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西陆路交通之经营
◎李华瑞
摘
要
自唐中期以降至宋朝，中原王朝经营东西陆路交通已由此前近千年的主动经营，转变为被动性的
经营。不论是经营对象还是对交通路线的经营，
北宋都不能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武力保障。换言之，均不在版图疆域之内。北宋经营东西陆路交通分为宋太宗和宋神宗两个阶段，宋太宗因与辽朝两次大战失败，其经营东西陆路交通的政策昙花一现。宋神宗至宋徽宗时期，持续近六十年积极经营东西陆路交通，基本保证了青唐路交通的畅通。这两个阶段的经营均属北宋国防经略辽朝和西夏战略之一环。北宋前期与河西诸政权、龟兹、回鹘有密切的交往关系，
后一阶段则是为了遮断西夏右臂对河湟吐蕃展开军事占领，与于阗来往密切。宋朝与汉唐经营东西交通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汉唐是政治与经贸并重，因为汉唐的对外贸易是以陆路交通为主，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是其依托，
故而海上交通为辅，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加快，经五代十国，及北宋建立，对外贸易已逐渐转到以海上丝路为主，陆路为辅的新格局。
关键词陆路交通；北宋时期；辽；西夏；唃厮啰；龟兹；回鹘；于阗
作者简介
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原中国宋史研究会
副会长。（北京，
100089）①东晋十六国时期，北部为五胡所分裂，汉族政权退居南部。
北宋经营陆路东西交通与汉唐时期有了很大
变化。一是东西交通地理概念发生很大变化。汉唐时期的西域主要是指天山南北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
区，为经略西域，汉朝强盛时期设置河西四郡，西域都护府，纳天山南北入汉朝势力范围，唐朝在安史乱前更是在西域广大地区建置都护府、大都护府。以政权形式和武力保障中西陆路交通的通畅。至宋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灵州、秦州以西的河西走廊，重新成为经营陆路东西交通的对象和范围，汉武帝凿通河西走廊，置凉州、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之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北周、隋、唐中叶以前①，基本都作为王朝版图的疆域内的郡县
处在中原王朝系统的统辖下。《新五代史》卷七十
四《四夷附录第三》载：“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
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足见汉唐统治者不仅重视开拓经营西部边疆，而且成效显著。
唐中叶以后安史之乱导致吐蕃占有河西，直到吐蕃王朝分崩离析，河西四郡没有再回到中原王朝的统治下。经过唐末五代，北宋建国时，其经营的陆路东西交通重新回到了秦和汉武之前经营东西陆路交通的原点，即实际分成了两部分，一是经营
DOI:10.16059/jki43-1008/c.2016.02.001
在河西地区所建各民族政权：西凉吐蕃、甘州回鹘、沙州曹氏归义军、党项、西夏的交通，一是河西走廊以西的“外国”，即《宋史·外国传六》记述的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龟兹、沙州（回鹘）、拂菻等。亦即《宋本历代地理执掌图》“辨西域”所言：“隋之世，来朝者四十余国。唐破吐蕃，复四镇，诸国贡献，侔于前代。本朝建隆（960—963）以来，通贡者于阗、高昌、龟兹、大食、天竺。”①而中亚、波斯、阿拉伯及欧洲的交通已转向海上丝绸之路。
二是中央政府不再有效控制东西交通路线。
中国境内陆路东西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汉唐两京（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
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道，
包括原、会北道和青海道，它因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中亚的若干沙
漠地区而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自长安（或洛阳）至西域的东西陆路交通沙漠路线可分为两大段：自西安至敦煌、玉门关、阳关为东段，包括陇右、河西和青海段；自敦煌、玉门关、阳关入新疆为西段，可称之为西域段。东段的陇右和河西线分南路和北路，南路从西安（长安）经咸阳、扶风、凤翔、陇县（陇州）、天水（秦州）、甘谷（伏羌）、陇西（渭州）、临洮（临州）、兰州（金城）、永登（广武）、古浪（昌松）、武威（凉州）、张掖（甘州）
