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桥传说与运河文脉传承
古桥传说与运河文脉传承
作者：王卫华 孙佳丰
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3期
        [摘要] 运河文脉以大运河文化为核心，具有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是北京历史文脉、城市空间文脉的组成部分。运河古桥与大运河相生相伴，是运河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与大运河古桥相关的传说故事，在运河文化时空中生成与流传，它见证了漕运的历史变迁、记录了城市的建设发展、讲述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运河文化记忆，是运河文脉的重要载体。运河文脉的传承是运河历史文脉、北京城市文脉的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的守护，也是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接续，亦是文化建构下的空间生产。运河古桥传说在运河文脉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以记忆性叙事融合运河文化包含的多元内容，构建运河文化遗产存在的时空整体，是古都城市风貌恢复与保持的文化资源，也是凝聚民众价值共识的文化纽带，这是运河古桥传说及其传承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文脉传承;运河文化;古桥传说
        [中图分类号]K928.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1）03004009
        文脉这一概念源自文学理论，最初借“脉”的“血理”[1]之意，指称文章结构的内在线索[2]。在中国传统风水学中，文脉与地脉相通相融，是古时人们行风水之法的核心要义，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之和谐的追求。如今，文脉的概念被延伸扩展并广泛运用：在建筑学、城市学、环境学等应用科学领域，文脉主要指城市文化特质的延续，突出了空间建设与规划理念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在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文脉意为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强调了对历史文化、城市风貌、民俗生活等文化事象的记忆与传承;在由政府、学者与民众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文脉传承被视为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与重要目标。总体而言，文脉既指文化的时间脉络，也指文化的空间脉络，它既是一种可知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种可感的文化呈现，而文脉传承则意味着保持文化事象在时间上的持续性，以及在空间上的系统性。
        大运河在北京地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悠久，它是一种流淌的文明、一种线性的文化遗产，是对具有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文脉概念的生动诠释。它集合了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
文化，串联了运河沿线众多文化遗存与文化景观。这些丰富的运河风物遗存是北京地区元、明、清及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文化印记，见证了北京城演进的历史，反映了大运河动态发展的过程。作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古桥是北京段大运河上具有代表性的风物遗存，是塑造着北京城市文化风貌、凝结着北京深厚历史意蕴的文化地理标识。而与运河古桥相关的传说故事，在民众中口口相传，承载了民间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和漕运兴衰的记忆与想象，在朴素的民间叙事中，生动地呈现出北京大运河久远而广阔的时空跨度与文化脉络。因此，从时空脉络中分析大运河北京段古桥传说，通过传说叙事探寻民众记忆的历史与生活，能够对运河古桥传说在文脉传承中的实际价值做出更为深入的阐释。
        一、运河文脉：古桥传说的文化时空
        运河文脉是北京历史文脉、城市空间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脉”在北京民间常以“龙脉”为代名词。明清时期的北京形成两条“龙脉”，其一为“陆龙”，它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东西长安街为龙须，故宫为龙身，景山与地安门为龙尾;其二为“水龙”，它以南海为龙头，中南海和北海为龙身，什刹海为龙尾。[3]北京民间的“龙脉”之说是北京百姓受传统风
