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人事》看莫言作品的历史性意义
2019.8
·学术
王梦琪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莫言通过追忆历史重建了现代民族与国家的想象，他的《檀香刑》《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作品，所描写的范围涉及义和团、抗日战争、和合作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所以要研究莫言的文学必须将其置于一个连续、
完整的文学谱系之中，跳出孤立的文本，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维度上，对其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的、政治的、人性的、乡土的文化作出评判。莫言的新作《故乡人事》，只看名字就能够知道小说的三个侧重点是故乡、故乡的人和人做的事，所以笔者也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寻莫言的小说与前人所留或一脉相承、
或不拘一格之处。关键词：莫言新作
历史意义
一边绿一边红
乡土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9)08-0078-03DOI:10.13525/jki.bclt.201908026
作者简介：王梦琪（1989—），山东博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故乡人事》看莫言作品的历史性意义
◆文艺评论
健康食品2019年8月语文教学通讯
Aug.,2019第1058卷
第8期
Bulleti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小学教师个人工作计划
Vol.1058No.8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各界热议，评论、批评铺天盖地袭来，狂欢之余，学界总把莫言的小说创作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美国乡土作家福克纳联系在一起，但莫言曾说过他读福克纳的作
品“顶多10万字”
[1]
。莫言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鲁迅对他的深刻影响，在谈到《铸剑》时，他说：“《铸剑》里的黑衣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将其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觉得那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的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这篇小说太丰富了，它所包含的东西，
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2]（P.194）
由此看来，与其将莫言作为福克
纳的被影响者，倒不如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来对待更为合理。
一、故乡：乡土文学的继承与转变
鲁迅开中国乡土文学之先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其小说集《呐喊》中，一半以上的作品是以乡村为题材的，《阿Q 正传》《药》《风波》《孔乙己》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当然，鲁迅之所以被认定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不仅仅在于他是最早将某个特定区域作为书写对象的作家，更在于他在乡土文学中植入了国民性批判这样深刻的思考，从而开启了启蒙主义的思潮。在莫言的许多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传承，如《透明的红萝卜》中发生在厚重泥土中的爱情故事，《天堂蒜薹之歌》中那些懦弱、矛盾、复杂、阴鸷的人性，都为逐渐销声匿迹的乡土文学注入了一股新生的精神力量。
此外，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坚持文化守成主义的乡土文学则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另一条传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个充满奇幻与浪漫彩的神奇国度，
在这里，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得到了理想化的升华，杀人、抢劫、、打架，都被诗化为生命力的矫健与刚强。沈从文和莫言的作
品都被看作中华民族的寓言。
[3]
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一鲜血淋漓、热气腾腾的底层农民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不断淬炼着生命的光华，最终成为支撑社会的脊梁，“他们最英雄好汉，最，最能喝酒，最能爱”就是最好的诠释；《丰乳肥臀》将对生命的无条件的崇敬和礼赞表达得尤为明晰透彻。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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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土地作为中国人的信仰，承载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对生命本真的的执著，“莫言的作品让人感动，是因为它们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本质的东西，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契合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3]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也是因为对生命的崇敬早已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信念。
与继承相比更多的是转变。莫言的创作距鲁迅、沈从文已有7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现代主义已经拉下帷幕，后现代主义兴起并蓬勃发展，更多、更新的方式与技巧不断充实着莫言的作品，魔幻性、狂欢化成为了莫言小说的关键词，莫言作品中，文体的自觉、叙事技巧的运用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在莫言的新作《故乡人事》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首先是叙事时间技巧的运用。在第一篇《地主的眼神》中，小说四部分在时间的安排上分别是过去、现在、过去、现在，类似于电影中的闪回，这种跳跃式的叙述时间模式，也将过去与现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此模式中，小说的最后一句“叔，我爹与我爷爷一样”所引发出的时间与社会的发展与滞后、固化的人性之间的矛盾也格外令人深思。其次是对乡村抽象、模糊化的描写。在《斗士》与《左镰》中已经几乎没有了对乡村环境的描写，而是将整个乡村抽象为几个人物，摆脱了“高大全”的传统叙事方式，从某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来看世界，类似于《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用小孩子的视角来观看成人的世界，与之不同的如《斗士》中的武功，他的视角是不断成长的。最后是对“归乡人”或“外来人”模式的运用。在鲁迅的小说如《故乡》《祝福》中，也
