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
《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
1 我国古代一脉相承的英雄观
说起英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器宇轩昂,顶天立地且有勇有谋的人,比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抗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霍去病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的传统。之所以崇拜英雄,源于原始社会古人对天灾人祸的难以预见、对大自然神力的畏惧敬仰以及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所引起的,他们急需有具备超人智慧、天生神力的神或半神来带领他们生存下去,因此在潜意识中产生了最原始的英雄崇拜思想,意图通过塑造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来动员和激励集体学习和崇拜这一人物,以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比如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伏羲造八卦等,它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是时代发展特定的产物和时代精神的人格体现,符合这一时期社会体的利益需求。我认为古人的英雄崇拜是英雄一词产生和发展的雏形。
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发展,英雄的队伍得以不断壮大,但英雄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西汉末年班彪《王命论》和方望《辞谢隗嚣书》才开始出现了“英雄”概念。但从史料看来,这时期的英雄仅在能力方面高人一等,其他与常人并无不同,社会地位也无高下之分,甚至连“
国庆节佳句摘抄英雄”二字的使用都极少出现,仅在班固《汉书·刑法志》中出现“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之语。英雄观真正形成和发展是在汉末三国时期,王粲(177—217)编著《英雄记》,刘劭(180—245)《人物志》专节讲述英雄,首次明确地给英雄下了定义。《英雄记》客观记录了曹操、袁绍、董卓等人的生平和事迹,对人物的善恶好坏同时记载在册。刘劭《人物志·英雄》中认为英雄须具备“聪、明、胆、力”四要素,即“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力能过人。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他认为英和雄是有区剑意别的,有谋略且能决断的人为英;有胆略且武艺过人的为之雄。只有聪明胆力兼备之人,才可称之为英雄。并举了刘邦和项羽为例,首次给中国的英雄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而通过三国时代人物的对话和故事,我们也能了解英雄概念的发展确实与三国时代的人物有密切联系,比如曹操和刘备的“煮酒论英雄”就当时各方诸侯是否为天下英雄展开讨论;诸葛亮《隆中对》称刘备“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等,可见英雄观念成形于三国时代并无大的争议。贺昌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中指出:“英雄之名,起于灵帝时黄巾农民战争,郡太守与刺史制度已为宦官及其爪牙所败坏,地方政治紊乱不可收拾,军政大权落于州牧之手,凡能匡扶汉室,天下,文能经邦,武能拨乱的人,便可以称为英雄”。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乱世三国,立志匡扶汉室的刘备、文武兼备的曹操具备以上特点,无愧于
英雄的称号,而当时人才辈出,有以上志向和能力的能臣不在少数,可见英雄观念的产生和推崇确实是大势所趋。而时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正是在陈寿的《三国志》和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演义小说,因此英雄观念也就在小说中更加鲜明地延续和发展下来了。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它描述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次农民起义,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尽管它没有《三国演义》有演义历史的真实性,但书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观念,却是与《三国演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作家的原因。相传《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样也是出自罗贯中之手,而经施耐庵整理和润以出版,罗贯中著《水浒传》曾说:“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而施耐庵此人一生经历了元朝末年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又经历了激烈的农民起义。他对朝廷不满,所以弃官,同时又拒绝张士诚和朱元璋的徵召,隐居一生。他自己的行动,说明他是痛恶封建统治的。在《三国演义》中写英雄信手拈来的罗贯中和有特殊人生经历的施耐庵的笔下,《水浒传》的英雄气得以延续和发展是再正常不过了。其次是时代原因。北宋末年,皇帝昏庸,宦官当道,残杀忠良,民不聊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农民起义是必然结果。而起义要获得胜利就需要英雄的出现,这又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所以在《水浒
