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琼瑶小说中的命运观
论琼瑶小说中的命运观
自1963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到1986年《皇冠》杂志上连载完《冰儿》，琼瑶一共出版了42部长篇小说，而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更达到了49部之多。人们都不会忘记，琼瑶，以及她的言情小说，曾经是那么地风靡，从台湾，到大陆，乃至东南亚，一度震撼着几乎每一个年轻人的心，人们争着购买琼瑶的书，一时间洛阳纸贵。
琼瑶“热”虽然因为近年来文学热点渐多而热度不再了，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一直值得我们去探究，那就是：琼瑶的作品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不少人认为，魅力在于琼瑶作品独具特：一，写情功夫的炉火纯青。作者潜心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爱，表现出的情之深、情之烈，几乎无与伦比。二，情节描写引人入胜。琼瑶驾驭爱情故事的能力非常高超，可以令情节曲折新奇、波伏浪起，使读者一拿起她的小说就放不下来。三，语言雅俗共赏。有评论说她的小说语言“清丽而不失典雅，通俗而不失精致，妙语连珠，情趣横生”，高等教育程度的读者不觉其浅薄，中等教育程度的人不觉得深奥。
当然，这些评论都是很有一定的道理的。但笔者以为，仅从这些方面探讨，仍然还只是停留在问题表面的讨
论，而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东西把如此众多的读者和琼瑶作品联系起来了。本人以为，是作者独特的命运观，把读者（是特定时期的读者）与她的作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什么是命运？命运是人们认为的生来注定的生死、贫富的一切遭遇，这是人们对于人生世事的解释。命运观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远古时代就有了，人类的初民在自然面前力量极微，他们把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变化都归之于所谓“神”，最后甚至这些他们臆想出来的“神”支配了他们的一切活动。而在现代人，对于自然已再不是懦弱的了，强大的科学征服了对于自然界的迷信，却在人自身陷入了更大的迷惑，这仍然表现在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只是在社会力量的内容上与先前有大的不同，包括某些阶级、伦理道德等。这些社会力量压抑、异化人，也向往日的命运一样笼罩在人的心头。人们对于社会力量之下的存在、毁灭同样感到迷惑不解。人的力量又一次退缩，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了。
琼瑶作品里便表现了这种现代人的命运观。
琼瑶不少小说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偶然事件是推动情节的契机。男女主人公相遇是偶然的。《我是一片云》的开头很有趣：宛露在街道上走着，突然滚来了一只足球，她一时兴起，飞起一脚踢去，球却正好落在低头走路的孟樵身上，只这一球踢出后来的许多恩恩怨怨。不但相遇是偶然的，人物的情之所钟也具有一定偶然性。《一颗红豆》夏初蕾同时爱上了梁致中、梁致文兄弟俩，她举棋不定，但致秀则是倾向于大哥梁致文，
于是致秀安排两人在校园里的一棵相思树下约会，而初蕾却在校门口被二哥致中带走，这一误差使得本来就犹豫不定的初蕾投向了梁致中的怀抱，导致了后来一连串事情的发生。
琼瑶小说几乎篇篇都有偶然因素的描写，这决不是无意的，也与一般作家的“无巧不成书”的情节结构安排不同。这反映了作者对于人生世事不信任的情绪。试想，既然相遇这么没来由，那么，哪有后来那种“非她不娶，非他不嫁”的钟情？何况“偶然”更可能造成阴差阳错，使自己失去应有的幸福，这是任何人所无法改变的。只好说是命中注定的了。琼瑶自己也曾说过：“人生多少事都‘差之毫厘，缪以千里’的。多少真实故事，只因为有太多巧合，写来如同虚构。于是，我常说‘这是真实的故事’，信不信由你”。既然作者也这么笃信“偶然”的真实，对人生没有坚实的信心，那么，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命运观念是不足为奇的。除了以上所说，偶然相识、相知而相爱，琼瑶小说中刻意写命运观的也很多，《燃烧吧，火鸟》最为典型。在这部小说的楔子里，作者这样写道：“那天假若不是星期天，那天假若不是晴朗的好天气，那天假若不是卫仰贤在高雄开会没有回家，那天假若不是一喜悦的小鸟在卫家妹的窗前吱吱喳喳地喧闹，把那对小妹吵醒，甚至那天假若不是春天……，那么，整个卫家的历史都要改写了”。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星期天，这样的好天气，小妹吵着要去公园玩，妈妈带着她们去了，就在这样的的好日子里，小妹妹从秋千上摔下来，双目失明，成了终身残废。