、酒泉（肃州）、安西（瓜州）至敦煌（沙州）。这条主路，在汉唐强盛时均在政府的有效保护下，所以畅通无阻。而在汉魏南北朝中原王朝势力退出天山南北的历史时期内，仍保有河西
四郡，
一场足球比赛时间多长也就是说东西陆路交通的东段仍然是在中原政权的保护和掌控下，只有西段孤悬塞外。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自青海北上，逐步占领秦、兰、原、会各州，公元781年占领沙州，整个控制了西北，长安通敦煌的南北两路皆阻隔不通，只能从西安北上邠州、庆阳（庆州）、环县（环州）至灵武（灵州），然后渡黄河沿贺兰山南至武威，灵州便成了通向河西、
漠北的交通枢纽。②所以从中原王朝经营东西陆路交通的角度来说，北宋立国之初既无东段更无西
段，
东西陆路交通主道已不在中原王朝控制之下。加之政治中心已由黄河上游转至黄河中下游地区，
经济重心也已渐趋南移，因而宋初统治者除了与凉州吐蕃六谷部、甘州回鹘、沙州归义军，乃至于阗、高昌，以及河湟、灵夏诸族保持着松散的朝贡关系和施以羁縻安抚的政策之外，
对西部的经营已无汉唐时期的那种紧迫感，也就是说不能像汉唐时期以建置州郡、
移民屯田和派兵戍守的方式经营。对此宋人田况在庆历元年（1041）上《兵策十四事》论及西部边事时，曾精辟地指出：“唐置都护府，掌抚慰诸蕃，征讨斥堠及行赏罚，叙录勋劳，其属有长史，录事、功、仓、户、法诸曹，得为开府之盛。国朝承五代之后，事归边防。当西陲安辑时，朝廷固无意
及此。
”③另一条是北方草原的东西陆路交通路线，从新疆的伊犁、
吉木萨尔、哈密，经额济纳、河套、呼和浩特、大同（辽西京）、张北、赤城、宁城（辽中京）、赤峰、朝阳、义县、辽阳（辽东京），经朝鲜而至日本。这条路线是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路线。这条路线在10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期，基本在辽
朝势力的控制下。
④宋辽作为又一个南北朝对峙时期的两个大国，也由此形成陆路东西交通两大中心的新局面，而且与宋的交通主要是河西走廊及天山南北狭义的“西域”洛克王国海豹旗手
地区（之外的地区主要从海上丝绸之路与宋交通），而与辽的交通则走北方草原丝路，且比与宋的地理范围更为广远。
由上可知，在唐末到元统一中国之前，通西域的陆路交通实际上处在中原王朝失去控制的局面之下，换言之，因为不能有效实施东西陆路交通的行政管理和武力保障，中原王朝经营东西陆路交通已由此前近千年的主动经营，转变为被动性的经营。但过去研究10－13世纪中国历史的丝路交通并未对此有足够认识。
北宋前期对陆路东西交通的政策演变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继承了五代以来的政治版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四《西凉府》记事云：
太祖乾德四年，知凉府折逋葛支上言
：“有回①
②③
④《宋本历代地理执掌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4页。徐苹芳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文明》2007年第1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3页。参见武玉环、
程嘉静：《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求索》2014年第7期。
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
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诏书褒答之。
开宝六年，凉州令步奏官僧吝毡声、逋胜拉蠲
二人求通道于泾州以申朝贡，诏泾州令牙将至凉州慰抚之。
从这段记事来看，宋太祖建隆、乾德、开宝年
间，回鹘、天竺僧人和汉僧等通过朔方往来于宋朝、河西走廊、天竺之间。此处所言的朔方即是灵州，而开宝六年（973）又在泾州至西凉府之间开辟了西凉府朝贡使的通道。而且北宋建立后，吐蕃、回
鹘、
瓜沙曹氏纷纷表示归顺，愿意接受新朝廷的封授。或者请中央王朝派使臣督理国事。沙州归义军曹元忠显德二年归顺后周“授本军节度、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铸印赐之。”北宋代周后，又归顺宋朝，建隆三年（962），太祖为曹元忠“加兼
中书令”
，封授其“子延恭为瓜州防御使”。①乾德二年（964）十二月，西凉府蕃部酋长等至朝请帅，宋廷任命麴彦饶为河西节度使。
②太祖朝基本维持了东西陆路交通的畅通，但是太祖在制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时，他念念不忘江南西蜀的殷富物产，也念念不忘燕云十六州的边防要地，唯独没有把西部作为统一的对象，即使是御如何申购新股流程
