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小说文体形态生成的双重原因
焦 玉 莲
(太原大学 邮编030009)
内容提要：本文从作者接受的文学传统与环境影响、个人思想、气质、文体意识诸方面分析了张恨水小说文体形态生成的主观原因，又从读者接受心理分析了张恨水小说文体形态生成的读者方面的原因，并指出这双重原因对张恨水小说文体形态生成的具体影响。
关键词：张恨水作者 读者文体选择
张恨水小说的文体形态是很值得人注意和研究的一个课题。他的文体形态大致上呈现出这样一个面貌：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形式为主的叙述模式；以清晰的情节中心的单体式结构为主的结构类型；以类型化、戏剧化人物为主的人物形态；以民族化风格的流畅、通俗、简净的白描式语言为主的语言形式；以线性时间、稳定空间为主的时空表现形式。当然，张恨水的小说文体形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其中也有一些不能为上述结论所涵盖的特例， 我们所说的只是张恨水小说的大致面貌。总体上看，张恨水的小说呈现出传统性通俗性的特征。张恨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文体形态的生成往往是作者与读者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文体的选择往往不仅仅是作者的选择，也是读者的选择。
一、作者的文体选择
张恨水从小接受的文学传统是章回体的言情小说，如魏子安的《花月痕》，描写柔弱多情的书生与的交往与爱情；他也喜欢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并目酷爱词章骈文。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白话章回体的《青衫泪》(未发表)，“除了苦闷的叙述和幻想的故事，却有不少诗词小品，我简直模仿《花月痕》的套子，每回里都插些词草。”[1]
张恨水青年时代曾有机会到日本或英国留学，但终因父亲猝死，家道中落而未能成行，目样的原因也使他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他始终未能跻身北大等新思想发源地，而为了谋生及挑起家庭重担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这使他终于成为报刊连载小说的长期作者。
张恨水的童年及少年时代在故乡安徽省潜山县度过。安徽在那时远离现代都市文明，偏僻而闭塞，但安徽是儒家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的地区之一，这种地域文化对张恨水不无影响。张恨水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及文学形式，这些投合他性情的文化内容又塑造了他人格素质、美学理想与文学趣味，并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包括对文体形式的选择。而张恨水的资禀与性情从小就显出“落伍”的旧文人特征。十五岁时，
维新的校长常常讥笑守旧分子，张恨水就是其中之一。他受了很大的刺激，极力向新的路口走：“我由报纸上，知道世界不是四书五经上的世界，我也就另想到小说上那种风流才子不适宜于眼前的社会，我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了，但我的思想虽有变迁，我文学上的嗜好，并没有变更，我依然日夜读小说(按：明清章回小说)，我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2]
由此看来，张恨水与新文学诸作家的疏离是必然的，是天性不同使然。他被新文学家所拒斥，如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对张恨水式的章回小说表示出充分的蔑视与不屑，而张恨水与新文学作家也是格格不入，互不欣赏，只有老舍与他性情相投，互相理解。
张恨水小说的传播方式是报载小说形式，这决定了张恨水不象新文学作家那样，创作心态是个体对个体的心灵交流，是隐蔽的，而张恨水是一个作家面对一个数量巨大的阅读集体，创作心态是很不同的。“你必须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读者身上，这就构成了技巧。”[3]这样，读者的文体期待视野与审美趣味对张恨水的文体选择便成为影响重大的因素。而张恨水的创作动机除了内在需求之外，更多地出于谋生养家的现实需求，所以市场效应与读者因素是必然要考虑的。另外，约稿往往对文体形式也有要求，许多编辑明确表明要长篇章回体的形式。而创作的多产与高速也使张恨水不可能拖太多时间精力去探索新的小说表现形式，而只能沿着技巧娴熟，得心应手的旧的小说模式的路子走。
张恨水的小说采用章回体形式，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在《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中谈到：“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我未加深辩。自《春明外史》发行，略引起了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毛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剪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渐，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让我来试一试，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4]
可见，张恨水是有清醒的文体意识的。他之选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及他的文体特征的种种表现，都是他自觉文体选择的结果。张恨水旧式文人的审美趣味，改良主义的思想观念，对回目与古典诗词的酷爱，也促使张限水作出如此的文体选择。
出版言情小说二、读者的文体选择
从读者接受的覆盖面与数量来看，张恨水比之新文学诸作家，是一个胜利者。
作品被接受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文体状貌，还与读者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读者凭藉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文体期待视野选择了某一作家的作品：而作家也会根据当时特定读者的文体期待视野来确定自己作品的文体形式，读者与作者双重选择，交互作用，难分因果。
而张恨水面对的读者是以城市市民阶层为主的，其中包括具有旧文学趣味的平民政治经济地位的旧式知识分子。现代城市的稳定和繁荣，印刷业与报业的发达，现代大众传播方式的推行，造就了数量巨大的市民阶层读者。
