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是我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也对近代南通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对当今仍有重要启迪作用的奉献。
      2003年6月，时值张謇先生诞辰150周年，谨刊登我国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的此篇力作，以弘扬张謇爱国爱乡、矢志高远的崇高精神。
     南通市规划管理局为此提供了积极而完善的协助。在此特致感谢。

  对于张謇先生〔1853～1926〕一般无需太多介绍，他是南通人，1894年考中状元；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激于义愤，主张兴实业、办教育，以挽救危亡的中国；后来父病南归，脱离政界，把主要精力放在实业、教育、文化、水利、交通、城市自治和建设以及慈善等事业上。张謇的业绩早有记述，关于他经营南通城市建设的成就已有所涉及。近来，我因参与规划南通博物苑的扩建，访问南通并涉猎更多的资料，对南通城市建设有了较深一点的了解，特别是从近代城市规划史的角度看，深感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1〕张謇的城市建设思想与业绩；
    〔2〕为什么说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我希望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是什么歌
    〔3〕追溯这一段历史的现实意义。
    1张謇创造性地经营南通
调查军团    1．1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试验
    张謇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混乱时代，“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①。张謇是一个有抱负、务实、进取的人，回归后潜心建设地方，他所从事的社会事业涉及很多方面：
    ———创工厂。自1895年开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
    ———开农垦。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大兴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农田水利，建立产棉基地，发展农业；其后又办了大有晋、大赉、大豫和大丰等盐垦公司。
    ———发展交通。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张謇辟道路、兴河运，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轮20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10条航道上，沟通南北水网〕；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为了加强
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张謇还修建了港闸公路，等等。
    ———修水利。南通一带屡有水患，张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生、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运用科技治水，修堤筑楗并举。
    ———办教育。张謇言“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张謇开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设主要包括：1902年自筹资金建设通州师范学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书馆；1909～1912年办商业与医学两所专门学校；1914年建图书馆等。
    此外，张謇还振兴商业、改善环境、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  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于南通一地，开花结果，泽及后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1．2对张謇早期现代化试验的认识
    今天，对上述之试验，我们可以作如下之认识：
    〔1〕张謇“实业救国”的思想是以发展生产力为起点的
    张謇认为：“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无之功”②。“我国家欲
求商业之发达，必先求商品之增加；欲求商品之增加，必求原料之充足”③。“农产品为多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则工商业发展永无可望”④，故张謇实提倡工农协调发展⑤。客观上，前述兴办实业、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发展交通运输等事业也都提高了地方的生产力水平。
    〔2〕张謇兴教育的目的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近代文化
    张謇在文化教育方面很有建树。美国教育家杜威称：“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张謇十分注意对城市文化方面的人才的邀揽与培养。例如，他在选博物馆馆长时说：“胜斯任者，非博物好古丹青不渝之君子，又能精勤细事富有美术之兴趣者，莫克当此。”在改革戏剧方面，张謇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伶工学社”，建“更俗剧场”〔可容1200座的近代剧场〕邀请梅兰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来南通演出，聘请欧阳予倩任主任、主持校办；为纪念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在南通的戏剧活动，建“梅欧阁”等。此外，1910年，张謇在南京南洋劝业会结识沈寿；1913年，为发展女子教育、提倡工艺美术，于1914年成立刺绣学校———女工传习所，由沈寿任所长；7年后创建南通绣织局，请沈寿担任局长；后来在上海及纽约设分局，发扬艺术、振兴实业，并协助沈寿
撰写“雪 绣谱”。
    〔3〕张謇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