边西、北也仅仅限于太原至秦州一线。③可以说无暇顾及东西陆路交通的经营与控制。
北宋对陆路东西交通的经营始于太宗时期，太
宗继位，得国不正，为了巩固统治，欲建盖世之功，一改太祖时期守备西、北的政策，对西、北两面都采取了进攻政策。
辽朝在宋太祖朝后期与宋保持着聘使往来的友好关系。但是自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来，契丹对中原王朝的国防压力和威胁陡增。后周时，周世宗在制定先南后北统一方针时，收复燕云是其重点所在。宋太祖继承周世宗展开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对北面着力点在北汉而非燕云，故对
辽采取了友好政策。
④而宋太宗改变宋太祖的做法，
对辽采取进攻政策，先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两次发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伐战争。同时为牵制辽国势力，
太宗借太平兴国六年（981），
高昌国王阿厮兰汗始自称西州，遣外甥都督万逊来贡之际，主动派供奉官王延德及殿前承旨白勋两人为使，
回访高昌，联络西域，出使四年，雍熙元年（984）四月王延德回到东京。出使途中，王延德撰有著名的《西州使程记》。太宗派遣王延德出使高昌，颇类汉武帝遣张謇出使西域。不仅仅是为了对高昌国王师子王遣使来贡的一种礼节性回访，而更重要的是去执行联络高昌、鞑靼、党
项，反对和削弱契丹势力的政治任务。
⑤随着宋与辽的两次战争，均以宋方的惨败而告终，
宋太宗对辽的攻势政策又重新回到守势，而且奉行比太祖更为消极的防御政策。这一政策的转变，对当时的东西交通影响，亦即与河西、西域诸政权的朝贡关系的影响并不大，依然是“西域诸国在向辽国持续朝贡期间，不向宋国朝贡；相反，在朝觑
宋国的时候也终止朝贡辽朝”⑥，但是宋与辽交恶
后，实际通过辽朝军事势力控制下的北方草原陆路交通受阻，因为辽的势力不仅扩及西域回鹘政权，而且加强了对西域天山南北部分地区的统治，在此设置大王、于越、司徒、司空、节度使等大小官职。
并分别授予回鹘等族首领，或任命契丹人充之。
⑦如果说，宋太宗对辽政策的转变，对宋的陆路东西交通产生了局部重要影响的话，
那么，宋对自唐晚期、五代至宋太祖时期占据银夏四州八县的党项族李氏政权的政策改变，则牵动了西部政治格局的大变动，直接影响中西陆路交通主要通道的畅通与否。夏州政权在太祖时期与宗主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太祖为统一南方，消除后顾之忧，采取专任边将、
结信酋豪的边防政策，而宋太宗继位后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策，特别注意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政权首领李继捧因内部矛盾入朝觐见，宋太宗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给以
网上办理港澳通行证①
②
③④⑤⑥⑦《宋史》卷四九〇《沙州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十二月庚戌。第136页。参见袁征
：《宋初驭将政策的重要变化》，《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参见李华瑞
：《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详见顾吉辰
：《王延德与与＜西州使程记＞》，《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藤枝晃
：《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中华书局，1993年。张郁
：《草原丝绸之路———契丹与西域》，《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封赠、安抚后放归银夏，而是遂借机将李继捧留在京师，并急忙派遣文武官吏接管其所领四州八县，此次事件引发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强烈反对，并成为夏州政权与宋公开决裂的契机。宋太宗一朝君臣对于李继迁的反宋行为极为愤怒，
遂派兵剿杀，将李继迁及部族驱赶到沙漠。但是李继迁实施的游击策略很有效，不断骚扰宋的边境，其势力也像滚雪球似的日渐扩大，使宋边军应顾不暇。太宗后期淳化五年（994），诏隳夏州古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临终前，表示要将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赐给表面归顺的李继迁。
