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内蒙古: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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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国家⼈⽂历史》2014年第22期,作者黄⾦⽣。
1962年2⽉,内蒙古⾃治区呼伦贝尔盟陈巴虎旗乌珠尔公社定居点上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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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敏河发源于⼤兴安岭蘑菇⼭北麓,⾃南向北纵贯鄂温克族⾃治旗。作为⼀条哺育了草原⼉⼥的母亲河,艾敏在蒙古语⾥
是“⽣命”的意思。艾敏河有⼀个美丽⽽悲壮的传说:相传艾敏⾼勒草原的先⼈,曾在⼀天之内打死了七七四⼗九只梅花⿅,因⽽遭受天谴,使得艾敏⾼勒草原遭受了七七四⼗九年的⼲旱,牧草枯死了,⽜⽺渴死了。眼看牧⼈们就快活不下去的时候,有个叫艾敏的姑娘为了拯救草原,舍⾝变成了艾敏河。这个流传在草原的传说,同时也是⼈⼈铭记的格⾔。⽣活在这⾥的⼈们,或许不懂什么⾼深的哲理,但⼀句“艾敏河在看着我呢”,就⾜以表明他们对⽣命的热爱和敬畏。
1959―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但⾃⾝并不宽裕的内蒙古⼈民,就像哺育了他们的艾敏河⼀样,⽤博⼤的胸怀接纳了三千多名嗷嗷待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汉族孤⼉,这既是⼀曲⽣命的赞歌,也是⼀段民族团结的佳话。
“上海孤⼉”
1960年,上海孤⼉院收留了⽐正常年份多⼏倍的弃婴。在这些孤⼉中,有上海本地的,但⼤多数来⾃苏南和浙江,还有少部分来⾃安徽。这些孤⼉,有的⾝上留下了名字和某些记号,也有很多没有留下任何标记。今天,我们或许很难理解,⽗母怎么忍⼼舍弃⾃⼰的亲⽣⾻⾁,⽽在那个年代,⽗母可能恰恰是为了给孩⼦⼀条活路,才含泪把孩⼦遗弃的,有的家庭把孩⼦送⾛后不久,就全家饿死了。据
上海市民王海庚回忆:“被送⾛的孩⼦,有可能会被条件更好的家庭收养。当年真是迫不得已,为了孩⼦活命啊,还有什么⽐⾻⾁亲情更难割舍,我妈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直哭,最后眼睛瞎了。”如今,他仍然在四处寻失散的妹妹。
许多江浙农村的⽗母⼏经辗转来到上海,⽬的就是把孩⼦遗弃在这⾥,因为他们相信,⼤城市总会好⼀点的。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1770⼈⼊院,1959年收婴3525⼈。1960年1⾄3⽉,共有弃婴5277⼈⼊院。但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堂了,1960年5⾄6⽉,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供应告急的⽂件。因为营养不良,这些孤⼉⼤多数都患了病,每天都有孤⼉患病死亡。后来此事被当时主管妇⼥⼉童⼯作的康克清知道了,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刻想起了乌兰夫,他说:“克清同志,请你直接乌兰夫同志商量商量,他可是解决困难的能⼿啊!”当时乌兰夫正在北京开会,康克清在北京饭店到乌兰夫。那时,内蒙古牧业也正遭遇严重困难,不少乳品⼚都停产了。但乌兰夫当即决定向上海紧急调拨⼀批奶粉、炼乳、乳酪。
但这些紧急援助只能解决⼀时之急,当乌兰夫就此事征求内蒙古其他领导同志意见时,吉雅泰说:“我建议把这些孤⼉都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养。”乌兰夫听后⼤⼿⼀拍桌⼦,说:“此法甚妙!由于历史上牧区疾病泛滥,造成了牧民缺⼉少⼥,⾮常喜欢⼩孩,如果把这些孤⼉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可以解决牧民缺⼉少⼥问题,对将来牧区发展建设也⼤有好处嘛!”
