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匮乏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_从莫言的_蛙_谈起
莫言是批评家信赖的当代作家之一。所谓信赖即其作品基本上代表了时代创作里可能达到的高度，对其期待即是对时代创作的最高水平的期待，它不仅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创造了大量的评论话题。除了莫言，还有王安忆、阎连科、苏童、余华、张炜等几位重要作家，批评界对他们的期待交织着对时代思想的表达欲望。思想在目前的批评话语里是最关键的有关考量长篇小说的标尺。《生死疲劳》《秦腔》《兄弟》《刺猬歌》《笨花》《启蒙时代》《额尔古纳河右岸》《风雅颂》《河岸》《一句顶一万句》《水在时间之下》等，这几部长篇算是新世纪以来相对有思想容量的长篇，它们体现出作家对于思想的追求。在另一面的话语里是批评家们从各个角度来跟作家合谋，参与思想的表达。双方恰都流露出对思想的焦虑，作家的焦虑可以托付给故事来消解，批评家的焦虑只能上升到对文学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些催生了当下对于长篇小说的热望，一面是当代最有实力的作家一次又一次地向几十万字的体量冲刺，一面是批评家欲说还休的话语疲软状态。这不仅仅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里的问题，也不是树立当代文学文本经典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当代文学最大的问题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于思想匮乏用文学来打量自晚清民国以来的时代与思想，不难发
现好的文学作品的诞生背后必定有时代的思想支撑，一个时代总要有那么几个人能对这个时代有清晰的认识。否则没有思想根基的“众声喧哗”是无法发出声音的，结果只能是互相消耗。
一
陈思和教授提出20世纪文学上的“共名与无名”[1]，他提出这个理论最早是为“探讨90年代的大陆小说现象”，指出从1989年开始，中国文学结束从1937—1989的漫长的共名时期，进入无名。在这篇文章里，他对无名时期的探讨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他在开篇里解释的：“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在共名状态下，知识分子对社会履行的责任显得比较重大，而无名状态下相对要轻一些。”另外一个层次是他在分析90年代的：“9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也处于一个传统价值失范，共名现象瓦解，知识分子个人性因素尚不强盛，市场经济又刺激起大众通俗文化等等尴尬局面，对于这种状态
[收稿日期]2010-12-06
[基金项目]复旦大学重点学科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李一（1984-），女，山西忻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022虎年创意词>教师节贺卡上的祝福语
思想匮乏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
—从莫言的《蛙》谈起李
一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文学创作似乎就在往某个绝境里走去，这个境地在新世纪
的文学作品里，更加显得逼仄难熬。2009年底当代最优秀作家之一的莫言推出长篇小说《蛙》，这部小说着实暴露了作家对于时代理解上的问题。透过文学创作如何来表达对于时代的思考，如何用文学来守护当代人的心灵？
时代不应该放着优秀的头脑去设法为灵魂的折磨寻解脱，相反，应该背负痛苦迎风
而上，去把痛处生生撕开，为人类担当。有力的笔触要靠昂扬的生命元气来创造横扫乾坤的人格能量。
[关键词]90年代；思想匮乏；文学创作；《蛙》；时代；新世纪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11）01-0062-04
第1期
下的文学总体价值，理论界似乎也变得难以把握。”两个层次实际上流露出他对无名时代的理想寄寓，对比“30年代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既认识到个体价值的渺小，又拒绝时代共名的制约之间，走向了另一种文化价值取向——
—即民间的文化立场。他们走向世俗，走向庙堂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广场’文化以外的文化世界，在自生自在的民间文化形态中寻新的立场”，他是在为90年代的文学可能性开拓路径。共名和无名在他那里首先指的是主题。如果继续对比陈思和教授指出的1927—1937年蔚为大观的文学时期，那么研究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就不得不提及思想问题。分析共名的原因时，文章拟出三点：“知识分子为社会进步设计的思想方案（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自外界的刺激（比如抗战）；国家权力的政策制定。”以上三点其实最根本的是第一点，那就是时代的“共业”，其前提是认识时代。