水理念及皇权文化长期影响而形成的文化认知，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京民众对城市格局与水系分布等生活环境的关注。与之相比，运河文脉的时间跨度更长、空间规模更大。从时间维度来看，北京大运河文脉的形成始于元代。元至元九年（1272年），北京始为京都。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漕运水源和城市供水问题至关重要。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主持兴修并完成了白浮泉引水工程，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开凿通惠河，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八月竣工，形成了自白浮泉，經高粱河、积水潭至通惠河的漕运河道。从空间维度来看，今天大运河北京段以白浮翁山河、南长河、玉河故道、通惠河与北运河为主线，串联起北京城的西北和东南，流经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区。这一广阔的大运河时空脉络，承载了北京数百年的文化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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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大运河北京段主线上的古桥是重要的交通建筑和地域标识。在白浮瓮山河下游入昆明湖处曾建有青龙桥，[4]由玉泉山诸泉水汇流而成的长河，则是经玉泉山东石桥[5]171和颐和园玉带桥流入昆明湖。西山诸泉自昆明湖流出，又经颐和园绣漪桥入南长河。绣漪桥是南长河的起点，南长河向东南方向流经海淀区中部的长春桥、海淀区西部的麦钟桥，过广源闸桥入西直门外以西的紫竹院湖，后经其东侧白石闸桥，及西城区与海淀
我一生中最爱的人区交界处的高梁桥后注入西城区积水潭。德胜桥将积水潭分为西侧西海与东侧什刹海两部分。运河在积水潭经德胜桥由西海入什刹海，再经什刹海与后海连接处的银锭桥流入后海，然后向东从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的万宁桥进入通惠河玉河故道段。万宁桥是玉河故道的起点，玉河曾流经东城区东不压桥、东板桥、涵碧桥、皇恩桥、北玉河桥、中玉河桥、南玉河桥、泡子河桥，至元北京城东南角东便门外的大通桥。[5]27-33大通桥为通惠河主干线起点，通惠河向东流曾经过朝阳区二闸桥、双桥，至今朝阳区东南部永通桥后进入通州区。元通惠河故道（今朝阳区杨闸村向东南折，至通州区张家湾村）上曾有通流闸桥、广利桥、东门桥、虹桥。[5]290-292通州城北门外近通惠河口处曾有通济桥。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漕运的兴盛与衰颓，运河古桥也经历了几多变化，许多古桥因其功能的丧失而被废弃、遗忘，也有一些古桥在经历历代的修葺或改建后仍保留至今。这些得以留存的古桥不仅继续延续其交通功能，也留下了与之相关的民间传说。
        记忆的存在与文化的延续密不可分，作为记忆载体的古桥传说与凝结时空脉络的运河文化正体现了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承载文化记忆的民间传说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体，其中真实的部分依托于历史事实，虚构的部分则源自思想意识。所以，大运河北京段古桥传说是基于历史或现实中运河古桥的客观存在，以及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民众主观意识塑
造而形成的。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思想只有变得具体可感知才能进入记忆，成为记忆的对象，概念与图像在这个过程中融为一体”，而“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实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6]也就是说，作为思想意识层面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认知，通常要借助具体时空中的文化符号或文化事象才得以延续与表达。因此，运河古桥传说是民众将对于大运河文化的抽象记忆，凝结在对运河古桥这一具体对象的记忆之中而形成的叙事。也正是在有迹可循的时空场景中，运河古桥传说被民众不断回忆与讲述。可以说，古桥传说是运河文化记忆的叙事载体，运河文脉则构建起古桥传说的记忆空间。
        二、古桥传说：记忆中的历史与生活
        北京被人们称为“运河上飘来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从运河上运来的漕粮供养着北京的皇室与百姓，也不仅是因为从苏州和临清运来的砖石建起北京辉煌的宫殿与牢固的城墙，更是因为北京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大运河在北京的开凿与发展。元、明、清三代，北京城市的发展一直伴随着通州至北京的运河开凿。大运河河道主线贯穿北京的城市中心，是北京漕运、防务和排水的主要河道，也是与民众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城市
水道。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北京的自然地理条件，更主要的是北京作为都城以来的几百年间，历朝对河流进行人工改造的结果。关于运河古桥的传说是一部生动的北京建城史、漕运发展史和民众生活史，它记录了北京城市空间的建设发展，见证了北京漕运兴衰的历史变迁，也呈现了北京居民的社会生活图景。