宋真宗继位后忠实继承了乃父的对外政策，最
先兑现太宗的遗愿，
世界豪华车品牌将夏州等地赐还李继迁。李继迁得到夏州故地后继续扩大势力范围，加紧用兵攫
取灵州。当灵州告急文书不断传到宋廷之时，宋廷诸臣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形成三种意见，一是坚守西
部边区重镇灵州，
联络西部诸族抗击李继迁，一种是仿效西汉断匈奴右臂的做法“宜通西域之地，以
助灵武……或开屯田，
或置城邑，若汉之置都护”，第三种意见是灵州地处荒塞，夷羌杂居，所谓无用
之地，“存之有大害，弃之有大利”。宋真宗倾向第三种意见，于是咸平五年（1002），灵州坚守两年之后，“夏人大集，断饟道，孤军绝援”，守臣裴济“刺
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①随后宋廷承认既成事实，于景德二年（1005）与李继迁
的后继者李德明订立和约。
灵州遂成为新崛起的党项族的政治中心。②灵州的陷落，使得中唐以来形成的以灵州为枢纽的
交通线急剧衰落，特别是灵州失去了已往国际贸易商都的地位。虽然有学者论证灵州陷落后，来自西域朝贡的使者、商人并没有完全放弃河西道③，“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
旅如流。”④事实上，李继迁攻占灵州之时，河西走廊并不在夏州政权的控制范围，所以河西道并未受
到多大影响。不特如此，反而是吐蕃、回鹤受到很大威胁，他们很希望与宋结成联盟共同打击李继
迁。咸平四年（1001），
甘州回鹘可汗王禄胜遣曹万通出使宋朝，“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继迁以献”
，宋廷降诏褒奖禄胜称“卿世济忠烈，义笃舅甥”
金沙滩攻略，特授曹万通左神武军大将军。”⑤同年，凉州吐蕃首领潘罗支亦表示愿与宋联手打击李继迁，由于当时宋廷
“方务绥怀”李继迁⑥，故未积极响应。但是不可否认绕过灵州而改走以泾州（太宗至道以后改由镇戎军）为中心的交通路线，已成为河西诸政权、西域诸国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如果李继迁仅以攻占灵州为限，或许持放弃观点的宋大臣们可以不必太忧虑，然而，李继迁以及他的后继者所建立的党项族政权已是西部新崛起的政治力量，李德明、李元昊把扩大政治势力的触角伸向河西的广大地区。其实在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当李德明攻击西凉潘罗支政权时，吏部尚书张齐贤曾站在很高的战略角度向真宗进言：
臣在先朝，常忧灵、夏两镇终为继迁吞并。当时言事者以臣所虑为太过，略举既往事以明本末。当时臣下皆以继迁只是怀恋父母旧地，别无他心。先帝与银州廉察，庶满其意。迩后不住攻劫，直至降到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首，又胁制却贺兰山下族帐，
言事者犹谓封赏未厚。洎陛下缵绍，务欲绥怀，不吝爵赏，尽赐银、夏土壤，宠以节旌。自此奸威愈滋，逆志尤暴，屡断灵州粮路，复扰缘边城池。数年之间，灵州终为吞噬。彼之情状，昭然可知。当麟州、
清远军垂欲陷没，臣方受经略之命。臣思继迁须是得一两处头角蕃族，令与为敌，此乃以蛮夷攻蛮夷，中夏之上策也。遂请以六谷名目封崇潘罗支，俾其展效。其时近位所见，全与臣谋不同，恩命之间多沮挠。及梅询受命，
终不令去，所授所赐，全违始谋。然继迁终因攻劫六谷，为潘罗支射杀。近知赵德明依前攻劫六谷，
兼闻曾破却西凉府，所有节度使并副使，折逋游龙钵及在府户民，并录在部下。万一不谬，则德明之心又似不小。况其人悉是唐末陷蕃华人，兼折逋游龙钵等谙熟西南面入远蕃
①
②③④
⑤
⑥
《宋史》卷三〇八《裴济传》，第10144页。李华瑞
：《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28、128－129页。梁松涛、
陈炳应：《西夏与丝绸之路若干问题述论》，《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59页。《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第14107页。《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第14115页。《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第14155页。
道路，六谷田牧之远近，川泽之险易，尽知之矣。若使胁制却六谷之后，即虑瓜、沙、甘、肃、于阗
诸处，渐为控制。缘此以四蕃中州郡，旧属灵州总统，即今在夏州，画说者必以此为计。所以继迁在日，方欲吞灭六谷，今来德明又以父绚为名，志在通甘、伊、瓜、沙道路，必要统制。西夏，唐朝嘉木布破灭之后，便不相统一，所以五代以来，西蕃安静。今仪、渭、秦、陇山后，虽大段部族，苟或渐被侵扰，则他时边患非轻。将来圣驾东幸，臣必虑德明乘便去攻六谷。向使潘罗支尚在，则德明未足为虞，今潘罗支已亡，畼铎督恐非其敌。伏望委两府大臣谋