90年代以来关键词是“涣散”。“知识分子面对的始终是这样两种‘共名’：要么是知识分子自己建构起来克拉恋人最后结局
的共名；要么是权力者构筑起来的共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几年里，知识分子一直力图从后一种共名状态中摆脱出来，恢复前一种共名状态。由于这种努力与当时社会改革的节奏相吻合，两种共名状态一度出现过蜜月相融的好岁月，直到80年代的最后一年，才出现了不谐之声。”整个90年代其实充满了思考的声音和行动，比如人文精神大讨论、《废都》事件等。“共业”是共名时代的思想根基，可是即便到无名时代，知识分子仍然是需要一个“共业”的。事实上，任何时代都有“共业”。从这点来说，无名时代与共名时代是相通的。无名是在共名基础上的无名。
回顾90年代，中国几乎是迅速地触及到生活方式的改变。最先对这个改变有体验的正是卫慧、棉棉甚至木子美这些都市里的年轻女子，从五四新文学开始，当青年人要表达自己的反抗时，姿态就是过激，此时先锋的形式探索已经不能满足青春的书写了，配合市场的推动，她们瞬间红起来。这意味着，年轻一代在这个时间点上以这样的方式宣告她们的存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定这不是一个坏的开始。除了这个让人头疼的开始之外，对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还很关键的是，他们中很多人的出身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有关这一点，笔者将另写文章。90年代的文坛主流是从80年代的“知青文学”中成长起来的王安忆等，以及先锋文学落潮后的一批如苏童、余华等作家。这些作家延续了对时代人生的严肃思考，试图寻各种路子创作新的作品，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要对某个特殊的时代关节点“发声”，如《叔叔的故事》。除了陈染、林白，以及稍后的卫慧、棉棉，到90年代末，一批70年代出生的作家瞬间集体亮相文坛，但是批评家对其成就基本持保留审慎的态度[2]，尽管目前这批作家中已经
出了鲁敏、乔叶、田耳、薛舒等可以让读者期待的作家。再有就是世纪之交80后零星被制造出名人效果，通过网络和市场拥有了他们文字的读者。其中还需要注意这些年网络文学的发展，从安妮宝贝到类型小说如《鬼吹灯》和《明朝那些事》。
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必须打量90年代。进入2000以来，社会的面貌和它基本的走向，在国际的参照下，逐步清晰起来。同时经过80年代的文学先锋技巧探索和90年代的文学社会环境转变，逐渐似乎“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时出现了一种批评的失语现象：批评家要不就是追在作家作品后面高喊“感动”、“美德”等等的情感口号，以贴标语来表示对作品的肯定，认定这是当下文学的高度，是文学提供的人生关照；要不就是拿着西方的理论拉作品上手术床，不过是做个保健护理，这样的方式，我想一定难以沟通作家，即便同行，也鲜有对话，还不说这样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拿作品去佐证理论的高深，多少都有些无力。再有就是，实在无话可说，然后挥手宣布文学的凋零。
陈思和教授如此分析无名时代的知识分子心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这种王纲解纽发生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即他们本来所认同的社会理想发生变故，以致破灭的时候，真正的无名状态才会到来。知识分子个别人的精神涣散还形不成时代风气，只有当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幻灭了，时代的共名也就变得可有可无。”那所谓的思想即是在王纲解纽的时代里，“小范围内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主张”。中国现在这样快速的经济发展，快速的生活方式转变，需要思想上的营养。我们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正在经历相当大的挑战，这是思想诞生的母胎，必须要有一两个大头脑出来，来解说这个时代。
莫言一辈的作家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坛的最高水平，所以我们期待他们的作品。社会转型期的年代其文学作品尤其宝贵，所有的现象都在混沌的文学表达中，通过虚构的、想象的语言建构，时代的深邃和幽密之处可能就会暴露，当然其前提是承认这个时代有其深邃的地方，同时文学作品还在保证时代的品格，它是坚守的姿态。不仅如此，所有关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密码代代都藏在文学的作品中，它们像化石一样保存着这个民族的精神命脉。
二
但就2009年末莫言发表的新长篇《蛙》来看，它对当下的映像捕捉仍然谈不上深度。《蛙》本该更加激荡人心，本该不是这样的一种小说结构形式，