在得到周恩来的应允后,乌兰夫⽴即派⼈到上海去具体商谈孤⼉移⼊内蒙古的联系接洽和准备⼯作。包括对即将移⼊的孤⼉进⾏健康检查,请育婴院代购代制孩⼦的⾐服被褥等等。⾃治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万尺布票指标,⽤于购置孩⼦⾐物。对于这次孤⼉移⼊,乌兰夫下达了“接⼀个,活⼀个,壮⼀个”的指⽰,要确保⼀个不少地安全到达⽬的地。
艰难的“长征”
内蒙古与上海,可谓关⼭远隔,⽽且沿途⽓候多变,对于这些⼤部分营养不良、患有各种疾病的孩⼦来说,不是⼀次简单的南北⼤搬迁。1960年4⽉18⽇,最先到达上海的是包头的接运⼈员,负责⾸批100名孤⼉的出塞任务。在这100名孩⼦中,1岁以下的有20⼈,最⼩的只有⼏个⽉,⼤部分孩⼦⾝体素质较差,这⼀路运送之艰⾟很难想象。出发时,为应付北⽅的⽓候,上
海⽅⾯为每位⼉童准备⼀套棉⾐,铁路部门专门腾出⼀节车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避免与旅客混杂。据参与此次接送任务的护⼠王信⽣回忆,从上海出发时,车厢内⾮常热,医务⼈员给每位⼉童脱下厚⾐服,但车到长江时,当时还没有南京长江⼤桥,只能下⽕车换乘轮渡过江,因为江风很⼤,怕⼩⼉着凉,医务⼈员⼜赶紧给孩⼦换上厚⾐裳。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孩⼦开始发烧、咳嗽。⽽这才是刚刚开始,京包、京沪六七千⾥,运⾏三四个昼夜,护送这些孩⼦的医护⼈员的⾟苦可想⽽知。参与过此次任务的刘丽恩⼤夫的⽇记记载了这次艰⾟的旅程:
“19⽇中午,发现⼀名⽔痘患⼉,2名可疑者。即刻撤到病号组,内⽤S、D,规定10点、2点、6点为喂⽔时间,⼀天平安度过。”
“19⽇夜12点,⼩⼉朱593号(朱是管理者的姓,593是被收养⼉的序列号),突发⽀⽓管炎,体温上升到40度,出汗多、腹泻、⼝渴,加⽤新霉素⼝服。由景兰专护。”
“20⽇晨3时即做下车准备,5时到北京。这时朱593号⾯⾊发青,呼吸急促,肺内呼噜增加,给⾦霉素、链霉素、静脉补液。中午2时,⼩⼉渐好转,⾯⾊红润,体温下降。6时开始吃⾷物,转危为安。”
“20⽇下午3时,上车返包头。途中⽓温由28摄⽒度下降到12摄⽒度,给孩⼦盖上棉被还冷,咳嗽、发烧⼩⼉3―4名,21⽇晨发烧⼩⼉⼜增加2名,⾓膜炎未能完全消灭。”
接送⼈员平均每⼈要照顾四五个孩⼦,好多⼈夜以继⽇地⼯作,眼睛熬红了,嘴上打起了⽔泡,却没有⼀丝怨⾔。在他们的精⼼照料下,这些孤⼉们顺利地到达了⽬的地。
据档案记载:1960年6⽉,呼和浩特市组成17⼈赴上海接运组,接运100名;7⽉,伊克昭盟,19⼈接运⼩组出发,接运100名;8⽉,哲⾥⽊盟,17⼈接运⼩组赴上海,接运60名……如同战争年代的“⽀前”,乌兰夫主席把整个内蒙古各个盟、市都动员起来了。在上海与内蒙古之间的列车上,洒满了医务⼈员的爱⼼和汗⽔,⼀个个幼⼩的⽣命从遥远的江南来到了⼴阔⽆际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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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顺利到达内蒙古,可养育这些孩⼦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经过⼏千公⾥的颠簸,起初孩⼦们⼤都先被收留在城市的医院⾥,经过严格的体检、后,再送进育⼉院,这些收养孤⼉的育⼉院,都有⼀个统⼀的名字:兴蒙,寓意内蒙古⼈丁兴旺、经济发展。在那⾥,他们受到了精⼼的照料。这是⼀份呼伦贝尔保育院孩⼦们的⾷谱:
4―6个⽉的婴⼉:早2时⽜奶;6时⽜奶;10时⽜奶;午后2时⽜奶加菜⽔或⽶汤;下午6时⽜奶;晚10时⽜奶。
7―12个⽉的幼⼉:早2时⽜奶;6时⽜奶;7时30分⽜奶、馒头;10时30分⽜奶;晚6时30分⽜奶粥;晚10时⽜奶。