2022年立夏传》中,竭力鼓吹反抗封建朝廷的统治,歌颂落草为寇的英雄,歌颂农民起义的胜利是全书的主题。得益于以上两个原因,因此英雄观念在《水浒传》中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的,体现了社会绝大部分人的价值取向。
可见在英雄观的形成和发展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和许多共性。在英雄的身上,都熔铸了民众百姓的理想人格、审美观点和道德标准。正因为两书主旨相同,故明人将其合刊,题为“英雄谱”。但两书所塑造和刻画的英雄又存在各自的特点,值得我们细细比较和品析。故下文将以英雄观为切入点,剖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书在这个母题上的异同点。
2《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雄观的相同点
2.1“义”是英雄行为的第一准则
    尚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侧重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还是侧重刻画和歌颂水浒英雄的《水浒传》,都高举义的大旗,竭力讴歌和赞美义之力量。在这两部书中,罗贯中和施耐庵都以义为中心标准,塑造了各类英雄形象。像刘备、宋江等的仁义之
为,或是关羽、武松等的英雄之举,都在义的光环下被诠释得淋漓尽致。为了义,他们可以赴汤蹈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毫不夸张的说,无论是驰骋沙场的武将还是稳坐中军的谋士,在英雄的心中,义气当先是毋容置疑的,义是行为的第一准则。
在《三国演义》中,无论身处哪个集团,无论出身和结局如何,只要心中义的旗帜仍屹立不倒,无论大义还是小义,都一律加以赞美。孔孟常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像一生秉持仁义做人的刘备,无疑就是仁义的化身。在当时那个寸土必争、弱肉强食的割据时代,刘备无论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无论力量多么渺小,哪怕身无立锥之地,也始终贯彻仁义凌驾于生命的做人原则。像第四十一回,刘备在与曹操的战斗中落败,准备弃樊城而逃。刘备当时心里挂念的是樊城几十万百姓如何生存的问题,最后决定百姓愿随者便一同过江,哪怕带着百姓行军缓慢,会带来杀身之祸,他也义无反顾。而后走投无路投刘表,刘表几度欲让荆州,甚至诸葛亮也欲让刘备接手荆州,可刘备就是不取荆州,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他与刘表是宗亲,有兄弟关系,因而他绝不在寄人篱下情况下做出不义之事。后来刘备入川,尽管刘璋无能,西蜀刘备若不取,也早晚会被张鲁和曹操等狼虎之辈夺走,可刘备念及刘璋与自己同为汉室宗亲,在部下都恳求其取西蜀时,也坚持不谋西蜀。难怪乎学者齐裕焜在《明代小说史》中写道:“刘备以仁义立国,”确实无愧于当时百姓心
中秋与国庆同一天多少年一次中最伟大的“仁君”。除了刘备的仁义,关羽的忠义也是《三国演义》的一绝。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写道:“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可见,在鲁迅先生看来,关羽就是忠义和义勇的化身。关羽为将为臣,确实都以义字当先。“降汉不降曹”体现了忠义之道;“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体现了兄弟情义;“华容释曹”表现了义不忘本;“义释黄忠”则是心心相惜的英雄情义。除此之外,其他集团的代表人物诸如孙策、周瑜、张辽等也都是以义为先的英雄人物。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吕布。众所周知,我们经常以“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来比喻万中挑一的优秀人才,吕布之勇世所罕见,有三国第一猛将之称,但为什么不能称为一代英雄呢?因为吕布不仅是猛将的代表,更是无情无义的代名词。陈寿在《三国志》中写道:“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是最客观的评价。他为物欲杀养父丁原,贪女弑义父董卓,被张飞嘲讽为“三世家奴”;后又降袁术、效袁绍、从张邈、投刘备。既投了刘备却又偷袭徐州,背信弃义到了极致;后来被曹操击溃俘虏,部下张辽誓死不从,而他向曹操示好想投诚于曹操,而且还要刘备帮他说好话。曹操回顾刘备什么品牌的奶粉好:“何如?”刘备答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曹操闻言,即杀之。吕布这样的猛将,向来唯才是用的曹操都不用,足以见吕布的不仁不义确实令人发指。可见不仁不义者,在封建社会是被人唾弃的,又怎么称为英雄呢?
