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_蛙_的书信体叙事
一
莫言是一个文体意识相当清醒和自觉的作家。他曾
说：“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
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
声音。”[1]
这种追求不仅是莫言面向未来的梦想，
也是他过往创作实践的真实写照。自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以来，莫言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文体或曰语言上的突破。2009年底，
莫言推出长篇新作《蛙》，大胆采用书信体这种似乎早已没落的叙事方式，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其文体意识的独特性。当然，文体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某种叙事文体的选择，既可能是时代风气使然，也可能是某种特定的个人书写策略所致。在一个书信体小说早已风光不再的年代，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再次采用，自然很难说是时代要求的结果，而只能理解为某种个人化的书写策略。要理解《蛙》采用书信体叙事的策略性，得从其特定的叙事目的说起。《蛙》涉及中国六十余年的生育政治史，这无疑
有着相当的敏感性。面对有关如何处理这种“敏感性”的追问，莫言的回答是，“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也就是说，《蛙》的叙事目的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2]。以计划生育事件为背景表现人性，表现人的灵魂，固然是小说的叙事目的，但如何在表现人性和人的灵魂的同时，又不掉入制度臧否的陷阱之中，在实际的叙事操作中却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当代中国，人们对计生问题的态度，始终在政治理性上的拥护和自然情感上的抗拒之间徘徊。作为小说，太过强调自然情感的一面，必然会否定计生政策本身。而太过强调政治理性，则会丧失小说应有的人性温度。这种进退维谷的写作困境，考验着莫言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叙事智慧。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向以“快手”著称的莫言，在《蛙》的写作上却拖了七年之久。而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结构没有想好”。莫言说，《蛙》原来的结构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
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觉得“太复杂了”，“给阅读带来障
碍”，直到最终改用“书信体”这种“朴素的”叙述方式，小说才得以很快完成[3]。这说明对《蛙》的叙事目的来说，书信体几乎就是一种命定的形式。那么，究竟是书信体的哪些特点使它最适合完成《蛙》的叙事目的呢？首先是因为它的“朴素性”。与技巧繁杂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相比，产生和流行于现代小说初兴期的书信体小说，要显得简单和朴素得多。它既便于掌握，也易于接受。只要会写信，就可以七夕情人节是哪一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１８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现代性”与百年中国文学潮流研究（０８Ａ０２０）
作者简介：刘郁琪（１９７７－），男，湖南邵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叙事理论与现当代文学影视叙事研究。
莫言小说《蛙》的书信体叙事
刘郁琪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书信体叙事是莫言小说《蛙》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书信体的朴素性、私密性和自由性，有利于小说实现
以计划生育事件为背景来表现人性和人的灵魂，同时又不对计生制度本身的功过是非予以简单评价的叙事目的。为更好地完成这一目的，《蛙》还对传统的书信体叙事进行了改造，创造了一种式的内外嵌套型双书信结构和主人公和写信人相分离的叙述模式。这种改造所导致的戏剧化效果，一方面为小说的跨文体叙事做好了铺垫，另一方面也使得小说的感染力和小说人物应有的心理深度被大为削弱。
关键词：《蛙》；书信体；叙事；跨文体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５８９（２０１０）２０—０１８５—０４
帽子的英文单词
☆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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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只要能读信，就可以读小说。莫言早年的小说以及《蛙》最初的结构设想，走的显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式的繁复华丽路线。但这种对莫言以往小说非常适合的“复杂”的叙述方式，却可能给《蛙》造成“阅读障碍”。因为过于繁复华丽的技巧，除了可能引致不必要的阅读困难之外，还极有可能模糊甚至扭曲作者的叙事意图，从而引起让人百口莫辩的价值偏差。而在现有的书信体框架中，作者的叙事意图尤其是对于生育政治的价值态度不仅非常清楚，而且不存在任何被“误读”的可能空间。
私密性也是《蛙》采用书信体叙事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受书信私密性的影响，传统的书信体小说大多以非常私密的性爱作为叙事对象。比如，18世纪欧洲三部最流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新爱洛伊丝》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就“都以性爱这一最为敏感的隐私问题作为探索的主题，建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4]正是这种私密性，为《蛙》对生育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种私人而非公众讨论的氛围：讨论的虽然是属于公共领域的生育问题，却不是对它的公开检讨，而仅仅是亲密朋友之间的个人交流。这种公共话题的私密化表达，无形中为小说可能出现的价值偏差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即便有什么尖锐意见，也仅仅是对公共问题的私人性意见，不必过度解读。