    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载体，古代通州城于公元958年始建，具有典型的州城格局；明中叶，东西两侧关厢有所发展。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他将工业区选在城市西郊唐闸、港口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城市南郊狼山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三者与老城相距各约6公里，并建有道路相通，构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局，城镇相对独立，分工明确，减少污染，各自可以合理发展。这种一城多镇、分片布局的模式极有创意。
    张謇在修马路、建博物馆、建五山公园，不遗余力地开展城市建设，并以一种诗人的情怀经营城市，努力使人民有安居乐业之所。清末，他在城区所修建城市公园，1918年扩展为东、南、西、中五所小型公园，谓为“五山以北五公园，五五相峙”；“一邑之中一大苑，一一藏珍”；1914年还在唐闸工业区兴建公园。
    他对城市旧城进行合理的扩建，在主城区南门外与桃坞路建设公共行政设施和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在濠河畔兴建学校、博物苑、图书馆等文教事业，在新区开拓城市新的发展空间，活跃市容，并重视城市景观的创造。
    为了推进城市建设，张謇还有意识培养南通的总建筑师，也可以称之为从本土成长的中国近代建筑师的孙支夏，留下了不少中西融贯的建筑设计作品。
    〔4〕张謇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观念
    张謇的发展南通的思想不仅基于城市观念，而是谋求城、镇、乡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具有区域发展的思想。拟议中的通、泰、盐经济区和开发吴淞的计划，比今天苏锡常经济区要早半个多世纪。
    在张謇的区域整体发展思想中，“村落主义”需加阐述。垦牧公司之创建饶有意义，不能仅仅认为是水利之兴修与土地之改造，实际还在为现代农村建设出路。他认为“生人要素为衣食住，衣食住之原在农……”⑥，且看他在《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提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成绩：“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人有屋，待客有堂，储屋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市，行有涂梁，假设成小世界矣，而十年以前，地或并草人亦鸡栖蜷息不生，种种艰苦之状，未之见也”⑦。
    在张謇思想的影响下，当时南通周边地区的如皋县沙元炳、金沙镇孙儆、盐城县凌钏智，都致力于振兴本地实业，筹备学校，卫星城镇的作用俨然兴起。
    综上扼要所记，张謇发展实业，建设新城镇，拓展新城区，兴建区域基础设施〔农田水
利、交通建设〕，致力发展农村等，这不仅仅是进行城市与地区的物质建设，更是一种着眼于“社会的整体改进”⑧〔这一点后文仍有分析〕。
    2为什么说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与当时国内外城市近代化的比照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城市规划”主条目时，对“南通”在中国近代城市建设的地位做了如下的论述：
    战争以后……中国也出现了新的城市规划学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建立生活居住环境的乌托邦。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是一个宏大的“国土规划”性质的和地区城市开发规划的纲领。在实践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通的城市规划和建设。1895－1925年，在中国实业家张謇推动下，南通为了发展近代工业和航运，开辟了新工业区和港区，建立了多核心的城镇体系，旧城内辟商场、兴学校、建博物馆、修道路，进行了近代市政建设。
    2002年8月，我来南通第一次调查，在与罗一民市长晤面时，提出了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初步推论，这只是当时我根据有限的历史知识的“大胆假设”，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小心的求证”。感谢南通规划局、文化局、博物苑、张謇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同志陆续给我提供了
不少资料指正，以及稍后承张謇先生嫡孙张绪武先生又给我一些珍贵书籍，我续有心得，两易其稿，“求证”的工作仍在继续，我目前的基本认识如下。
    2．1南通与西方同时代的城市比照
    一百多年前，西方大城市因工业革命急剧发展，工人生活状况日益低劣。为了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开始出现一些“工业慈善家”，试图改善工人的生活。例如，1816年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建立合作公社，1824年他与4个儿子及一些门徒，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从事建立新“协和村”〔NewHarmony〕的试验，后来彻底失败；1815年英国资本家TitusSalt始建Saltaire，1853年开工，1861年完成，西方城市规划家称之为“慈善家的住房建设”；1887年建日光港〔PortSunlight，〕以改进环境、提高工人生活。这些活动都与张謇时代接近或稍早。相应地，张謇也创办了一些慈善及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1906年建成育婴堂，1912年创建南通养老院，1913年建设南通医院〔后有部分免费〕，1914年开办济良所，1916年建残废院，等等。从这方面说，张謇有理想，有实践，也有成就。
    如果把张謇〔1853～1926〕与差不多同时期的近代城市规划先驱者英国人霍华德〔E．Howard，1850～1928〕相并论，两者有共同之点，即都是近代城市史的人物，都致力于城市发展、改善市民生活。霍氏经营“田园城市”，探索社会改革的道路；张謇经营南通，
