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
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
国立武汉大学
乐山时期
建国后的武汉大学
新武汉大学
珞珈人（英杰）
筚路蓝缕
力耕三尺
北溟化鹍
珞珈（风）物
飞檐香榭（历史的见证）
珞樱流影
珞珈精魂
铭
神
忆
情
百年沧桑
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哪种笔记本电脑好年奏请清政府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它诞生于清末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
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从此，这一叶小舟，便承载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强国之梦，在风雨飘摇中启航。
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数易其名，最后于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跻身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之列，并且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发展成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在北平对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其综合实力在全国重点大学中一直位居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被誉为“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1995年，美国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武汉大学的历史，既是一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满怀理想、气势恢弘
的发展史，并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百余年的辉煌校史，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学人，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纪征途上，豪情满怀，继续阔步前进。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1893－1911）
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11月29日奏请光绪皇帝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中国人自己担任校长）的新式专门学堂。
自强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张之洞的得力助手蔡锡勇为学堂首任总办。此后，张斯枸、钱恂、汪凤瀛、程颂万等先后任总办和提调，姚锡光为总稽察。
蔡锡勇（1847－1898），福建龙溪（今龙海）人，曾先后在广东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学习，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也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
中文速记学的创始人以及第一位将西方复式会计科学引进中国的“计坛先驱”，自强学堂首任总办，去世后两次获得中华民国大总统题匾授勋表彰。
1896年，张之洞对自强学堂进行改革，将算学移归两湖书院。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
自强学堂推广了新的分科教学模式，培养大量专门人才。1902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年，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中称：“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3月，湖北提学使王寿彭以经费不足为由，将方言学堂停办。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二、从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1913－1927）
1913年7月，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贺孝齐以武昌东厂口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当年11月2日正式开学。初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4部及预科。
1917年5月，学校将博物部改为博物地学部，数学物理部改为数学理化部，历史地理部改为国文史地部。1917和1919年，又于本科四部以外，先后添办了教育补修科和教育专修科。
1922年11月，改4部为8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张渲、谈锡恩、张继煦先后为校长。
1923年9杰米 钟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为校长。
石瑛（1878－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人，1924年12月至1925年12月任国立武昌大学
校长，1928年8月至1930年12月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工学院院长，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铨叙部部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被誉为“湖北圣人”、“民国第一清官”。
1926年10月，北伐军来到武汉，国立武昌大学校务停顿。12月2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后又接收了中华大学、北京中俄大学、上海大学的部分师生），成立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以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徐谦、顾孟余、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等9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2月，学校正式开学，实行大学委员会制，徐谦、顾孟余、李汉俊、周佛海、章伯钧5人为委员，徐谦为主任委员，下设文科、理科、法科、经济科、医科、预科6科。
1927年11月28日，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中山大学依省份改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
三、国立武汉大学（1928－1950）