李一：思想匮乏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63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3卷
它一定有更直接的，更莫言的，强有力形式呈现。《蛙》是要写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乡土上演的那一幕，莫言几乎是借这个入口写了百年，还写了姑姑这个女人的一生。百年是姑姑的背景，计划生育是她这一生里的命运。将一个女人从这样的历史挤压中拉到虚构文字里，作品势必要写出她从美女变成老太婆的身心遭遇，这是伟大，是大体量。从计划生育的主题分析，有篇李约热有的《青牛》可以拿
来参照。《青牛》的做法有点像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个愣头青年刚刚加入了计划生育的队伍，他的任务是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去对付工作上的“难题”——
—给下面村里的一家主妇做节育。两篇作品体量不同，目的不同，时代不同，但有重要的相同：就是要按着政策来干预人的自然生育。时代不同的关键体现于两个时代里计划生育从业者的思想不同，也就是在政策的合法性和人世的情理之间的内心斗争上。姑姑和小狮子在她们一线工作中，似乎政策的合法性天然地等同于合理性，是不容人半点质疑的，它等同于姑姑成长记忆中的“爱国”。如何来写时代对人精神的巨大影响，在这点上，莫言没有展现足够的思辨能力。
《蛙》中写得最好的两个细节是河上追赶王胆的场面和姑姑口授郝大手泥人塑那些因为强制流产而阻隔在来人世路上的小孩之像的场面。在那场追赶中，人性大暴露，时代对人的遮蔽一点点随着生命的紧急而散去，小狮子、我、秦河，所有人都在为王胆寻缝隙，包括姑姑。写时代，透过时代写出时代后面的人，写出没有经过时代涤染浸泡又跳出时代的人来，写共性、写人性就在这个场面里。好的场面似乎对莫言也有影响，他的长处就在这种别人看似紧张到无法处理，他却瀑布直泻一气呵成。这又特别像神话，天地不仁。这个大场面的结束用的几乎是神性的光辉：一个人的死，一个新生命艰难地出世。以生的圣洁来渡死时的绝望世界，驱走瘆人的阴寒，吴国恩的《爱谁是谁》、迟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以及莫言的《金发婴儿》都曾借这笔神性的光辉来烛照黯淡人生。
可是对姑姑这个人，莫言到底缺乏思辨。这可以先从小说所采用的类似元故事讲述方式来讨论。故事中涉及到的伦理关系背后其实就是莫言遇到的困难，他必须要寻一个听者，这个听者是日军高官的后代，他又是小说里“我”所敬仰的文学前辈，小说中姑姑表示有点强烈地要对日本作家说的愿望。我不知道莫言在这里是怎么想的，权且揣测这个对象的出现关系到姑姑如何展现她思考她的命运，如何思考那过去的时代对她人生的雕刻。“我”对听者的讲述因为“我”要肩负完善姑姑故事的信息，所以有了分裂，一头是“我”就事实按照先后以书信的方式写下来，一头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艺术虚构，所谓的虚构就是用剧本的方式传达我对事件的认识。在两个讲述中，就有了上文所提的姑姑口述郝大手捏泥人的飞扬场面，这是读者所熟悉的莫言墨笔，恣肆的想象力灌注文字。就在这场飞扬中，姑姑的晚景被定格了，然后就是写姑姑渴望跟日本作家见面。而在“我”的虚构作品中，莫言是让姑姑疯掉了。也就说，按照艺术合理性的逻辑，这个女人只有疯才能安放人生。莫言在戏剧的部分是有机会大大展开姑姑晚年的对话的，这个对话绝对会精彩，它是对人的思考，是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也是对当下的认识。这绝对应该是当代作品有可能达到的最厉害的思想多声部对话。题材，加上莫言恣肆笔墨的铺衍，条件都成熟了，可作家一股气断了。只能说，我们当代还没有修到这口气。不夸张地讲，此处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场地。
正如小说里莫言所设置的，当下的时代出现的“公司”以及后面的黑手和社会暴力，这些不是90年代单单市场经济就自然催生的，它或许有着更严重的根源，这就是人的思想问题。人的头脑如何轻易
地被时代所奴役？那种宗教性的狂热和痴呆后面是兽性的汹涌。正是出于对当下的深度思考，作家们一直都在重新挖掘里的故事，在压制和极端中，人性的问题凸显出来。如何去评价姑姑，“我”还是没有办法，其中莫言有一段“我”和姑姑的对话：“我以为姑姑责己太过，那个时代，换上任何一个人，也未必能比姑姑她做得更好。姑姑哀伤地说，‘你不懂’”。
“”仍然是当代大陆最优秀的一批作家思考和发挥的历史关节点。它几乎就是他们的成长记忆，因为有了私己的记忆，对于他们来说至少是双重意义：一是童年记忆，写作不断地通过回到童年的场域时空，借家乡地气和家族血缘成就文字对自我的关照；二是历史意识，童年的视角里，自我被放置在边缘，时代可追溯到爷爷一辈，而随着自我的成长，时间又可关照到当下，这样的作品自然就有了接近百年的家族时间记忆；三是意义，无论是在作家个人有限的生命体验中，还是在我们时代的记忆上，都具有一个结，从底层看，就是巨大的魔幻，它为文学提供了思索不尽的舞台。这里所说的“”其实是包含两面，一面是知识分子的时代路程，一面是底层，普通老百姓，在作家的创作中主要体现在乡土地域上政策等对他们的影响，在平地里激起的浪花。人为的浩劫对这个民族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伤害？我们的思考在哪里？我想，时代不应该是放着优秀的头脑去设法为灵魂的折磨寻解脱，相反，应该背负痛苦迎风而上，去把痛处生生撕开，为人类担当。有力的笔触要靠昂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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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元气来创造横扫乾坤的人格能量。