进行系列的城市建设，探索地方自治途径，“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然而，他们有着不尽一致的背景，途径也不一致；从西方的城市建设中来看，自工业革命后，大生产兴起，人口、资本聚集于城市，居住环境质量却下降。霍氏等人努力求索，试图寻一条对未来城市理想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设计的途径，霍氏1898年著书称之为《明天———一条引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再版时改称〕《明日之田园城市》〕，后有评论者针对他书中的“社会性城市”〔SocialCities〕称：“那些长期居住在贫民窟的居民有了住宅，失业者有了工作做，没有土地的人有了住宅，长期受抑制的能量得有时机释放，所有这些情况到处出现了，重建现有的城市才真正地开始，是着眼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途径”⑨。
    城市问题最早出现在英国，对近代城市建设的探索，英国及西欧也先行一步。1909年英国就已有了“住房城镇规划法案”〔Housing，TownplanningAct〕，说明城市建设的规划思想、技术已有一定的基础。与西欧所称的“工业镇”〔Companytown〕及Howard的“田园城市”相比，张謇所经营的南通应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在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百多年的中国，在20世纪早期谋求现代化过程中才开始摸索城市建设。在思想上、历史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张謇建设的南通，与霍华德所经营的新城〔莱奇华斯Letchworth与韦林
Welwyn〕时间相假设，途径并不一致，在内容与规模上竟能互相媲美，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试将张謇的城市区域思想与西方城市规划史上的另一位先驱者盖迪斯〔P．Geddes，1854－1932〕比照研究。盖迪斯认为实现新技术时代的秩序需要将城市与乡村双重目标结合起来，提出要有“区域〔地区〕观念”〔regionalconcept〕，揭示“组合城市”〔Conurbation〕现象。盖氏倡导区域规划，以生物学与哲学思想为基础，但其成就多是思想与理论的建树，而张謇不仅基于中国情况，将城市建设与地区的发展综合思考，同时是建设实践家，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业绩。
    无论霍华德还是盖迪斯，都面对工业革命后大城市集聚发展带来的种种“城市病”问题，努力从大城市的疏解与区域发展的角度寻问题解决之道。考张謇足迹仅限于东瀛日本及汉城，并未去西欧〔尚不能说张謇对西方近代城市建设毫无所闻〕，其城市建设思想乃基于中国农耕社会，从村镇到城市发展综合思考，对分散的村镇与城市进行“整合”发展地区  10，可称其“南通模式”，是中国独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地区发展模型。
梦到被狗咬    2．2南通与同时期中国其它城市发展比照
    上海、天津等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它们是西方的市政策划者利用近代的
技术，通过中国人民的手兴造起来的，促进了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发展，有其历史作用，但不能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代表；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城市都是在帝国主义占领时建造的；唐山有了工业建设、铁路建设等，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上也可贵地先进行一步，但在城市建设上尚无工业、交通、居住等全面的经营，未形成完整的格局。
    这里需要提到张之洞。张之洞是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有影响的人物，他与张謇都是中国思想家型的实业家  11，他们各有千秋，近代城市史应当加以深入研究。例如，武汉早在1858年开商埠，1861年起英法等国筹建租界，1899年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后的18年时间内，实施“湖北新政”，取得了重大成就，如办现代民族工业，发展商业、对外贸易，创立相当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创办现代军队，兴建现代图书馆、报刊等文化事业等，正是张之洞的开创之功，使武汉在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大都市，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12。张之洞从事业面似乎更宽更广，在全国及湖北全省有其积极建树，但就城市建设及涉及的理论而言，相比之下，张謇的南通经营更具典型性与相对完整性。
呼和浩特公安局    把张謇所从事的建设事业分解开来，与同时期国内外城市建设大事单项相比，南通未必都是最早的，规模未必是最大的，更不一定有多少“之最”〔根据资料，通州师范学校、南
通博物苑—中国人自办之第一所博物馆、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纺织系列高校之第一、伶工学社，这些都当属全国第一等〕，重要的是一系列建设事业与设施能在一个地方有大致规划地、较为集中地建设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一个封建的县城开始过渡到现代城市〔并被称为“模范县”〕，不能不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通城市及其地区的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的整体性、关联性、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是其它城市难以比肩的，意义重大。以今日之眼光审视，其积极作用仍然颇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内核。
    综上所述前述“中国近代第一城”之论断可以从诸方面来理解：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城市史及世界城市史都应给予张謇这位先驱者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当然，比照前述西方的先驱者，张謇对后世的影响似有所不及，在中国近代城市史上亦着墨不多〔甚至在《张季子九录》中城市建设未列专录〕，在国外文献中仅略有报道，这是由于中国社会一般对城市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同时也是城市建设理论落后的表现，研究不够。