传播媒介的变化以报刊和平装书为代表，它们标志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和商品销售方式对文化的统治，文化的市场化促使士大夫丧失对文化的垄断，学生和都市市民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对张恨水来说，都市市民成为他主要的读者，这使他的文体趣味趋向俗的一面。另一方面，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白话文与新文学小说，但是仍有大量未留过洋的私塾学堂里培养出来的旧式知识分子拒绝接受新文学，他们更能体味回目的典雅工整，小说中穿插诗词的哀感顽艳以及新时代的才子佳人主题。这又使张恨水的文体有古雅的一面。
而旧知识分子除了在语言形式上比市民阶层读者更具欣赏力外，其余的审美需求与文体期待视野与市民读者并无根本性的区别。
市民阶层比时常陷于生活困境的农民有闲暇时光和较稳定的生活，也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且具备了一定教育水平，自然容易产生文化消费的需求，但大多未能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去接受欧洲文明的洗礼。由此，在文化的欲望上高于农民的市民阶层，其对文化的趣味则大大低于知识分子阶层。这样，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三大文化模式：知识分子的高层次的文化；农民阶层的质朴的文化：新生的市民阶层的消费性文化。
市民阶层的消费性文化表现在艺术欣赏上，自然倾心于戏曲、电影及各类曲艺艺术：在文学上，自然倾心于小说，更确切地说，是通俗小说。比之明清市民阶层教育水平偏低，印刷出版、报刊杂志等传播手段的匮乏，与当代市民阶层的拥有电视、VCD机等现代化的大众娱乐设备，张恨水的时代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方式更多地趋向于读小说。 市民阶层作为特殊的社会阶层与体，他们也有某些独自的生活方式、价值心理和艺术趣味上的特点：
一是在小说功能上偏重于娱乐与趣味性。市民阶层读者阅读小说不是为了享受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而是作为一种生活娱乐，是与听戏、看电影并列的消遣方式之一。所以，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视情节的跌宕起伏，悬
念的设置，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是很受他们欢迎的，张恨水小说的线性情节结构正符合这一要求。
二是在小说手法上追求简单性。复杂的书面化表现手法，心理描写，冗长琐细的环境描写，叙述时态，角度，人称的多变与复杂的叙事结构，都使市民阶层读者觉得“不耐烦”，他们要求故事本身尽量裸露在语言的表面，情节性强的言情的《啼笑因缘》在上海大受欢迎，并先后七次拍成电影，与读者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而张恨水小说的叙述模式与叙事文体大都有如此之特性。市民阶层的阅读心态是满足于有一定距离感地观照别人的人生，他们的世故与理性，使他们较少有自身思想感情的投入，阅读时可能为情节及人物命运所吸引，读完后触动他的往往是对人情世理的慨叹。
三是在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趣味上呈现出保守性。知识分子阶层中有些作家因思想精神敏锐而具超前意识，如鲁迅、郁达夫诸人。他们的创作与思想影响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而市民阶层读者缺乏知识阶层的精神苦闷与自觉，最易滋长求全求稳的明哲保身心理，这种心理投射到中国小说的格调上，表现为小说的主题的庸俗性，如言情之类(而张恨水聪明地避开了鸳鸯蝴蝶派的老套，以社会言情小说的形式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及小说情节的封闭性。而市民阶层读者的文体期待视野比之知识分子阶层更具惰性与保守性，他们更容易接受“习惯了”的小说形式。
期待视野就是读者在接受一部作品时的全部前提条件。例如他必然生活在文化历史发展的一定脉络之中，他
肩负着传统的重担，而又具有自己时代的思想感情与趣味风习。正如特雷·伊格顿所说：“接受是作品自身的构成方面，每部文学作品的构成都出于对其潜在读者的意识，都包含着对它的写作对象的形象……作品的每一种姿态里都暗含着它预期的那种接受者。”[5]而读者的文体期待是指“由长期阅读所形成的对特定文体的特定的注意类型与阅读态 度。”[6]这种文体期待一般是趋向保守的，也就是常常以传统的文体规范来要求、评判、阅读 与阐释作品。
文体期待的保守性与滞后性使得许多读者不能充分接受和理解新型的文体形态和创造性作品，五四新文学遭到的正是这样的命运。正如茅盾在谈到五四小说家的“反情节”小说时指出的：“中国一般人看小说的目的，一向是在看点儿情节，到现在也还是如此；情调和风格一向被众忽视，现在仍被大多数人忽视，这是极不好的现象，我觉得若非把这个现象改革，中国一般读者鉴赏小说的程度，终难提高。”[7]
而张恨水小说的文体形态与当时特定的读者的文体期待视野是相吻合的。
韦恩·布斯认为成功的小说阅读应该是作者和读者“意见的完全一致。”问因为“为读者写作”这是超乎小说家个人意愿之上的一条写作公则，因为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为了交流而创 作。有的作家似乎读者意识并不强，声称自己创作是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形式。但即使是孤 傲的或先锋的“独语型”作家，也希望他的作品有人阅读，他的独语有人倾听；有的作家则 自始至终地知道写作是一种对话，自始至终对话的一方保持在自己清
醒的意识中——张恨水 显然属于这后一种“对话型”的作家类型。
总体上说，张恨水是一个“读者意识“极强的作家，从前面《总答谢》中谈到为何写章回小说，我们发现张恨水的文体选择与读者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张恨水时时处处地考虑读者，创作的根本趋归是读者。所以读者的文体期待对张恨水的文体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读者意识强的作家创作时心目中都有一个隐含的读者，对于这个读者的愿望、要求、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不但要在题材的选择中起作用，而且也必然要在文体的选择与运用中起作用。而报载小说的特点更强化了张恨水的读者需求意识，企求获得好的市场效应，这种实际的商业性的考虑因素也促使张恨水趋同于读者的文体期待视野与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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