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内转背景下的孙犁抗战小说
论文化内转背景下的孙犁抗战小说
作者：杨士斌
来源：《江汉论坛》2008年第02期
        摘要：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外转和抗战背景下的内转。孙犁的抗战小说便是典型的文化内转背景下的产物。民族解放运动的召唤，文化回归思潮的影响，使孙犁自觉地作出了向内转的选择：在主体意识上，在创作题材上，在关照对象上，在艺术手法上透过现实向传统汲取营养，在其抗战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面对强敌入侵展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展示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民族风俗画。
        关键词：抗战背景；文化内转；孙犁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２－０122－０6
       
        一
       
        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文化在内部力量或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不自觉，在向内转或向外转中艰难地选择着，寻着生存与发展的希望。
        早在明末清初时期，西学便开始传入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崛起，晚清救亡图存的种种“运动”、“变法”与“改良”都把目光投向西方，使古老的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20世纪初叶，以否定传统文化、倡导科学、民主为支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打倒古典文学”声中，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文化。到抗战爆发以前，中国文学的主流直面现实人生，注重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成就了鲁迅、曹禺等一代大师。30年代后期，伴随着民族解放的时代浪潮，中国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内转倾向：“抗战爆发后，在空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成为社会思潮的主导。”①
        任何形式的文学，由于生成时空和创作主体的不同，其价值取向及审美张力也会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差异。从抗战时期的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价值意义来说，它既是战时文化的外化，又丰富了抗战文化。它是适应着当时的国家、民族、政党和信仰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艺术，加之作家主体的自觉，使它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甚至在建构21世纪和谐文化的今天，向内转与向外转的话题仍在困扰着人们，因此对孙犁的抗战小说进行文化背景解读，探讨孙犁小说的文
化底蕴，对于全面深刻分析抗战时期历史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繁荣今天的文学创作与评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高级的精神活动和智慧结晶，是历史的产物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在读者的二度创造中，文学文本不断得到开掘和升华，尤其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创作，或被称为镜子，或被称为历史，或被称为图画：“小说具有最富于世俗性和直观形象性的特征，为文化精神、文化形态的表现提供了有利的时空角度和展示平台。与诗歌、散文类倾向于抒情的文体相比，小说能包含更为丰厚的文化意蕴。”②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伟大而艰苦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小说则是这段历史的艺术反映。“战时的中国抗日小说，是民族的生命之舞。他们是在炮火、恐惧、饥饿、失望、痛苦、希望中诞生的”③。正如晏阳初在抗战初期深刻分析的那样：“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中。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全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④抗日战争呼唤着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在日寇铁蹄下的广袤土
地上，抗战文学渗透着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抗战军民战斗和生活的艺术再现。只有深刻了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透视抗战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体察孙犁对抗日军民精神面貌和内在情感的感受，才能够充分理解其抗战小说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回顾历史，当中华民族遭遇外族侵略，面临生死存亡重大抉择的时候，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从中寻、挖掘凝聚力量和抗敌御侮的精神资源。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为了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统一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共同意志，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亡图存，共赴国难，1937年4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派林伯渠代表苏区全体人民，在黄陵县桥山参加祭黄帝陵的民族扫墓典礼。时代的伟人在这次传统的清明节祭扫华夏文明始祖黄帝陵墓的文化活动之中，畅想中华悠久灿烂的文明，亲自撰写深沉激昂的祭文，抒发了炎黄子孙的责任心和自豪感，阐明了我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琉台不守，三韩为墟”的忧思和希望，表达了四亿同胞“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决心和意志。1940年7月24日，“经、朱德等发起，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成吉思汗公祭大会及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⑤。在那个特殊的战争背景下，这类活动的目的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又是对民族英雄的呼唤。对于凝聚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作用、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作为这一时代文化精神外化的文学创作，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二
       