    3追溯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
张二丹
网上办理港澳通行证    追溯这段历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重新评价张謇的城建思想与功绩，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探讨其现实意义，即研究张謇所从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以及他在一系列城市建设实践上的“城市－地区”规划建设思想，探究其对中国城市建设道路的意义。
    3．1更为全面地、深层地分析与认识张謇
    我们规划专业工作者评论南通，首先肯定南通“一城三镇”之规划创造等等  13，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用西方“卫星城”理论来理解就不一定恰当。“一城三镇”是南通布局的特，是张謇根据工业交通的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包括在发展过程中因势利导的创造。从文献材料可以看出，张謇自己对南通具体的规划思想的表达似乎并不多，但其所行所为，从不自觉到较为自觉，有一个形成过程，并确有一定的思想在主宰。为解释此点，需对张謇作进一步更为全面的、深层次的分析与认识。
    ———爱国爱乡爱民的本
    这在他的一些传记中已有记录，前文也概括地作了些说明，张謇基于强国富民之志，状元“下海”；文中亦述及“舍身喂虎”，“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行年七十，不敢自暇逸”，其所行所为根植于诚挚的国家与吾土吾民之爱，溢于言表。
    ———“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张
    对此本文不作过多的讨论，这是历史学者予以评论的命题，但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在当时政治条件下，政府昏聩，军阀割据，南通能谋求“自治”于一方，干实事、以其成就使地方受益，不失为现实之措施。其作为全国的政治路线，谋求救国之道，当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南通的地方建设应该说是成功的。并且，“地方自治”的政治抱负追求的是“整体的社会改进”，尽管具有空想主义乌托邦的彩，但张謇却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身体力行，完成了不少事业，前述的南通城市建设种种亦属在这一宏大思想下的产物。
    ———多方面、多层面的建设路线
    张謇先生的建设思想是多方面的，他对经济社会有较为广泛的了解，例如他对棉、铁，从国际市场情况、当时中国社会能力与需要，作了种种的观察与思考，谋求发展之道；他对水利交通有相当的研究，有一度在政府任职，总管工商、水利等事务的经历，并亲自参与种种具体规划；他建议陇海路应通向南通〔他拟的路线是宿迁、淮阴、淮安、盐城、南通、崇明，对发展苏北意义极大，惜因政见之争未被采纳，直至今日这条路线仍被列入江苏省的规划之中〕；又如对开辟吴淞商埠的计划，主张先在长江口的吴淞口先创市政、工商业兴盛的地方建良港，兴商埠作为收回租界之先声，尤为难得抗日战争前上海市政府主事者吴铁城发展江湾新行政中心出于同一构思。以上说明他的思路之广阔与远见卓识，他
的城市规划，区域发展思想当属多系统多层面建设路线的产物。
    ———科学与人文精神
    张謇比较自觉地将城市文化、古代光辉的社会与伦理思想作为城市发展中重要导则，其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的底蕴随处可见。例如：他为公司取名“大生”、“阜生”、“资生”、“颐生”等，就意在《易经》“天地大德之日生”，张謇自己解释为“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之上之生活”  14。对于南通地区的发展源于《史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思想；他对公园情有独钟，“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  15等等，都闪现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光辉。因此，南通不仅是聚居的场所、生产的基地，更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场所。这与今天城市所追求的“宜人的人居环境”  16的创造，在理念、理想、理论上的原则相一致。
    在当时条件下，张謇能较为自觉地接受近代科学事物，注意当时的信息，其言“我之故，以人之新证通之，而故有用；中之事，以外之法干运之，而中有师”  17。20世纪初欧洲、日本出现的一些近代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思想，未必已经传到中国来〔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而张謇在他的日本之行70天的阅历，作了有心人的观察〔例如张謇《东游日记》记他观察到的“札幌街衢，广率七八丈，纵横相当。官廨学校，宏敞整洁。工
厂林立、廛市齐一，相见开拓人二十年之心力”，果然张謇本人之经营南通，作为开拓人也付出了二十多年之努力，成绩卓著〕。张謇有明确的技术路线，并依据“为我所用”的原则引进西方人才技术，建立中国自己的城乡，在实践中逐步酝酿，形成中国的近代的较为完整的规划思想；并声称重视规划、重视测绘，“建设之规划求其当，规划之测绘求其详，循序以进，当另具计划书商告国人，广求教益”  18，“要整理兴办地方事业，先要晓得地方面积多大，户门多少家，多少人，故要有一套完整的舆图，然后才能图上计划，哪儿放学堂，分划村区，开河道，疏通水……”  19，其难能可贵者，亦在此。
    ———哲学思想与方法论
    张謇规划建设思想的形成根植于他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他治学处事主张理论实践相结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  20，他留心有实用的学问，阅读书籍，旅行关心山川地势，两者融会相通，表达了一种探索者、创业者的精神，脚踏实地地结合南通的条件；但又不是局限于南通一地，思考南通，他高瞻远瞩地说道：“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21，“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  22。在20世纪之初的年
代里能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实为难得。