《蛙》必须采用书信体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书信体叙事方式本身的自由性。这种自由，不仅体现为写信人可以随意地袒露自己的内心，而且体现为叙述者可以自然地进行叙述干预。所谓叙述者干预，是指叙述者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小说写作本身所进行的直接议论和评价。这种干预在以“显示”为目标的现代小说中并不明显，但在以“讲述”为特点的古典小说中却表现得特别普遍和突出[5]。作为一种古典小说体式，书信体的叙述者随时打断故事进程，直接发表他对所叙述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和评价，丝毫不会破坏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书信中跟写信对象进行意见和看法的交流本来就是非常自然之事。正是借助书信体的这种特点，《蛙》的叙述者对“我”、“我姑姑”以及小狮子内心深处情与理的矛盾，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完整清晰的揭示，既让人感受到了生育制度的人性缺失，同时又没有否定其历史合理性。
二
如果说，莫言《蛙》对传统书信体叙事的大胆采用，是为了完成其特定叙事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那么，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叙事目的，他还对传统书信体叙事进行了更为大胆的策略性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文体形式上的。传统书信小说的体式，可按数量分为“单体式”（单封信组成）、“多体式”（多封信组成），也可按往复情况分出“独白式”（有去无回）、“对话式”（有去有回）、“多声式”（多人互写互回）。另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内外嵌套式”——
—
除了正文的书信内容之外，还在正文之前和之后由叙述者对书信的来历以及相关事情进行交代和补充说明。这相当于在书信叙述的内层情节之外包裹了一层外壳式情节，从而形成一种“内外嵌套”的双重叙事结构[6]。
《蛙》的体式与上面所列的每一种都有相似之处，但又
不完全相同。它由五封信组成，表面看应该是“多体式”，但这五封信讲述的却是一个完全可以用一封信就可讲完的故事。因此，这与其说是五封信，不如说是将一封信的内容分成了分成了五次来写。在此意义上，它又是“单体式”的。《蛙》中只有“我”写给日本友人的信，而无日本友人的回信，因此应该是“独白式”的。但又与传统“独白式”中仅仅响彻着写信者一个人的声音不同，《蛙》中除了写信人的声音之外，其他各人物都经常能借着自由间接引语方式发声，形成一种“对话”甚至是“多声”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蛙》也显然具有“内外嵌套式”的形式，但又与传统的“内外嵌套式”有着明显差别：第一，传统中的“外层叙事”，作为对内层叙事的补充性说明、议论，仅出现在整个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而《蛙》中的外层叙事则在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有出现；第二，《蛙》的所有外层叙事本身均以书信形式出现，而在传统中它主要表现为编辑体。因此，整个小说所呈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内外嵌套型的双书信结构”。这与当今互联网时代“正文加附件”形式的非常类似：内层叙事也即有关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相当于的附件内容；外层叙事也即“我”如何收集写作姑姑故事的故事，则相当于的正文。
莫言对书信小说体式的这种改造，使得叙述者的声音得到了更为自由地进行叙述干预的空间。尽管在书信体小说中，叙述者打断故事进程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自由干预而不会破坏小说的真实感，但过多的议论、解释和说明还是会让现代读者觉得啰嗦唠叨。作为一个深具时代感的作家，莫言不可能完全无视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但正如前所述，莫言借用书信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利用这种可以自由叙述干预的权力，以便更深刻地挖掘人性并有效地规避政治风险。这也就是说，莫言一方面想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叙述干预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故事进程中叙述者的干预。这看似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但通过对书信小说体式的改造，这一悖论却被轻易化解了。因为在《蛙》这种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书信和外层书信其实分别构成了两个序列的故事。内层故事篇幅较大，构成整个小说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信息，外层故事篇幅不长，主要是对内层故事内容和写作过程的一些一些说明、解释和介绍，具有元叙事的特点。这样，叙述者的干预就可以在内层故事中尽量隐退，而在外层故事中大量出场。由于外层叙事本来就具有元叙事的特点，因此相比在故事中的议论，在这里显得更为合法和自由自在。
《蛙》对书信叙事的另一大改造，是写信人与主人公的分离。传统的书信体叙事中，写信人与主人公基本上是同一的，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如《帕梅拉》，如《新爱洛伊丝》等。由于主人公就是写信人自己，因此写信人所要极力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所要极力袒露的也就是他个人的内心，周围其他的人事就很难发展成独立的故事线索，而仅仅以碎片的方式构成主人公故事的点缀和其内心情
绪的外化，这使得小说带有浓厚主观抒情气质的同时也会显得相对单调和枯燥。与传统的书信体小说不同，《蛙》中的书信从一开始就是对别人的故事的讲述，是剧作家蝌蚪“我”用书信的方式向日本友人讲述“我姑姑”这一乡村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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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医生的传奇故事。由于是“我”来讲述“我姑姑”的故事，而“我”又是姑姑故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在姑姑故事的展开中就必然要提及和讲述“我”的故事。这就使得小说在主人公故事之外又获得了另一条故事线索，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性。