        孙犁是一个有着明确创作思想的作家，他的抗战小说体现了鲜明的主体意识。一般来说，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小说的人物性格往往具有某种文化类型的模式化特点，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出某种文化精神的本质意义。他笔下一系列的冀中英雄儿女无不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抗战时代精神相结合而形成的文明特质。他们身上既有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和平、忠孝节义等民族性特征的积淀，又有抗战烽火洗礼之下形成的自我觉醒、集体意识和阶级观念。
        在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支配下，孙犁的抗战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创作方法上，既具有抗战时期的历史特征，又吸收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和浪漫主义的表现元素。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明确选择中，在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的创作实践中，孙犁始终坚信：“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⑥ 孙犁批评那些脱离时代、远离生
活的作家：“自我满足，维持残局，偏安一隅，写生活积累中的残山剩水，实际上，不只远远离开时代的要求，也离开了历史的要求。”⑦ 1985年5月4日，孙犁在谈到“小说与劝惩”时指出：“任何民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总结，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观念，用这一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维系人心，保持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发展。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当然也反映在文学上。”⑧
        孙犁的抗战小说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言为心声的“诗言志”，还是儒家传承者一再强调的“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都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作为抗日队伍中的一名革命作家，孙犁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遵守党及八路军总部提出的文艺工作方针，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火热的生活，努力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和战斗的小说，塑造出了一系列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物。1941年12月孙犁在冀中《前线报》文艺小组座谈会上作了《论战时的英雄文学》的发言。其中，在谈到英雄形象时指出：“文学与战争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人民喜欢英雄故事。他们对战士、对英雄表示特有的崇敬，在民间有大量的歌颂英雄的口头文学。”⑨ 关于接受文化遗产问题，孙犁指出：“今天中华民族的生活和民族过去的历史有关，和国际上别的民族有关。为了表现今天的民族生活，接受遗产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接受中国遗产，要接受那些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战斗的，充分表现当时大众生活和愿望的那些文学，那就是诗经，就是唐人的好诗，就是宋人的好词，就是元人的好戏曲，就是明清的好小说，就是五四以后的好的新文艺（鲁迅、茅盾的等等）；不是末流、乔装打扮的东西。”⑩
       
        孙犁的故乡在河北安平县，“黄河流域源远流长的灿烂的文化，没有忘记浸润这个小小的县份，在它那松软的地层下面，除埋有我们祖先的遗骸，也埋有盛极一时的汉代艺术……人们同样无法估量的是，一个人生息于这样的土壤之上，将会给他的一生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因为土地本身虽然没有独立的生命，却可以把它的一切特性‘传染’给有生命的人；我们不妨略事夸张地说，正是这块土地上的‘遗传密码’，使生命‘本土化’了，即使有朝一日生命长大成人，远走异乡，他身上的‘乡味’也根除不掉”{11}，“我们觉得，在冀中人民身上，孙犁看到了属于北方民族的那些最有光彩的品质。这种品质，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某种历史个性，它是属于传统的，又是属于未来的”{12}。面对日寇的大举侵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片古老土地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活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孙犁就是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投笔从戎，毅然参加上个世纪那场伟大的民族战争的。
        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1952年10月孙犁在《鲁迅的小说》一文中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深有感触地指出：“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它的营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要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周转，抹也抹不掉。这种影响是生活内容的，也是艺术形式的，我们都不自觉地有个地方的彩。
”{13}“在1939年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朱德、刘少奇、张闻天、、李富春等人均为鲁迅艺术学院题了词。的题词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这实际上倡导了抗战文艺新的创作方法和努力方向”{14}。1940年8穿越抗日小说月1日，为延安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的《大众习作》题写刊名。在孙犁的小说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栩栩如生，通过现实主义的描写和刻画跃然纸上。同时，大量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主观抒情、理想化的情节取舍与地域特的展示及多姿多彩的想象，又为孙犁的小说增添了趣味盎然的战时罗曼蒂克。例如《荷花淀》，水生嫂和一女人划船寻夫未果，回来的时候被日寇的大船追得很紧，在她们以为“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不得已跳水之际，她们要寻的丈夫，那些刚刚被她们埋怨的水生们，消灭了敌人，救了她们。白洋淀里，妇女们被敌人追逐，战士们利用芦苇、荷叶作掩护伏击敌人，这些都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寻夫奇遇的构思，战斗情节的简化，“荷花变成人了”的描写，又显示了作者的浪漫想象和“美的极致。”
        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明确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把文艺大众化运动推向了高潮。“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民族形式’讨论，反映出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氛围中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而诱发的民族传统文学的回归”{15}。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方针。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也就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样才有用处：新民主主义
文化显著的特征有三个：一是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二是为人民大众，特别是为占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三是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在抗日战争中，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16}。
        1942年5月2日和23日，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分别作了《引言》和《结论》的讲话，奠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成为进步文艺界创作的指导思想。当时的抗日根据地，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人云集，文化团体和机构不断涌现，文化报刊层出不穷。以孙犁的家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除原已成立的各文化团体外，又于1939年3月、7月和次年7月，先后成立了全国抗敌美术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全国抗敌剧协晋察冀边区分会和晋察冀边区文协分会等。此外，还有许多农村剧团纷纷成立，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42年6月，晋察冀边区农村剧团发展到3277个。这些文化团体充分发挥其作用，把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文化运动推向新的阶段”{17}。
       
        三
       
        孙犁的抗战小说是冀中白洋淀地区抗战历史的真实写照，孙犁是以历史的见证人和小说家的身份走进文学史的。孙犁的小说成功地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表现手法，运用其独特的叙事抒情方式以及语言结构形式，在整体上反映出了抗战历史背景下的冀中军民所特有的审美意识，并选择了符合这一文化体的审美标准，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思想形态及心理轨迹，展示了一幅幅晋察冀边区的民族风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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