        （一）漕运变迁的见证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段的开凿开启了由水道运粮至北京的历史。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发展为漕运中心，先后开凿萧太后河、金口河、闸河、漕渠等人工运河。元朝是大运河的发展和完善阶段。元朝建都北京后，将大运河南北取直，于大都开通惠河，实现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元代形成的运河线路在明、清两代基本被沿用。明朝迁都北京后，首都物资的运输更加依赖于运河，因此又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疏浚和建设。清代，大运河依旧是京城经济命脉所在，但水源问题更为凸显。不仅通惠河时断时续，北运河也时常面临河道淤塞、舟楫不通的困境。近代以来，铁路、公路的兴起对运河漕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最终替代漕运。
索尼维修部        运河古桥传说，从侧面反映了北京大运河的形成，以及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在“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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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桥不挽桅” [7]36-40传说的开篇，就描述了南方漕船过八里桥进京城时的场景：时逢北方大旱，京城急需粮食，粮船队伍从永通桥一直排到通州西门。《通州志》记载：“永通桥，在州城西八里，明正统十一年（1446 年）敕建。”[8]八里桥建成以后，就成为京通粮道上的重要交通建筑。据史料记载，辽金以前，通州至燕京要道为通惠河河畔大道，元代京杭大运河形成之后，通州张家湾为运河北端码头，由码头至大都必须穿过通惠河。因此“尝架木为桥，或比舟为梁，以通往来，数易而速坏，舆马多至覆溺，而运输者尤为艰阻，劳费烦扰，不胜其患。”[9]171“土桥镇水兽”[7]63-65传说中的土桥，其正式名称广利桥是因近广利闸而得。通惠河上的广利上闸与广利下闸，是元代大运河二十四闸中的最后两座闸，都在张家湾镇内，上闸就在土桥村中。通惠河入潞河处正是张家湾下码头，建设北京的木材、供给北京的粮米以及各种物品都在此卸船上岸储存，或从通惠河“梯航入京”。从下码头车运百货或木材去北京，要穿过横在土桥村中的通惠河，因此便有了木架结构的土桥，后因重负难当改为石制桥。可见土桥在大运河北端码头到京城的交通中亦发挥重要作用。明代迁都北京后，此地更为京通之要塞，遂建此石桥。通州漕运繁忙时实有“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路，相望于道”[9]234的情景。可见元明两代大运河码头人熙攘、车水马龙，可以想象当年漕运之繁盛。
        “银锭观山水倒流”的传说，则反映了运河漕运在清代由盛转衰的历史。银锭桥初建于明正统年间。辽金时期银锭桥一带水域广阔，驳船可直达积水潭，这里建有木便桥。元代营建北京大都时，这里已有千帆万船往来，两岸商事繁荣。明代初年木桥的形状为半圆形，像一个倒扣着的银元宝，桥因此得名。明正统年间，木桥被改建为一座单孔石拱桥，银锭桥的名字就沿用下来。明代史籍《燕都游览志》记载：“银锭桥在北安门海子三座桥之北，此城中水际看两山第一绝胜处也。桥东西皆水，荷芰菰蒲，不掩沦漪之。南望宫阙，北望琳宫碧落，西望城外千万峰，远体毕露，不似净业湖之逼且障也。”[10]可见清代时银锭桥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清朝人吴荦曾作《过银锭桥旧居》：“鼓楼西接后湖湾，银锭桥横夕照间。不尽沧波连太液，依然晴翠送遥山。旧时院落松槐在，似境笙簧岁月间。白首炼师茶话久，春风料峭暮鸦还。”以此形容桥周围的美景，从侧面体现了运河河道之通畅，源头水源之充沛。1918年银锭桥大修，把穹隆形面改为有纵坡的平缓桥面，彼时由于政府更迭，军阀混战，社会处在动荡之中，什刹海无人管理疏通河道，从积水潭由西向东，从后海流向前海，年复一年，水底淤积渐厚。当银锭桥东侧水底淤泥高于西侧时，后海南流的李广桥下河道也堵塞，这时当积水潭水量少时，前海水面高于后海水面，前海水就会由东经过银锭桥向西流，形成了“银锭观山水倒流”的特殊景观。[5]55如今，“银锭观山”的美景已被现代建筑所包围，“水倒流”的奇景都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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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城市建设的记录
        北京漕运的发展与城市的建设几乎是同步的，且二者总是在相互影响中进行，与运河相伴相生的运河古桥就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从建造年代上来看，大运河源头区白浮翁山河上的青龙桥[4]，南长河上的广源闸桥、白石闸桥、高梁闸桥，以及玉河故道澄清上闸的万宁桥、东板桥，通惠河上的二闸桥、双桥，以及通惠河故道上的广利桥等古桥建造于元代;南长河上的麦钟桥，积水潭一带的德胜桥、银锭桥，玉河故道上的东不压桥、涵碧桥、皇恩桥、玉河三桥、泡子河桥、大通桥，以及通州八里桥、通流闸桥、通济桥等古桥建造于明代;而西郊昆明湖一带的玉泉山东石桥、玉带桥和绣漪桥则建于清代。这与元、明两代对北京漕运终点位置的设定，以及明清时期运河上游引水线路的调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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