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十七年文学 自己整理
第四章 50至70年代文学(1949——1977)
第一节 概述有哪些好听的歌
1、十七年文学:1949——1966,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左倾思潮不断干扰
2、建国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标志着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文艺工作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3、50年代前、中期,三场思想批判运动: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政治过多干预文学);
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俞平伯的政治性围攻深入到岁胡适学术思想的前面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批判胡风的三个方面:立场、态度、观点;胡风文艺理论: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处处有生活)。
4、1956.5.2,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1)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和自由
  (2)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3)推动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判自由
受其影响,一批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或真实描写人性、人情的作品冲破“禁区”应运而生;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也摆脱教条,产生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钟惦棐《电影的锣鼓》等有一定独立见解的文章。
5、1965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公开发表,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6、1953.9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准则,有积极影响,但导致十七年文学基本呈现出现实主义一元化格局,失却了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多样性。
7、创作流派:
  “山药蛋派”:小说领域,以赵树理为代表,由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等作家组成的山西作家创作落,恪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品质朴无华,幽默活泼,极富山西农村的乡土气息;
  “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包括刘绍棠、从维熙、林斤澜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善于以轻盈的散文笔调描摹时代风云,以简驭繁,白描传神。
8、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不足:
好看的古装剧排行榜  (1)因政治宣传、中心任务的制约被迫付出真实性缺失的代价了,一系列政治性批判运动之后,作家们被不能写劳动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不能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束缚。
  (2)“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的功利目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仍客观存在,受“”影响,这种创作方法带有浓重的理想化乃至空想化的倾向;
  (3)一些作品严重脱离现实,助长浮夸风和共产风,影响了现实主义的深化,逆向冲击了现实主义创作;梦见大雨
  (4)1962年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更是造成了现实主义的之越走越窄的局面。
9、期间:文化专制主义、文化蒙昧主义——创作衰败萧条,除“革命样板戏”和一些属于“阴谋文艺”的作品。
  革命样板戏:1967年5月,在江青主导下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风》,芭蕾舞剧《红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这8个剧目冠以“革命样板戏”称号。“革命样板戏”以政治乌托邦的方式讲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现代民族国家创立的历史和巩固这一成果的现实。斗争哲学和道德理想是它的主要思想资源,它从理想化出发,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因为戏中没有家务事、儿女情,人物成了阶级的符号,“革命样板戏”被江青一伙据为己有作为政治资本,并在“”中把推广“样板戏”作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反革命政治阴谋的重要手段。
好人好梦原唱10、江青等人鼓吹“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和“主题先行”论等观点
“根本任务”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11、衡量十七年文学的标准:“人的失落”、“自我”的失落以及文学本体的失落。
12、台湾文学、香港文学P258260
第二节 “十七年”的小说
一、概述
它主要继承此前解放区文学的传统,坚持这一时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方向,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展现中华民族除旧布新的时代风貌。
1、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
革命历史特指在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主要对象。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具有为革命作合法性论证,将革命斗争历史化,打造国民关于革命
的集体记忆等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
历史题材: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
(1)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短篇小说: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P261
(2)描写抗日战争和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孙犁《风云初记》、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小城春秋》、杨沫《青春之歌》、欧阳山《三家巷》、梁斌《红旗谱》;中短篇小说:孙犁《铁木前传》和《山地回忆》;革命斗争生活速写: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P261262