有外来人的情节，但都是外来人与故乡人、外界信息与内部信息的冲突和矛盾，而在《故乡人事》中则是，外来人为故乡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变化，或是故乡人可以从外来者处汲取外界新鲜的经验，如《地主的眼神》中的“我”作为一个“还乡者”帮助孙来雨承包土地，《左镰》中故乡人对于外来者铁匠老韩及其两个徒弟的态度，都充分显示着两者“归乡”模式的区别。
二、故乡的人：人性开掘的深化与转型
土地之下是莫言最真诚的写作，也是“我”的真情流露。“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4]莫言这样说。他将这里的“血”与“魂”熔炼成最质朴，最纯澈，最手舞足蹈、喋喋不休而又最隐秘的话语，浑然天成的风格自成一派。即使是在发掘小说的最深刻意义时，他依然气定神闲，真正达到了文学审美意义上的松弛。莫言始终坚持“贴着人写”的人物塑造原则，他笔下的人物都以历史或现实中的人物原型为基础，进行了更具有生命灵性也更富艺术化的再创造。在《地主的眼神》中，莫言将最沉重的情感放在了三处对话中，“叔，你离家这么多年，还记得咱村里有多少亩地？”“别的忘了，这个忘不了。”“我好捣弄机器，喜欢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俺爷爷就爱土地，这大概也是遗传吧。”把最深刻的情感放置于最直白的对话中，没有因强行实现抵达或阐释而产生的焦虑，也不会被表达够不够分量牵涉情绪。小说以葬礼开始，也以葬礼结束，这场“高密东北乡最豪华的葬礼”，也是小说最后的情感升华，在“就像对着仇人的坟墓挥舞拳头”的荒诞和无意义中，是莫言对一代
人的哀婉吊唁。
1光年等于多少年
以国民性批判为主的启蒙，一直是鲁迅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最宝贵的思想财富。在鲁迅的世界里，底层人物是悲苦无助的，他们往往沉默寡言，悄悄地陷入死亡的圈套；知识分子是迷茫的、软弱的，权势者是专横和冷漠的，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沉闷到极致的冷调。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甚至连隐含作者也是苦闷、悲观甚至绝望的。进入莫言的世界，同样悲苦的底层人物是自助和无助的，即使在死亡的终极命运面前，他们也不会消停片刻，而是喋喋不休、口无遮拦地诉说着；权势者虽然炙手可热，但是在常识面前显得那样滑稽可笑；整个世界是喧嚣热闹的，充满神秘和奇迹。拿鲁迅的作品《药》与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作比照，同样是写杀头示众的故事，《药》集中刻画的是华老栓夫妇为儿子购买人血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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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从而反映出农村依然浓重的封建思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麻木情感；在莫言的《檀香刑》中，不但要杀头，而且要用更残酷的刑罚，比如说杀掉那个当地义和团的首领，其实更是一种对乡村秩序的维护。对鲁迅而言，他对农村和农民的书写是一种站在高处的俯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是这种状态的最有力证明；而莫言则坚持“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小说伦理与写作视角，《天堂蒜薹之歌》中
首屈一指的动物四叔这一人物确有其事，不仅使小说的批判性与反思性更为深刻，这种将自己视同老百姓的“平民意识”，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心态的反省。[5]
莫言笔下关于人性的叙述，脱离了传统意义上“善恶终有报”的规则，呈现出一种矛盾化、中立化的趋势。这在其《故乡人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首先是《地主的眼神》中“我”对地主孙敬贤的态度呈现出鲜明的矛盾化：“我承认，我对这个具有超高割麦技艺的老地主没有丝毫好感，但我对他无端挨打又充满同情，我对专横跋扈的贫协主任充满反感，但又对他惩治老地主感到几分快意。”他把这种矛盾归结为“历史的误会”，其实是“一大二公”时期一种悖论的完整体现——
—社会制度的进步与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当时为发展工业而从农民身上“汲取”的太多，据统计，当时农民能够保留的粮食仅仅是收成的四分之一，所以在莫言的笔下，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当政者，都有一种矛盾的情绪。在小说《斗士》中，莫言更是模糊了善与恶的概念，武功将命贱、出身不好、相貌招人恶等不利条件都转化为他的“法宝”，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当下社会中许多问题的投射，“与其苛责历史，不如观照现实”在武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三、鲁迅与莫言：关于比较的一点思考
关于鲁迅与莫言的比较，也引发了笔者的一点思考，即“应不应该”和“有无必要”。今天的莫言与当年的鲁迅和沈从文相比有着巨大的语言技巧的优势，借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莫言的语言属于前启蒙语
言，它来自于民间狂放的、恣肆的、自由的传统，
前辈们在白话文创作初期感触到的语言的窘境对于莫言而言已经不复存在。《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时期，莫言有了近20年中国特殊的苦难时期底层人民的生活积累之后，火山喷发一样的作品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从《蝗虫》开始，粗卑低俗的谩骂、发泄、癫狂的语言书写充斥了他的作品，其作品确实显得臃肿不堪。如果一定要把鲁迅和莫言放在同一个层面来比较，对于莫言是不公道的，因为从时代来说，莫言不具备鲁迅所处的缔造文学天才的时代，所以把他放在一个文学天才的平台上来比较，笔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中提及刘勰的《文心雕龙》时，说我们要联系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将《文心雕龙》纳入到刘勰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纳入到刘勰所处的时代来研究。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曾说：“Most of history is guessing and the rest is prejudice.”（大部分的历史是猜测，剩下的部分是偏见。）韦勒克也说：“想象性的历史重建，与实际形成过去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指向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所以是否有必要将鲁迅与莫言进行比较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用人们的理想去苛责历史，同样也不应该拿前人之功来要求莫言，虽然作家应该承载写作以外的公共担当，但其作品只要对当下有真实的拷问，对未来有理性的启示就已经足够了。
参考文献：
［1］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N］.文艺报,1987-01-10,1987-01-17.
［2］《南方周末》.说吧，莫言［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
［3］高旭东，孙郁，马海良，等.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J］.山东社会科学,2013(2).
回顾2022一句话金句
［4］莫言.超越故乡［J］.名作欣赏,2013(1).
［5］张清华.叙述的极限——
—论莫言［J］.当代作家评论,2003 (2).
（编辑：李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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