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中城市竞争力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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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笑男; 倪鹏飞
【期刊名称】《《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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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卷),期】2019(040)002
【总页数】8页(P57-64)
【关键词】城市竞争力; 耦合协调度; 相对指数; 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
【作 者】刘笑男; 倪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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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299.2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一）问题提出
自20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交通工具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这在促进城市之间联系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发展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问题已成为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探究多要素、多尺度的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作为新兴经济的领头羊，中国城市化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宏伟发展历程，1978—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58.52%，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上升至36 396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对全球1 000多个城市进行了竞争力排名，结果显示，中国进入前10强的城市有深圳，进入前50名的有深圳、香港、上海、广州、北京等10个城市，进入百强城市的数量有18名。中国的城市竞争力呈现出中心—外围模式，中心城市发展较为突出，其他城市发展失衡。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是当前提高中国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发力点。
（二）文献回顾
耦合协同理论最初源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提出来，并用于激光物理学领域[1]。更早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生物学领域提出的是一般系统论的概念。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耦合协同理论拓宽了研究领域，不断地从物理、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延伸至经济、社会科学领域，但国内外涉及耦合协调度的文献还比较少。廖重斌（1999）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建立了耦合协调度的评价分析模型，并根据城市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详细划分了3大层次、30种基本类型[2]，特别是关于耦合协调度等级类型的划分方法在不同学科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宋学峰等（2005）、赵旭等（2007）不同程度地建立了10个等级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分析了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城市化与生态文明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及驱动机制[3][4]。王瑜炜等（2014）评价分析了中国部分省级单元的信息化、工业化耦合协调发展程度[5]。唐晓华（2018）等从多行业、多区域领域构建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之间的动态耦合协调度，并基于优化的视角模拟未来产业耦合协调的发展趋势[6]。除研究城市的生态环境、旅游发展、城镇化水平之外，还有研究城市的信息化、工业化、制造业、服务业、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效率等，不断拓宽耦合协调度研究的主体、对象和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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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在国家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拓展到研究城市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入研究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内涵、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以及测度指标[7-9]。王桂新、沈建法（2002）和沈建法、倪鹏飞（2011）认为，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可以吸引和维持合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活动，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他们从经济、社会、环境、政府治理和全球联系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等计量方法，对中国城市竞争力进行了评估和分析[10][11]。倪鹏飞等（2001，2003，2006，2010，2013，2016，2017）经过多年的分析研究认为，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利用和转化自身资源要素和全球资源要素，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从而多快好省地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倪鹏飞还建立了城市竞争力的“弓弦箭”模型，弓弦是竞争力的软硬要素环境，箭是竞争力的产业，经济产出是竞争力的价值；在一个城市内部弓弦搭配（硬要素和软环境，投入）决定箭（产业，过程）进而决定价值和经济产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空间竞争与分工合作决定了每个节点城市的要素环境和产业价值，并且每个城市在全球体系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走向均衡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的相对竞争力[12-19]。
在对现有城市竞争力研究分析基础上，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建立
综合性的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同时，选取人口在50万人以上的中国大中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共选取了285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支撑整个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定量分析。第二，构建多指标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现有国内外研究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产业体系、基础设施、或者生态环境等单一解释性指标和城市发展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比较多，但涉及多个解释性指标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和城市竞争力关系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弥补了中国城市竞争力相关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提高我国城市竞争力在全球的地位提供了相应依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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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与指标数据
（一）衡量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所创造价值和获取的经济租金的规模、水平和增长。根据指标最小化原则，笔者使用经济密度（即地均GDP）来表示创造价值的效率和水平，而使用经济增量（即当年GDP与上一年GDP之差）来表示创造价值的规模和增速，最后合并这两个指标成为一个能够综合反映城市竞争力的指数，以此表示城市经济综合增长速度和综合经济效率，具体分别采用GDP连续5年的平均增量和地均GDP来测度。
借鉴倪鹏飞（2013）的理论框架，并借鉴宏观经济循环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笔者构建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决定模型如下：
GUCCi=F（FE、TI、IN、HR、LE、GC、LD）
城市竞争力的投入是指城市的要素与环境状况，包括科技创新、基础设施、金融服务、人力资本、全球联系、生活环境、当地需求。GUCCi是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金融服务（FE），科技创新（TI），基础设施（IN），人力资本（HR），生活环境（LE），全球联系（GC），当地需求（LD），根据《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以及中国城市的特征，笔者构建了城市竞争力具体指标体系，详见表1。
（二）城市竞争力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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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量的协调耦合度：
表1 中国城市竞争力解释变量指标体系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金融服务FE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生活环境LEPM2.5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犯罪率科技创新TI专利申请数 国际知名度人力资本HR劳动力人口数量（15-59岁） 全球联系GC跨国公司联系度基础设施I
N宽带用户量 当地需求LD总的可支配收入
其中，gi（x）表示第i个变量的数值，Eν表示n个变量之间的协调度，αi表示赋予第i个变量的权重，G表示n个变量之间耦合协调度。耦合度E只反映耦合总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强度。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系统间耦合度高，并不意味着耦合协调度就一定高，但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系统间耦合会较强。
样本的广泛性和典型性，关系到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价值，笔者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5年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选择城市超过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样本，结合中国城市情况，在中国共选择285个样本城市。这285个城市包括直辖市和各省的地级城市，从空间分布上看包括6个区域的城市，具体包括30个环渤海湾城市、55个东南沿海城市、80个中部城市、47个西南城市、39个西北城市和34个东北城市。这285个样本城市代表了中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状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城市口径使用的是大都市区（MSA）口径，并且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中国城市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图及散点图分析
构建中国样本城市关于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生活环境、人力资本、全球联系、当地需求这7个解释性指标间的耦合协调度如图1所示的核密度图，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并不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左偏现象，这说明中国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分化的情况，耦合协调度处于中低水平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多，同时，耦合协调度高的城市数量则比较少，大部分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尚有优化空间。具体来看，中国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427，中位数为0.405，方差为0.012，变异系数则是0.254，有185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低于均值水平，占全部样本城市的64.9%。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及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耦合协调度排名前20强的其他城市分别是北京、深圳、广州、重庆、成都、天津、南京、杭州、武汉、苏州、西安、哈尔滨、沈阳、厦门、大连、青岛、济南、东莞、佛山。其中，前20强的耦合协调度中分布于东南的城市有9个，环渤海湾的有4个城市，东北、西南的区域分别有3个、2个城市，西北和中部的区域均只有1个城市，中国城市耦合协调度高低分布的不平衡现象相对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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