双眼，在半梦半醒中探究社会的角角落落; 借用“酒徒”之口，在清醒与癫狂之间诉说郁积在 心底的无奈和苦闷。因为侧重于内部的真实，经常 醉酒的酒徒反而成为最佳视角，为读者呈现出精神 炼狱里那种感同身受的困惑、迷惘、痛苦与煎熬。
作为长篇意识流的经典之作，《酒徒》打破了 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而是在无序中建构有序，在 天马行空中寄托情绪。小说中，“酒”是一个蕴含 丰富的象征符号，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借助酒这一媒介，酒徒的“前世今生”串在一起，曾经的梦想有多完美，现在的痛苦就有多深刻；借 助酒这一媒介，酒徒和文学之间的那些事儿被作 者以蒙太奇的方式剪辑、组合、拼接、糅合，于是，主人公的清醒、苦闷、狂放、无奈等种种跳跃性的 联想结为一体。应该说，酒作为一种深层的线索，应和着主人公的情绪起伏，每一场酗酒，都有一个 故事，都有一场内伤。这比直白的倾诉更加充满 一波三折。看似痴狂，实则清醒。就像《狂人日 记》中的狂人非狂，《酒徒）中的醉汉也非真醉。何以解忧思？惟做酒中客。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可以说是一个中国文人千古以来一个甩不掉的参考文献：悲哀，屈原悲怆写《离骚》，嵇康不羁弹下《广陵 散》，陶渊明归隐著作《归园田居》，李白狂放吟咏 《将进酒》……“酒”一直是中国文人纾解郁闷的 一剂良药，一种慰藉。小说中的酒徒，正是这样，用半醉半醒的姿态对金钱主宰一切的商业社会进 行追问。一直戒不了的酒，恰似一直解不开的愁。
应该说，通俗文学在香港大行其道自有其文 化土壤，比如中西混溶的国际化环境、商业化的社 会环境、倾向世俗的接受语境。与通俗文学的发 达相伴而至的，是严肃文学的萎缩。一部《酒 徒》，就是一面镜子，作者将故事主人公置于中外 文学的复杂版图上、中国新文学的纵横脉络里，为 我们折射出彼时彼地的文艺生态。关于武侠小 说、的大行其道，关于四毫小说、冒牌文 艺小说的乱象丛
生，你可以从中嗅到很多。
《酒徒》何以产生？其故事主体是说严肃文 学难以生存，但作为严肃文学的它，竟然在香港的 文艺生态下生存下来，而且成为香港文学史上的 经典。应该说，这篇小说内容固然严肃，但它叙事 颇有技巧，把严肃讲趣味了。刘以鬯很沉重地讲 香港文人的心灵苦役，但他没有“端着”架子，而 是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有机结合，并融合了情 景剧的诙谐、讽刺剧的戏谑，为故事设计了不少让 人笑中思考的情节。且看小说中的“调料”—
黄报纸编辑，名日“李悟禅'真乃反讽； 题材，情景是“潘金莲做包租婆”“黄飞鸿坐女人大 腿”，实乃不伦不类；酒徒被老太太认作死去的儿 子，情节温暖又搞笑，结尾还融进了几许伤怀……正如也斯所言，“从刘以鬯身上，我们看到作者置身 迁徙经验的错置苦恼中，如何继承及活用过去经 验，面对新的文化场域另辟新途……进退周旋，化 限制为优势。”[6]《酒徒》虽说是意识流小说，但它 毕竟经过了“中国化”，已经在运行中化解了干涩。一部《酒徒》，雅俗共赏。它将一场心灵苦役放在 文章、酒、女人之间，严肃与通俗便不再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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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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