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国有企业的收放轮回
“”失败的历史教训和调整时期的一系列“逆向”调峰举措表明，第一，如果失去市场机制的约束，国有企业只能成为国家战略、政策失误的“放大器”，国民经济波幅必将因此而大起大落。
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迅速完成，以为首的中央决策层普遍弥漫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甚至认为我们很快能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这种“左倾”思潮盛行的环境下，我们党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从1958年开始，试图通过大规模投入的方式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实现国民经济的“”。
承德旅游景点大全难以为继的高指标与高投资
在1958至1960年的“”期间，各地各级制定的高指标是以高投入为支撑的。以基建投资为例，这其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共完成1007亿元，比“一五”时期5年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还多80%。在“”狂热的气氛下,大批项目仓促上马。在施工中的大中项目，1958年为1587个，比1957年增加了595个；1959年为1361个；1960年进一步增加到1815个。县以上
入党自传书兴建的小型项目，1959年建成的就有5万个，1960年施工的达7万个。县以下的小型项目更是无控制地兴建。计划外项目也大量增加，1960年全国施工的计划外大中型项目就有380个，占施工项目总数的20%多；小型项目更多，占的比重更大。
在钢铁产量高指标压力下,投资兴建的“小、土、”和“小、洋、”的高炉和轧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生产力。突击一时，曾增产了一些不合格的钢铁，但最后不得不拆掉或改作他用。广大众热火朝天建立的大批“小土炉”的生产情况更不容乐观，不但成本超过大高炉铁的4—5倍，而且很多小高炉都流不出来铁，有的流出来的也是高硫铁，不能炼成好钢。
格力变频空调省电吗三年“”不但没有带来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反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从1961年起，政府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即当时所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此期间，一方面将投资权力上收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就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经过1961—1963年大幅度压缩投资，3年的投资规模平均每年为120亿元，只及1960年416.58亿元的28.8%。到1963年底国民经济情况实现了根本性好转，因此1964年和1965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又有所回升，分别为165.89亿元和216.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2.2%和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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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权力下放”
从建国伊始，我国的经济体制就逐步走向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忽视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利益和积极性。因此“一五”计划末期，中央决策层就考虑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1958年“”开始后，大规模的“权力下放”就被草率地付诸实施了。结果，却引起了建国以来首次的经济大混乱，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1956年4月，主席经过调查了解，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为了改革经济体制，国务院于1956年5月至8月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会后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到1957年底，国务院公布下达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三个文件，并决定从1957年开始施行。上述三个文件的核心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把工业、商业、财政方面的一部分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便充分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
地完成中央的统一计划。上述文件在扩大地方权限的同时，也对地方权限做了适当的限制。这些设想尽管看起来很好，但是由于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政企不分的计划管理体制，中央的权力下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1958年，在“”的“过热”气氛中，上述设想在没有进行任何“试点”的情况下又被匆忙而轻率地实施了。中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以下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1.把大部分中央所属的企业交给了地方管理；2.下放计划管理权，实行“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3.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4.下放财权和税收权；5.下放劳动管理权；6.下放商业、银行等管理权；7.下放教育管理权。
这次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重新划分，是在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虽然其动机在于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希望通过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信息的充分把握并作出科学决策，减少中央决策的失真和僵化，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地方政府不承担国家宏观上的综合平衡责任，过多过急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又缺少必要的制衡和约束，加上“反右”和反“反冒进”形成的经济建设急躁情绪，使得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当地经济扩张，结果宏观上的综合平衡被打破，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经济出现空前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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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权力由中央下放给地方，同时意味着权力由专门机构和专家下放给非专门机构和非专业官员。由于地方干部不懂经济或对其知之甚少，也使其思想和行为更盲目。可以说，1958年的权力下放是“”产生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停、并、转”
在“”期间，由于地方获得了更多的审批决策权，在追求“高指标”的驱使下，各地兴办了大量的国营企业。1961年进入调整时期以后，一方面政府“关、停、并、转”了一批物资消耗大、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或者无力继续投资的在建项目，另一方面则将部分原来由集体企业“升级、过渡”的国营企业恢复为原来的集体性质。因此，国营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以工业企业为例，1959年全国工业企业有31.8万个，到1965年底减少到15.8万个。但是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原值却有了大幅度增加。到1965年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达到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两倍。就工业生产能力看，1965年比1957年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
就投资效益看，这个时期由于经济的大起大落，剧烈波动，投资效益也淹没在其中，但总的趋势是下降和回升。“二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1.5%，
比“一五”时期下降近8个百分点。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的建成投产率平均每年为8.1%，比“一五”时期的15.5%严重下降。按此计算，“二五”时期大中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为12.4年，比“一五”时期的6.5年拉长了近一倍。再从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看，也是急剧下降的。“二五”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合计为1307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1.14倍，但是国民收入五年合计仅增长16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仅0.01，即没百元固定资产投资仅增加国民收入1.23元。在1963至1965年的继续调整时期，投资效益开始明显回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从“二五”时期的71.5% 回升到1963-1965年的87.2%（1965年达到93.6%，成为1978年以前的最高历史记录）。投资效果系数也明显回升，1963-196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合计固定资产投资为499.45亿元，增加国民收入463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为0.93。这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投资效果系数很高一样，带有经济恢复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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