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写信人同时也是叙述者的身份就值得特别注意了。小说中，与故事人物“我”的身份有一个从乡村儿童到体制内知识分子再到体制外的归乡游子的变迁不同，作为叙述者和写信人的“我”始终是以剧作家蝌蚪——
—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这一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写信人或者说叙述者的声音有可能同时具备两大特点：一是理性地看待历史的能力，二是人性地进行行为反思的能力。正是由于具有从人性角度进行反思的能力，“我”对自己灵魂深处卑微的一面有着坦率的交代，对姑姑和小狮子内心深处的忏悔和痛苦有着同情的理解。又因为“我”具有理性看待历史的能力，因此可以超然地看待姑姑和小狮子的忏悔，也可以超然地审视其他人物的命运，因此在姑姑表示忏悔时，总是跳出来通过“我”的介入
性评论张扬历史逻辑本身，强调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叙述着或者说写信人声音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既肯定了姑姑等人身上忏悔的人性内涵，又巧妙地将其停留在具体个人范畴而不滑向制度否定的精神轨道，从而完美地实现既揭示生育政治背后的深层人性纠葛，又不否定生育制度本身的叙事目的。
三
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除了有利于规避政治风险，有效传达作者思想意图之外，还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戏剧化与跨文体叙事。《蛙》的跨文体叙事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小说的最后，出现了一部名为《蛙》的“话剧”。表面看来，这显得特别突兀，其实不然。因为在《蛙》这种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叙事仅仅相当于的附件。而作为附件，其形式自然可以多样化，只要是与姑姑有关的材料，哪怕是诗歌、散文、小说、日记、便条、笔记等都未尝不可。因此在最后一封信中嵌入一部话剧丝毫不会影响整个信的真实性，也不会产生不协调之感。这也就是说，莫言对书信叙事结构体式的改造，早已为小说最后一部分的跨文体叙事提供了可能和空间。
即便就文体风格而言，最后一部分的“戏剧”也并不显得突如其来。因为主人公与叙述者的分离，使得前面几封信的主导内容的心理性质和主观性质大为降低，变得日益客观和“戏剧化”。由于“我”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此有关主人公和相关人物的主要经历和内心世界，只能通过让他们自己说话、“我”来转
述的方式予以表达。这使得文本中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通篇都充满对话性。试看母亲下葬后“我”与父亲的一段话：
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叹息着说，也不知道该怨谁。
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我说，她也没做错什么。
我也没有怨她，父亲说，这是命。
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我说，国家的各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父亲说，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
着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
是亲堂妹妹。
类似这种以“某某说”为标志的自由直接引语，在小说
中比比皆是。而这种主要以人物语言动作来表现人物推进
故事的方法，无疑与戏剧尤其是话剧的表现方式具有本质
上的相通性。这种场面，可以很容易就将之转换为“戏剧”
而丝毫不影响意思的完整性：
父亲（叹息着说）：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
了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该怨谁。
蝌蚪：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她也没做错什么。
父亲：我也没有怨她，这是命。
蝌蚪：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国家的各
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父亲：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着
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
亲堂妹妹。
也就是说，若把前面部分中大量出现的“我说”、“父亲
说”、“姑姑说”等自由直接引语符号词删掉，并改为戏剧化
的“我：……”、“父亲：……”，就变成了小说最后一部分
那样的“话剧”。反之，如果将最后一部分的话剧中的“我：……”、“父亲：……”变成自由直接引语，那它与前面
四个部分的风格也并无什么不同。因此，尽管最后一部分
的“话剧”与前面四个部分在表面上有很大区别，在内在风
口琴曲貌上却是融洽一致的。
当然，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也并非完全
没有弊端。书信体叙事从其诞生开始，就一直面临着各种
非议。安娜·巴包德在其《理查逊生平》中对书信体叙事的
缺陷有过很好地总结，“这种方法因缺少叙述者，带来了戏
剧创作中人们熟知的很大不便；作者无计可施，只好个
很无趣的心腹来听叙述。它迫使一个人讲述他或许绝不会
讲的事情；有时不得不重复谦逊美德本该掩饰的赞扬；为
了复述长篇对话，只好假定某种超长的记忆力。”[7]安娜·巴
包德针对的是理查逊那种写信人就是主人公的小说，文中
主人公除了自己之外，对其他人物只能从言语动作上予以
稀奇古怪的植物外察，因此说它缺少叙述者并带有戏剧创作中的那种不
便。莫言的《蛙》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叙述者自然加油稿运动会100字
已经不缺少了，但戏剧创作的那种不便依然存在，而且使
得依靠言语和对话来表现人物推动故事的戏剧性更为明
显了。叙述者不仅需要某种超长的记忆力来复述长篇对
话，而且必须在一个虚拟的听众面前滔滔不绝的讲述另外
一个人长达一生的故事，简直就像“话痨”。