1928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刘树杞、王星拱、李四光、周览(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涂允檀、曾昭安、任凯南等9魔兽挖矿人组成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刘树杞为主任委员。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东厂口原武昌中山大学校舍正式开学上课，下设文、理、工、法四个学院。
刘树杞（1890－1935），字楚青，湖北蒲圻(今赤壁市)人，1928年8月至1929年3月任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
1928－1949年国立武汉大学主要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
校长（1928） 刘树杞（代）－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
教务处（1930） 王星拱－皮宗石－周鲠生－曾昭安－朱光潜－杨端六－余炽昌
总务处（1939） 邵逸周－涂允成－王星拱（兼）－徐贤恭－葛扬焕
训导处（1939） 赵师梅－刘廼诚－朱萃濬
文学院（1928） 闻一多－陈源－高翰－刘永济
法学院（1928） 皮宗石－杨端六－刘秉麟
理学院（1928） 王星拱－查谦－王星拱（兼）－曾昭安－桂质廷－叶峤（代）－桂质廷
工学院（1929） 石瑛－邵逸周－陆凤书（代）－谭声乙－余炽昌－曹诚克
农学院（1936） 叶雅各
医学院（1946） 周金黄
1928年8月，武汉大学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并指定李四光为委员长，麦焕章、王星拱、叶雅各、刘树杞等为委员，负责在武昌郊外勘查新校址，建设新校舍。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落驾山一带地基为新校舍建筑地址。
1929年3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第一期工程动工，1931年底基本完成。
1932年3月3日，国立武汉大学由武昌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
王世杰（1891－1981），1929年2月至1933年5月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1932年，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开工，至1937年7月，共建成各类校舍78596平方米。
1935年1月，学校成立法科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
56个民族56朵花歌曲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至此，国立武汉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5大学院，15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四、乐山时期（1938-1946）
艰苦的乐山学习生活
武汉大学在1938年从武昌珞珈山搬迁到四川乐山，学校师生大多数是从被日寇侵占的沦陷区流亡到内地的。我在1940年秋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从贵州铜仁出发，经重庆沿长江西上，来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报到后，学校安排我们新生住进文庙(校本部所在地)对面的第一学生宿舍。全舍住着大约四百多人，双层木床。由于人多嘈杂，在早晚时间，同学们上下楼梯发出隆隆响声，闹得难以安静。每个房间只有两盏光线昏黄的电灯，
没有自习桌，同学们用自备的蜡烛，伏在床头看书。我们在附近的大食堂里吃饭，由于物价飞涨，学校发给的贷金，只够维持每天的二饭一粥，小菜必须自备。我因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无钱买菜，只得买瓶酱油，充当小菜下饭，可以填饱肚子。日子一久，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两条腿发肿了，心脏也不大好。因为学校医务条件差，缺乏有效，医生叫我用米糠冲开水喝。一个多月后，病情有了好转，勉强可以坚持上课。
在乐山时，我们还常遭受日机空袭。每天课余时间，我常与同学相约去郊外茶馆温习功课。1941年7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大家担心会有日机空袭，果然不出所料，警报声阵阵作响。我随着一些同学，躲进文庙后面的防空洞内。洞身狭小，阴暗潮湿。正当我们在洞里闷得难受时，敌机已飞临上空投下。由于爆炸时产生的强烈气浪，使洞内进行了一次强劲通风，顿时觉得空气清新多了。警报解除后我急忙跑回宿舍。不料宿舍竟被炸毁了。新楼被炸得四面开花，其他的旧楼房也受到损坏，屋上的瓦片全被炸碎。我从瓦砾堆中到仅存的衣物，除去污泥灰尘，洗涤后继续穿用。轰炸后，我在一处比较完整的房屋走廊里，架了一张木板床，作为栖身之所。这次轰炸比起1939年夏天那次的乐山大轰炸，损失算是很小的了。
被敌机轰炸后，乐山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受污染。我和不少同学患上了痢疾，还有一些同学患上了“疤病”，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怪病。据说是因为当地的井盐中含有氯化钡，人食用后神经中枢中毒，发病很突然，没有预感。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当晚睡觉前还和同学聊天，到了半夜发病时全身瘫痪，不能动弹，不能呼救，等到天亮后被发现时已为时过晚，无法救治了。
乐山的老鼠很多，大得像小猫一样，连大猫都不敢捕捉这些老鼠。在我们宿舍的地板里，老鼠在那里安了家。每天夜里，它们就出来放肆地觅食，弄得我们难以安睡。老鼠还咬坏了我们的衣服与鞋子，真是可恨极了。我们设法用铁笼来捕捉，连续多次捕捉，鼠患大大减少了。
露济寺的殿堂里还保留一些泥塑神像。每天晨昏，尼姑们要在神家前焚香鸣钟，进行膜拜。机械系44级的崔永祥同学，在佛殿后边的一个小房间内自习，与我们的自习桌靠得很近。崔永祥同学爱好拉小提琴，也常在晨昏时练习。有时琴声和尼姑们的钟声齐鸣，发出奇妙的音乐声，我们就在这“和谐”的环境里，整整生活了三年，直到1944年夏天毕业时才离开露济寺。
潜心研做学问
武大历来以学生读书用功、学校考试严格著称。当时武大、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四所中国一流学府联合招生，武大入学时还要参加甄别考试，不及格者一样被拒之于门外。试题并不简单，有位校友先就读于金陵大学，后再考到武汉大学。他说：“有一门科目我在金陵大学考到９９分，来武大参加甄别考试才得７０来分，让我大吃一惊。通过了甄别考试还不能放松，本科科目考试把关甚严，２门以下不及格尚可补考，三门则留级；若有一门主课０分，则给予除名。严格的淘汰制使许多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如１９３８年首次招生４８１人，但四年后毕业人数只有２１４人，连一半都不足，其他年份也大致如此。生物系四八级入学时有１７人，但到第三学年，仅剩下刘蕙兰一人。当时生物系名家荟萃，有７名教授围着她一人转，无怪乎同学们称之为生物系的“白雪公主”。乐山校友李道伦说：“当时能四年毕业的学生算幸运了，不少人要留级才能毕业。”武大校风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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