三
《蛙》出版后，至今并未引起批评界的多大风潮，反而显出出版商的不断炒作。或许是因为就莫言的创作总体来看，《蛙》的写作并未超出《丰乳肥臀》的成就，也并未为批评家提供任何对于时代和作品的启示。莫言就他的新作在出版社的策划下发表演讲，当时他一上来就坦诚作品原型，他提及他的故乡和他的亲戚以及“姑姑”这个人。我感觉，莫言的眼界就是到了此地，他是个民间说书人，有时候缺乏一种对人类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旨向。所以这部小说只是半部作品，煽情和铺垫都已经做到非常漂亮的地步，为什么不能继续往上走呢？那上面还有开阔的空间，莫言的笔墨已经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越来越紧张的神秘的存在，尤其是他那恣肆的飞扬场面。可最终，阅读让人沮丧了。有点意思的是，它暴露的似乎正是当代作家的生存处境。
一批从农村写出来的作家们，至今他们的写作资源基本上无法脱离其乡村生活经验，而面对他们日常的生存环境和他们记忆以及姻亲牵挂着的乡土，他们总是显得拘谨和无所适从。沈从文立足城市写他的湘西，他写出了他的精神价值判断。而我们当代的作家们，似乎思想是含混的。有一点非常明显，他们的笔特别受制于笔下的内容，比如一写到当下的农村时，写那些令我们瞠目的“变化”，那只笔顿
时毫无彩，无论是在《风雅颂》，还是在《蛙》中，都有这样的情况。唯有张炜碰到这种地方时，他能挺起身子，立住格调，用想象力写孤独的抗争，比如《刺猬歌》里的廖麦。但这种写法呢，又让人不满足，因为人们都习惯了用你我个体的生存见闻去质疑廖麦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反倒是那些生在城市里的知青作家们，相对比较容易坦然面对乡土。他们书写乡土时，本来也没有家园和亲缘的情感纠葛，以一种外来者的眼睛看过后，用笔墨去构建个自的话语和思想，相比莫言们的确要自如许多。
陈思和教授2009年底发表《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3]，犀利地分析到了当前文坛中的代际问题，他警觉这种“中年危机”对文学的局限，并且质问青年批评家为何不对同代写作者进行关注，为何没有努力沟通，以至青年批评家和青年作家都在主流文坛失声。当分析到新世纪文学时，他连用两个“危”：中年危机、盛世危言。其中有这么一句：“我愿意把这一切都看作是文学生命进入中年状态的自我调整，以求获取未来的生命的发展。”“愿意”一词包含有不尽的、说不出的担忧。但是危也是机，先不论青年一代的作家在这样一个社会基本稳定的大环境里，出人头地，写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作品之可能性，只就“中年”作家来说，我认为他们做得不够。按说，他们的成长年代有那么多的社会起伏，这些年，凭他们目睹了中国社会日夜骤变的现实，日渐中年，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生活阅历，该对时代有整体性的深刻作答。但事实呢？前辈况且如此，年轻作家在父辈的庇护和教导下，只会越来越对社会产生“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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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危机在于我们不停地让自己相信这不是一个危机。我们爱惜自己的时代，舍不得不相信它是自过去一百年来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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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思和.共名与无名[A].陈思和自选集[C].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周立民.可疑的“个人”——
—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阅读札记[J].山花，2009，（17）
[3]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J].探索与争鸣，2009，（5）
李一：思想匮乏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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