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低调俱乐部
简析低调俱乐部施乐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周佛海洋房的地下室中，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胡适等人为防空袭，经常来此避难，讨论时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名为“低调俱乐部”的秘密组织。由于低调俱乐部形成的特殊背景及其存在的时间较短等原因，学术界对其研究的著述颇少，主要研究成果有：方秋苇《陶希圣“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胡春惠《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1），但在这两篇文章中只是略提到该组织的思想和活动，比较侧重对人物的分析和事件的介绍，而缺乏对该组织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以低调俱乐部为研究对象，对其形成背景、发展、演变及影响为研究线索，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述，以求抛砖引玉，供研究者参考。
    一、低调俱乐部成立背景
    1937年7月15日至8月15日，国民政府为团结各方人士共赴国难，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听取国内各界对抗日救国的意见。谈话会期间，汪精卫发表了一篇《最后关头》的讲话，表面上大谈抗战到底，阐述誓死抗战决心，但实际上却在宣扬抗战必亡的民族失败主义，“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抗战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极力阻挠国共合作，反对全面抗战。
    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以周佛海为代表的“和平派”回到南京，时值“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为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派出大批的重型轰炸机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进行轰炸，“十四日下午三时许，日本由台湾派重轰炸机11架至杭州投弹”十九日敌机“大队来袭，炸军校、中大、考试院（2）”等国民政府党政军重要机关。为躲避空袭，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到南京西流湾周佛海洋房的地下室中避难，有的人甚至就常住在那里，召开谈话会讨论时局和战局。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仇视和恐惧普遍高涨的抗日情绪，讽刺国民党内主张抗战者是唱“高调”，厌恶国民政府内高唱入云的抗战基调，认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等誓死抗战的言论都是唱高调，宣称自己是低调分子，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主张妥协、协调、和缓，“对日方针应该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让步；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于是就形成以汪精卫为中心的秘密组织，该组织开展和平运动，为实现“中日和平”而积极奔走。胡适将这一组织称为“低调俱乐部”，目的在于抵制当时主张抗战的政治氛围。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八号私宅的地下室变成了低调俱乐部活动的主要据点，成为和平派讨论对日政策的大本营。
    二、低调俱乐部的概况
    低调俱乐部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形成的秘密组织，它的主要成员大都是国民党内要员，宣扬反共和抗战必败的消极主张，积极策划对日外交活动，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汪精卫是低调俱乐部的精神领袖，是该组织的中心。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之职，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对日的外交方针，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汪精卫也因此而成为“卖国贼”、亲日媚日的代表。在主持行政院期间，汪精卫对日本的种种举措，与低调俱乐部的对日妥协思想不谋而合，“七七”事变后汪精卫暗结低调俱乐部，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他对抗战前途更加的悲观。于是，他们这些人就在无形中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开展和平运动，利用外交的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结束中日战争。
    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的实际组织者。在南京西流湾周佛海家中的地下室是低调俱乐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周宅中组织召开谈话会，周佛海在日记中记载“十六日十时，适之、宗武、沧波来谈”……“下午约宗武谈外交进行方式”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之一，后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幕僚。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因战争的需要成立大本营，周佛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政略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研究对日政策问题，在制定对日政策方面周佛海夸大中国的积弱与日本的强大，谓
“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周佛海与汪精卫建立关系始于1937年1月，汪精卫由欧洲回国时，周佛海代表国民党中央前往香港迎接并一同乘船返回上海。通过长时间的交谈，汪精卫和周佛海在反对抗日和“剿共”等问题上，志趣相投，一拍即合。后来周佛海在回忆与汪精卫的关系时，曾感慨的说，由于“赴港迎汪先生，万不料与先生结下此次政治因缘”。由此，周佛海由蒋介石的亲信变为了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主持低调俱乐部的活动。
    高宗武是低调俱乐部的外交官。1931年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归国，先后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中央政治学校任职。1933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任亚洲司司长，负责办理对日交涉事务。陶希圣原是汪精卫改组派的成员，时任北京大学教授。1937年他以知名学者的身份参加庐山谈话会，后当选为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作为汪精卫的政治顾问，参与低调俱乐部机要谈话。他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同時也是一个抗战“亡国论”者。梅思平是周佛海的亲信，与周佛海关系密切，时常出入周佛海公宅，从事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活动，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江西省省长兼大本营第二部长熊式辉都曾参加过低调俱乐部的活动。他们在抗战初期对抗战缺乏信心，支持和同情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是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胡适曾一度也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便和低调俱乐部脱离了关系。
    （二）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思想及活动
    第一，低调俱乐部对抗日战争的局势和前途持悲观失望的思想，它大肆地宣传抗战必败。该组织认为当时中国在经济，军事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日本也许崩溃，但是中国崩溃在前。”对于中日战争的局势，汪精卫在1937年7月《最后关头》的讲话中宣称抗战就是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國，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说到要打到别人或者做不到，说到牺牲自己，那就无论怎么弱法，也就不能做到之理”，“不做傀儡，只有牺牲”，“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当看到从前线转下来的士兵没有医药救治时，汪精卫又感叹道：“此仗如何能打下去。”此外，低调俱乐部在中日关系方面主张外交谈判，避免中日战争的扩大。中日战争爆发后，低调俱乐部成员活跃于外交路线，汪精卫认为日本是国联公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破坏者，中国有权利要求国际来干涉日本制止日本的轨外行动。也就是说，在国际外交上，中国居于有利地位，因而中国不应该放弃用诉诸国际的外交上的方法，放弃交涉的权利。同时还宣称“国家之目的在于独立，和战不过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和，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和。”以此来积极为外交活动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在中日两国前途方面，低调俱乐部认为：中日两国保持和平友善就能共同生存和发展，战争则会致使两国共同受害，只要两国对于和平共同努力，就能奠定东亚百年长治久安的局面。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