议，
早为经制。①张齐贤在疏中抨击了当李继迁进攻夏、灵二州
之时，宋廷内部大臣们的鼠目寸光，导致夏、灵二州先后失陷的失策，又分析李德明攻击六谷部的原因、目的，以及对胁制之后“即虑瓜、沙、甘、肃、于阗诸处，
渐为控制”的担忧。可以说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然而，宋真宗当时奉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防边政策，对张齐贤等有为之士的议论置若罔闻，虽然起初还用“以夷攻夷”的策略联络河西诸政权，并没有采取如汉唐那样断匈奴右臂的主
动经营做法，
因而这种姑息政策实际上起到了鼓励李德明及其继承者李元昊对河西的蚕食和侵占。其后河西地区政
治形势的变化一如张齐贤所预料
的变为现实。
1032年元昊继承夏国王位，是夏国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元昊继续德明以来“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扩张政策，迅速兼并河西走廊，至1038年称帝，建立大夏国。有关宋与西夏的交通，笔者曾做过专门的讨论②，在此无须重复，只是略做点补充。宋与西夏订立景德和约和庆历和议，北宋给予西夏岁币，但是因战争缘故，西夏从景德和约起至北宋灭亡，北宋实际只有58年给予西夏岁币，共计1488．48万贯文（铜钱）的货物。平均到58年，每年约有25．7
万贯的货物。
③若从庆历和议订立算起到北宋灭亡前后，
大约80余年，平均下来每年只有18万贯多一点。如果刨去景德和约至庆历和议之间宋给予的岁币，则平均数会更少一些。这些货物、钱币大概主要供皇室和贵族消费。而且这些钱和货物在宋朝也就是三五个大富豪的家业。拿出去再做交易想必是捉襟见肘的。除了岁币外，宋夏之间的贸易形式主要有三种，即贡使贸易、榷场贸易、缘边民间私贩贸易。由于宋夏的政治对峙，加之宋神宗以后宋采取主动经制西夏的政策，因而前两种贸易并不能正常进行，时断时续，这也是西夏不断以战争挑战宋朝的主要原因。目前研究西夏在丝路贸
易中的中转或中继地位，
略有拔高之嫌。因为西夏本身所产比之西域诸政权并没有太多优势，
而其产品又大多属于同类性质，宋朝的制裁措施是相当有效的，实际上西夏拿不出太多的宋朝产品与西域诸政权交易。宋朝需要的大宗产品，马匹、香料、玉主要来自吐蕃、
龟兹和于阗。更重要的是宋的对外贸易重心已转向东南六路的海外贸易。所以种种迹象都不宜拔高西夏在10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期丝路上的中转或中继贸易地位。
宋以禁限贸易作为制裁西夏的经济手段，不仅
影响宋夏之间的官方贸易，
也对丝路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仁宗天圣年之前，大食与宋朝至少有
18次交通的记录，其中15次基本都是从海路进入广州，天禧三年（1019），大食由海路改为陆路与宋
交通，但是“其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自天圣元年来
贡
，“恐为西人钞略”，宋仁宗“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
”④元昊公开与宋对立之时，谏官吴育就曾上书说：“汉通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诸戎内附，虽有桀黠，不敢独叛。……元昊第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朝贡，乃得以利啖邻境，固其巢穴，无肘腋之
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顾矣。
”⑤有关西夏占领前后河西走廊诸政权与宋的交
通情况，根据《宋会要辑稿》藩夷四－七
，《续资治①
②③④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己未。第1537－1538页。有关宋夏贸易、
宋夏聘使制度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235－259、328－368页。详见朱瑞熙
：《宋朝的岁币》，《疁城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9－222页。《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第14121页。《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第9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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