⼤班⼉童:⼀⽇三餐,每天⼀次早点,⼀次⽔果。
可以想象,在那个困难年代,为保证这些孩⼦的成长,当地⼈民付出了多⼤的牺牲。
临时身份证怎么办理等到这些孩⼦们逐渐适应了内蒙古的⽓候,习惯了饮⾷、⽔⼟,就开始离开保育院,送他们到草原,到他们的蒙古额吉(母亲)。
草原额吉
“国家的孩⼦!”,这是三千名孤⼉在内蒙古的特殊称呼。当牧民们听到消息后,纷纷骑着马,赶着勒勒车,来到保育院,申请领养孤⼉。
牧民们对待这些孤⼉,就如同⾃⼰的亲⽣⾻⾁,留下了⼀个个感⼈的故事。
张凤仙是镶黄旗卫⽣院的⼀名卫⽣员,在领养孤⼉的过程中,最后还剩六个⽐较⼤的孩⼦,她与丈夫商量后,把这六个孩⼦背着抱着都领回了家。
在困难时期,要想养活六个孩⼦,谈何容易,张凤仙为此累弯了腰,⼀次旗粮⾷局给他们发放三⼗⽄⼤⽶作救济粮,张凤仙步⾏去旗政府背粮,⼀路⼤雪纷飞,她差点冻死在路上,被雪活埋。她⾃⼰虽然没什么⽂化,但却倾⼒给孩⼦们创造学习的条件。“⽂⾰”时期,造反派在新华书店烧书,⼏个孩⼦从⽕堆⾥刨出两⼤捆书,从此,张凤仙就逼着他们在家⾥读书。正好,此时旗府中学的⼀位教师遭到批⽃,强迫他下乡捡粪,这位教师是北京某⾼校毕业的⾼才⽣,张凤仙就把这位教师请到家,对他说:“你每天来给我家孩⼦教书,我管你吃喝,每天还送你⼀筐⽜粪回去交差。”
就这样,草原上那座破旧的蒙古包变成了⼀个“家庭学校”,在那个动乱的岁⽉⾥,恐怕也是草原上唯⼀的⼀所家庭学校,六个辍学的⼉童受到了正规的⽂化教育。“⽂⾰”之后,奇迹出现了,这六个孩⼦,两个考上了重点⼤学:⽼⼤巴特尔考上了南京⽓象学院,⼩妹⾼娃考上了南开⼤学;两个男孩参军⼊伍,晋升为军官;两个留在草原,当了⼲部。
在照料他们的⼏⼗年中,张凤仙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但直到去世,⼏个孩⼦始终都叫她张阿姨,没有叫她“妈妈”,张凤仙告诉他们:“你是国家的孩⼦,你的妈妈在上海,你叫我‘阿姨’”。据她的邻居回忆,“那年,她的⼤⼉⼦受了伤,在医院⾥抢救。她在⼿术室外⾯边哭边说:‘要是孩⼦的⽗母知道孩⼦在我这⾥受伤了,不知道该有多⼼疼呢。我对不起他的⽗母,也对不起国家。’”蒙古牧民并没有死后⽴碑的习俗,但在张凤仙去世后,⼏个孩⼦给她⽴了⼀座碑,墓碑上写着:“母亲,张凤仙之
第几个教师节今年
以感动为话题作文墓。”在坟前,他们终于叫了她⼀声妈妈。“我们也是蒙古族⼈,知道蒙古族没有⽴碑的习俗,但是我们6个就想让世⼈知道,这⾥安息着⼀位多么伟⼤的母亲。”孩⼦们说。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在每⼀个养育孤⼉的家庭⾥。在温都尔庙保育院,本不打算领养孩⼦的敖根额吉看到了⼀个不满3岁的男孩,他拖着残腿、⽆药可医的样⼦⼀下就打动了她。把他领回家后,阿爸给他起名朝克图(蒙古语:朝⽓蓬勃)。⼀辈⼦也没站起来过的朝克图跟所有的同龄孩⼦⼀样长⼤,上学、就业、结婚,养⽗母还给他操办了西苏旗空前规模的盛⼤婚礼:“我的朝克图是‘国家的孩⼦’,婚礼⼀定要隆重排场,不能对付。”⽽今,朝克图已经有了三个健康的孩⼦。
根据三千孤⼉故事改编的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的导演宁才说:“如果⼀位母亲收养了⼀个孤⼉只能说明这⼀个⼈善良的话,那么⼀个草原养育了3000名孤⼉,那就⼀定是⼀个民族的⽂化了。”草原牧民的情怀就像艾敏河⼀样,这条有着美丽传说的⽣命之河也同时孕育了草原⼈民善良博⼤的胸怀和⽣命意识。
出⽣于困难的年代,是三千孤⼉的不幸;成长在草原母亲的爱⾥,是他们共同的幸运。如今,那批孩⼦已经年过半百,他们说:“我们永远是草原的孩⼦。”
转载⾃:⽼衲读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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