出版言情小说
我们说，历史是无法用假设来构造的，可作者在这儿却一连用了五个“假若”，这当中带有多少怨恨的无可奈何啊！这该怨谁呢？是啊，人生有许多偶然，竟在此时、此地、此人身上发生，是何人指引着它，又是何人冥冥之中主宰着人生的沉浮？很显然，在百思不得其解和怨恨之中，作者同她的人物一样将双手伸向虚空：命运！
琼瑶作品表现出的命运观的实质就在于人的被动，就在于人在历史、社会和一切遭遇前的无能为力。人类不断建立完善和巩固国家机器、传统习惯等社会力量，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自身，但这些社会力量的弊端却逐渐使人的本质异化，使人在社会力量中的主动作用仿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对社会力量乃至一切遭遇的神秘和恐惧。而这表现在琼瑶作品中，往往是对于生老病死的恐惧。如《匆匆太匆匆》中正当韩青和舵舵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舵舵却突然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雁儿在林梢》的陶碧槐也是于人生的中途夭折。这是她们的情人们所无法挽救的事实，即使再挚诚热烈的爱也留不住生命。
对命运的恐惧，已成为了琼瑶写作的心理特征之一。
因为她要着眼于人的命运的思考，意在表达全人类对于命运的恐惧，为此，她抓住了“感情”这个永恒可塑的主题。她曾经说过：“我也避免不了重复又重复——写人生的爱、恨、生死与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是一直贯穿在琼瑶的写作内容和写作过程中的，形成琼瑶小说特有的情调，这也就是在命运之下的压抑感。
有一点使我们迷惑不解，琼瑶并不是什么神秘人物，而与我们是同时代的人，她的作品为什么会显示出如此强烈的命运观念的情调？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深入琼瑶其人和她所处的社会环境。
琼瑶生于1938年，那正是抗战烽火四起的第二个多事之秋，在她六岁那年，她的故乡湖南沦陷，全家人被迫背井离乡，几乎面临绝境。小琼瑶的童年便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一离乱给小琼瑶心灵上带来无法弥补的创痛。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你生在一个战乱的时代，那也是你一命”，同时琼瑶的家庭生活也并不是很幸福，封建社会的重男轻女，在战乱中，琼瑶的弟弟失踪，父母为此痛不欲生，迁怒于小琼瑶。她的师生恋又造成她与家庭的决裂。她虽然与国文老师结成伉俪，但四年之后终又离异。琼瑶再嫁却遇人不淑，不久又离异。离乱的童年，家庭的歧视和不幸的婚姻，封建家庭封建文化的耳濡目染，使她不能清楚地看待人生，正确地理解人生，形成了唯心主义世界观，是可以理解的，此原因之一。
再看琼瑶的社会环境。生活在台湾的琼瑶，与大陆人有着不同的心理特征。台湾是一个漂浮着的世界，曾受过日本人侵占，美国人掠夺，而一九四九年蒋介石的逃往台湾又使它独立于大陆。台湾人大多是大陆过去的，异地虽好却还是家乡的水甜，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台湾人民只好望洋兴叹。所以，只要台湾一天不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人民的心理就一天达不到和谐、平衡，总有失落感。但是这里的人们回避任何政治的考虑，于是便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幸与不幸一齐解释在那个永恒承担责任的命运头上。
此原因之二。
此外，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的社会心理也有关。物质文明上去了，必然促进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渴求。台湾大陆都一样，东方民族固有的温情，古老悠远的道德感，以及许多封建的东西牵制它的新陈代谢，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处于现代文明与封建思想的夹缝之中，这种矛盾使人们无所适从：社会要发展，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得不到相应的充实，只好求助于命运，而这种以否定人的作用为前提的命运观念必然带来处世者的悲哀。此原因之三。
综上所述，个人遭际的不幸，社会环境的恶劣和社会心理的矛盾在琼瑶的心灵上投下了很大的阴影，使她不能或是不愿意正视现实，反映在作品中便表现出命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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