《水浒传》的主旨也非常明确,以义一字来打造梁山聚义的一百单八个英雄好汉。无论是晁盖时期的“聚义厅”,还是宋江时期的“忠义堂”,“义”字始终是最鲜明和坚定的存在。各路好汉在义字旗下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从“七星”梁山泊创业、三山聚义、白龙庙聚义再到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无不是为义所驱使。而上至三十六天罡,下至七十二地煞,也都是坚决地贯彻以义为第一准则行动的。比如宋江,宋江的仗义,天下人皆知,因而宋江有“及时雨”和“呼保义”的双重美誉。书里是这么写的: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简单的说,就是乐于助人,对别人推心置腹,以义行走江湖。为了兄弟他可以两肋插刀,甚至不惜得罪朝廷,私放晁盖等重犯六人。书中用了一首诗来赞扬宋江的仁义:“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难怪晁盖事后感叹:“宋江仁义,四海之内,名不虚传。结交了这个兄弟,也不枉了。”后来宋江上了梁山,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吸纳各方豪杰梁山结义,并带领着起义军杀贪官、斩污吏,败童贯,捉高俅,对梁山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在以替天行道为宗旨的梁山,也就难怪宋江虽无雄才大略,也无高强武艺,却毫无悬念地坐上第一把交椅了,靠的正是一个义字。
2.2 英雄气长,儿女情短
    不同于西方骑士所崇尚的爱情至上思想,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重伦理关系的国家,有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传统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权、夫权至高无上,女性的地位只能被压制在最底层。而且自古有道:红颜祸水。中国历来有“女祸”之说,意指一旦迷恋于女,就会招惹祸害,轻则祸己,重则亡国。作为封建社会民众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顶礼膜拜的英雄人物,自然要恪守忠君爱国、义不负心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很大程度是排斥女和淡化家庭情感的。在这一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两书所极力推崇的英雄都是这方面的楷模。“大义为先,私情为后”成为了英雄们的共识。
在《三国演义》中,花尽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英雄鏖战、虎帐谈兵和权谋相争的画面,极少有关于英雄儿女私情的描写。我们常说的“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这句话似乎在三国世界里并不受待见,就连几个比较有名气的女人,如诸葛亮之妻黄氏、江东两大美女大小乔的描写也只是寥寥数笔而已,就算是真正花了笔墨所写的貂蝉,也只是被王允利用来行使“美人计”、使董卓与吕布反目,从而逼吕杀卓的棋子而已。后来
董卓和吕布死后,貂蝉的故事也随即戛然而止,没有再进一步的描写。而关于貂蝉的描写,也并非是交代英雄爱情的故事,相反却是应了上文的“红颜祸水”一说。正是因为董卓贪图美,才会被王允设计遭吕布杀害;因为吕布的好,才会自成一方势力后,终日饮酒作乐,只听貂蝉之言,不闻下属之谏,最终被曹操所俘,死于白门楼下。在三国世界中,因为念念不忘情,所以董卓、吕布皆非英雄。真正的英雄,不能有丝毫的儿女态。他们在大战前,绝不可能被妻儿之情所羁绊。比如庞德。庞德要与关羽决一死战时,不带妻儿,只带了一口棺材。临走前对妻子说:“吾今为先锋,义当效死疆场。我若死,汝好生看养吾儿。吾儿有异相,长大必当与吾报仇也。”他妻子大哭不止,而庞德却是冷冷作别。他看重的不是恐怕再也见不得妻儿,而是要妻子照顾好孩子,日后好为他报仇。同样的,刘备也是一个只重义气,不讲儿女私情的典型例子。当初张飞失了徐州,丢了嫂子,悔恨难当,拔剑就要自刎。被刘备一把抱住,夺剑掷地说:“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从这番话可看出,妻子在刘备心中并无地位,妻子只是一件衣服,破了就补,丢了就再,但手足缺一不可。张飞的地位无异于是远高于自己的妻子的。还有长坂坡一役,赵云冒死救回阿斗。可当刘备看见忠肝赤胆、浴血奋战的赵云险些因为救阿斗而丢了性命时,接过儿子就猛掷于地,说:“为汝这孺子,几
损了一员大将!”尽管刘备此举多少有些收买人心的嫌疑,但要想到他当时仅有这一亲生骨肉,敢于做出这一举动,也多少可看到刘备确实看重赵云多过于阿斗。此外,赵云坚决不娶结拜兄弟赵范之嫂为妻,认为此举有悖伦理常情,甚至不惜与赵范翻脸;关羽身居曹营,坚决不与两位嫂嫂同屋共处,对于曹操所赠的美女毫不动心等事迹都说明了英雄在情欲方面的强大自制能力,尽管在现在看来未免有点“傻”,但在封建社会,这反而显示出了英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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