    上述诸方面说明：
    第一，张謇思想中的规划与建设是广义的规划建设观。在宏观上，包括从城市到区域发展、实业建设、文化建设〔从国家博物院的建议到南通博物苑的建设〕，关心研究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在微观上，他很重视建筑〔“謇兄弟于土木建作计划稍稍有知识”  23〕，保存古迹并关心工艺美术〔请工艺家名人到南通贫民工场传授徒弟〕，对园林植物有着特殊的个人兴趣……但是他的着眼点更在国计民生，改善环境，发展地区，实现社会理想，用以推进“整体的社会改进”，因此张謇的规划思想是根植于社会之规划〔与英人李提摩太谈话后所书“感言之设计”可说明〕。
    第二，张謇的规划设计灵魂在于毕生的艰苦探索、点滴酝酿、卓绝创造与心得体会的积累。后人评其为“另辟一条新路，完全从他的机敏、创造性和智慧几个方面得来的”、“先生成功的要素，是纯洁、创造性、远见和毅力……”  24。
    张謇并非地方官，他是一位有实力、有社会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阀重重矛盾的夹缝中求得苟安，全于一隅之地。办任何事都需要有一定的财力，在当时的条件下，当然更为困难，但张謇除了多方努力筹措外，一再以其所得进行捐献，甚至多次鬻书补贴公益，
德行更难能可贵。
    当然，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张謇也不例外。他属于那个历史时代，有他特殊的经历，但他能在那时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在家乡建设起“新世界的雏形”，而且成功了，被誉为是“中国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25，这非常了不起。正如胡适所说：“他独立地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全国”  26。用他自己的解释“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之上之生活……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等级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  27，感人至深。我还同意胡适的论断：“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这也是确切的，张謇本人及其子张孝假设先生也承认：“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张謇〕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发端，距离他的志愿抱负还远得很……”  28。
    正因为张謇先生作为整体的社会改进家，他的许多志愿难于一时完成，他是失败的伟大人物，世界上有多少理想家、实践家，何尝不是这样呢？但是无论如何张謇能将许多志愿
凝聚于一地、结晶在南通，从城市建设来说他是成功的，他是近代南通的奠基者，“南通模式”的创造者，中国城市建设道路的探求者，近代的南通就是他的丰碑，今天还屹立在那儿。
    3．2以更高的远见、创新和毅力，迎接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写至此，文章本可告一段落，但意犹未尽，我认为整理近代南通的历史和缔造者的业绩，很有现实意义。
    这里不免令人想到英国城市规划学者彼得·霍尔〔PeterHall〕在《城市文明》一书中所提出的“城市黄金时代”，作者在分析了公元前500年雅典直到20世纪的伦敦2500年间21个城市的例子后，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这些城市的发展中，各有其城市“黄金时代”，它从何而来？它们创造的火焰如何燃烧得如此特别，又如何一致？什么使得这些特定的城市在特定时间突然如此地具有创造性？又为什么这些精神之花只在几年、十几年或至多二十年就凋谢，突如其来又突然而逝  29。霍尔书中并未研究中国城市，借用他的分析与论断，对我们研究南通倒也有启发：近代南通城的建设高潮，恰好也只有一二十年，真也可以视为这个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条城市建设的路线形成不易，我们认识它也很不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我们才重新发现它的价值，这说明一条切合当时当地的城市发展路线的形成
是多么的困难，即使全面地理解它也并不容易，同时也启示我们对今天的城市发展要持多一份谨慎的态度。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我有幸被当时中央组织部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合办的市长、市委书记研讨班邀请作演讲，在多次演讲中，我每每引用中国古代“循吏”的光辉事迹，如白居易、苏东坡、范仲淹为政造福一方的业绩，来勉励今天的城市领导，这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但是，这些先贤的事迹毕竟距离我们远了些，而张謇与南通则是上个世纪的范例，看得见、摸得着。如果要讲困难，张謇的那个时代政治上混乱、经济上凋敝、经费上拮据，充满了困难，更何况张謇时代并无多少现成的城市规划理论可言。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南通模式”的创造、新南通城的建设说明，一个有创造性的规划建设，需要多么深的底蕴、何等的“远见、创新和毅力”。
    我们今天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有远远超过过去的国力，有城市化的要求，有各种案例的借鉴，应该说中国正面对历史上不曾有的机遇，正处于足以产生“城市黄金时代”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新的问题与挑战也是严峻的，城市化问题复杂难题很多。借鉴前贤探索的道路，我们应以更高之远见、更艰巨之创新与更坚强的毅力，面对实际问题，发挥新的具体的创造；不囿于某
些固定条条框框生搬硬套，不泥于世俗观念而东施效颦，“不唯上、不唯书”不随风。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热爱乡土、崇尚科学、发展经济、发扬文化，心中存着城乡亿万广阔众，不骄不躁、虚心学习、兢兢业业、步履笃实，我们就一定能逐步走出有中国和地方特的城市建设道路，完成我们新时代的庄严使命，铸造新的辉煌于世界城市建设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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