主人公和写信人的分离所带来的“戏剧性”的增强，还
使得小说的感染力和小说人物应有的心理深度被大为削
弱。比如说姑姑，尽管莫言主观上很想将其塑造成他笔下以
前那些充满强悍生命力并光彩照人的女性，却始终是所谓扁
平而非圆形人物，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她一生的性格，不仅
长期固定不变，而且基质非常单一；退休之后有过一点变化，
却缺少必要的铺垫，显得异常突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写
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姑姑作为主人公丧失了全面直接展
示内心世界的机会，她只能依靠戏剧性的“对话和行动”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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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算机大学校园里，和谐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和谐的师生关系与和谐的同学关系。师生和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前提和教育教学获得成功的保证，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根本。和谐的同学关系要求同学之间友好相处，相互关爱，互相帮助，共同感受和谐校园的温馨，这是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
学生会是参与学校管理、校园建设和提高学风、校风建设的重要基层组织，是实现高校教育质量和目标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学生会作为大学生的众组织，是沟通老师、学生的桥梁和纽带，在和谐的人际关系建设中不可替代。大学生党员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决定他们在学生会中的突出地位和活跃程度。
在南通大学的校学生会中，大学生党员上传下达，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大学生党员将学生对老师的建议通过学生会向老师反映，将老师的要求传达到学生当中并认真贯彻。他们组织“师生拔河比赛”、“迎国庆师生大合唱”等活动，提供师生课外沟通的机会，弱化距离感，增进感情。此外，大学生党员主动关心学习上、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及时向院系反馈他们的情况，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常组织和主办男女生出游、看电影等活动，加强
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他们的努力积极有效地推动了和谐人际关系的建设。
总之，高校和谐校园的建设重点在学生，生力军和可靠力量是大学生党员。通过大学生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引领广大学生投身到和谐校园的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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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而“当人物的心理世界完全被戏剧性的动作化处理所湮没”之后，“那种迂回曲折的精神挣扎、似断实连的心理逻辑、入木三分的性格刻画、峰回路转的情感历程，欲说还休的生命况味消失了。人们从中无法获得思想，只能‘看’到喋喋不休的‘台词’、走马灯式的动作、支离破碎的人物、浮光掠影的造型和又臭又长的篇幅。”黄发有的这段话说的虽不是《蛙》，却俨然是《蛙》的生动写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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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pistolary Narration of Mo Yan’s Novel Frog
LIU YU-q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411201，China）A
bstract：Epistolary narration i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Mo Yan’s novel Frog The simplicity，privacy and freedom of epistolary is conducive to implement the novel’s narrative purposes that express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human soul through family planning events but not evaluate simply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tself.To better accomplish this purpose，the novel also modified the traditional epistolary narration.It created a narrative mode that double letters nested each other inside and outside as same as e-mail and that the hero was separated from the writer.The dramatic effect caused by this transformation prepared the way to the cross-style narration，but also weakened greatly the novel's infectant power and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depth.
Key words:frog;epistolary;narrate;cross-style（责任编辑/郭伟）!!!!!!!!!!!!!!!!!!!!!!!!!!!!!!!!!!!!!!!!!!!!!!
（责任编辑/李璐瑶）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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