    ☆孙犁:革命文学的“多余人”(“非战争化”、淡化硝烟、抒写情感与个性)
      《铁木前传》(合作化小说中的另类、背景:农业合作化)
          两大阵营:        个人发家VS“合作化”
          (木匠黎老东、六儿、小满儿)VS(铁匠傅老刚、九儿、四儿)
  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
问:《铁木前传》与“百花时代”有何精神关联?(“百花时代”的文学精神:揭露人性阴暗面;人性美、人情美
(3)抗美援朝: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长篇小说《上甘岭》、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一段无法实现的“跨国爱情”,朝鲜姑娘金圣姬、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班长王顺)P262
(4)近代历史题材: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张劼力《大波》P262
(5)古代历史题材:短篇:陈鹤翔《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杜子美还家》、徐懋庸《鸡肋》(代表作);长篇: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P262
    △借历史事件来传达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情怀和忧患意识,如黄秋耘《杜子美还家》、冯至《白发生黑丝》;
拍一拍
    △对知识分子自身现实处境、心领状态的关注是这批小说更为重要的思想价值所在,如陈鹤翔《陶渊明写<挽歌>》(颜延之、慧远法师、庞迭之)、《广陵散》。
红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现实题材:反映农村生活
    (1)短篇开端:马烽《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登记》、康濯《水滴石穿》、谷峪《新事新办》、高晓声《解约》;李隼《不能走那条路》;秦兆阳《农村散记》、康濯《春种秋收》、马烽《三年早知道》、西戎《宋老大进城》等;P263
(2)长篇反映农业合作化具有代表性的: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第一部);P263
(3)农业合作化之后短篇小说: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李隼《李双双小传》;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娟《静静的产院》、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张庆田《“老坚决”外传》;60年代前期问世的两部长篇小说:浩然《艳阳天》、陈科登《风雷》;P263
三类不可忽视的小说:反映工业建设的长篇小说,如:周立波《铁水奔流》、雷加《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等; “干预小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田野落霞》等短篇小说;爱情题材: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红豆》、邓友梅《在悬崖上》、陆文夫《小巷深处》等短篇小说。(类被称为“百花文学”)
“萧也牧创作倾向”:作者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提炼、集中、概念,重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复杂性,不回避那些幼稚的、粗糙的、有缺憾的事物,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是常常鲜活的,但大致都给人一种质朴的真实感,不像那种高调子的神和脸谱化的鬼,无论先进的、一般的或反面的人物,都使人觉得那正是我们熟悉的同时代人。
《我们夫妇之间》是新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表现了一对由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夫妻进城后的一些生活矛盾,结果二人相互理解,重归于好。认为作品歪曲和丑化了工农干部的形象;认为是“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
1956年,由于“百花齐放,百花争鸣”方针的提出,文艺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许多作家敢于正视现实,独立思考,创作的题材领域也得到拓展,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和爱情
题材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短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这些作品也被后来的文学史家称为“百花小说”
干预小说:揭露社会阴暗面,对现实中不健康的方面针砭、揭露,同时也赞扬好的方面,有积极与针砭意义。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世吾、林震、赵慧文):理想的人生是永不衰退的青春热情加上成熟复杂的人生经验。“成长小说”——教育小说。
最炫民族风的歌词爱情题材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冲破50年带前期颇为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抓住爱情生活所特有的内容,大胆探索人物内心的隐秘,深入揭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宗璞《红豆》(江玫、齐虹、萧素)
    “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1)革命与爱情的冲突:江玫一边改造自己接受革命,一边反省陷入爱情漩涡的脆弱;(2)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活道路的选择与“历史”的抉择:江玫与齐虹的分离。
    宗璞对“革命+恋爱”模式的转化:追忆、空间的撕裂、将敌人妖魔化、将革命圣洁化、神圣化。
2、怎么样理解十七年小说创作实绩和文艺政治之间的矛盾现象,乃至怎样理解整个十七年左倾文艺思潮逐步升级,而小说创作却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呢?
答:(1)“左”的政治运动、文学批判与文学创作,毕竟分属两个范畴,前者对后者有影响,但并不总是或者绝对地决定后者的全部状况;
(2)左倾思潮本身有一个萌发、演进、膨胀的过程,一方面他们不断恶化,一方面党和政府又不断调整文艺政策,如提出“双百”方针,纠“左”抑“左”;
(3)一些作家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左倾思潮,或公开,或隐蔽,或清醒直接,或听从生活的召唤,在创作实践中进行非自觉的抗衡。
总之,本时期小说在左倾思潮愈演愈烈中,历经坎坷,曲折前进,不能因此而片面地抹杀其成就。
3.十七年小说的缺失: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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