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生平及主要作品介绍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家之一。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作品结集约有八十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主要作品有:小说《边城》、《长河》、《八骏图》,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文论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教益和启示。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其父为汉族),但有部分苗族(沈从文祖母是苗族)和土家族(沈从文母亲是土家族)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备注:虽然沈从文生活在当代,但是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所以只称之为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历史朝代顺序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
《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和长篇小说《长河》等。其作品《云南的歌会》被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书。
  沈从文是上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
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侧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光绪皇帝死因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
、《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内容简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是个洒脱大方,喜欢交朋结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样豪放豁达,不拘俗套小节。老二的气质则有些像他的母亲,不爱说话,秀拔出,叫傩送。小城里的人提起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巧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先傩送一步托媒人提了亲。兄
弟两人都决定把话挑明了,于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诉了弟弟,说这爱是两年前就已经植下根苗的。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且告诉哥哥,他爱翠翠是两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着实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爷爷自然是晓得孙女的心事,却让她自己做主。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弟弟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二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忘不了儿子死的原因,所以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老船夫操心着孙女的心事,后终于耐不住去问,傩送却因天保的死十分责怪自己,很内疚,便自己下qq男桃源去了。船总顺顺也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毕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翠翠莫怕,翠翠说不怕。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吓得去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
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长河》
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去美国留学要考什么
梦见玻璃杯碎了  第一章《人与地》,就是写三十年来沿河居民生活世界发生变化的大略情形。这里盛产橘柚,陌生人路过橘园,若要买,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不卖。“入境问俗”,“不卖”和“不许吃”却是两回事,你尽管摘来吃好了:“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这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这样的
开篇,先写仲夏橘子开花香馥醉人,九月橘子成熟,随处堆积,如一堆堆火焰;再写让路人管饱吃橘子却不收分文,如此笔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沈从文又在写他拿手的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像《边城》里,过渡人如果抓一把铜钱掷到船板上,老船夫照例一一拾起,追着塞回那人手里。不过这一次,沈从文却想在淳朴的风俗之外,关注另外的问题。所以他紧接着就写,“到把橘子吃饱时,自然同时也明白了‘只许吃不肯卖’的另外一个理由。”原来是橘子太多,不值钱,不好卖。“出橘子地方反买不出橘子,实在说原来是卖不出橘子。有时出产太多,沿河发生了战事,装运不便,又不会用它酿酒,较小不中吃,连小码头都运不去,摘下树后成堆的听它烂掉,也极平常。”战乱影响了橘子的外运,这是显而易见的。
  接着写这地方的人事。从屈原放逐到此写出《橘颂》两千年来,虽然多少有些改变,却依然不过是随着季节轮换生老病死,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转。但是这些年,情形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现代”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呢?从人来看,譬如说,谁家的孩子上进,读书好,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待到暑假中,儿子穿了白制服,带了一网篮书报,回到乡下来时,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培补元气,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
说。”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的儿子,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反而“敬畏”起有了一点“现代文化资本”的儿子来。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总体的“现代”进程中,“现代文化资本”令人生畏起敬的优越性,时时处处可以到佐证。时光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从他的诗篇里能够感受到四季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的优秀诗人海子,广大贫瘠的乡村到了他的歌手;可是,你也许想像不到,“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教师。” “现代”的权威,从三十年代的湘西到八十年代的安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儿子呢,“儿子自以为已受新教育,对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认为腐败琐碎,在老人面前常常作‘得了够了’摇头神气。
  ……到后在本校或县里作了小学教员,升了校长,或又作了教育局的科员,县党部委员,收入虽不比一个舵手高多少,可是有了‘斯文’身份,而兼点‘官’气,”一来二去,就成了“当地名人”了。既成名人,“思想又新,当然就要‘革命’。”“革命”不出两个公式:一是与有“思想”、又“摩登”、懂“爱情”的新女性发生恋爱或婚姻,是谓家庭革命;二是回乡来要改造社
会,于是作代表,办学会,印报纸,发议论……到后梦想的“大时代”终于到来,却压力过猛,末了不出两途,或逃亡,或被杀。
  沈从文特别注意到妇女的生活情形。本地女孩子的情感教育,不外是听老年人说《二度梅》、《天雨花》等才子佳人弹词故事,七仙女下凡尘等神话传说,二八月唱土地戏谢神还愿,戏文中又多的是烈士佳人故事;下河洗菜淘米,上山砍柴打草,容易受年青野孩子歌声引诱。幻想虽多,多数人还是本本分分嫁人过日子。出了不合规矩的事,性格强的,就会像《边城》里翠翠母亲那样自杀;不幸遇到亲族中有人辈分大,势力强,读了几本“子曰”,道德感和虐待狂不可分开,就会纠集人捆了女子去“沉潭”。但这里大多数人不读“子曰”,也就不过问这种事。现在女子中也有了读书人,
  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时髦青年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过是“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
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
  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的深处,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青年鲁迅提出的“白心”的概念,那么几乎就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仅就“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句话所涵盖的内容而言,被“正信”所拒斥而鲁迅认为“可存”的“迷信”,其中包含着与精神“本根”相联系的“白心”;而这一点,在《长河》第一章的末尾,就有生动、亲切、自然的描述:
  当地大多数女子有在体力与情感两方面,都可称为健康淳良的农家妇,需要的不是认识几百字来讨论妇女问题,倒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如种牛痘,治疟疾,以及与家事有关收成有关的种种。对于儿女的寿夭,尚完全付之于自然淘汰。对于橘柚,虽从经验上已知接枝选种,情感上却还相信每在岁暮年末,用糖汁灌溉橘树根株,一面用童男童女在树下问答“甜了吗?”“甜了!”下年结果即可望味道转甜。一切生活都混合经验与迷信,
离婚财产如何分割因此单独凭经验可望得到的进步,无迷信搀杂其间,便不容易接受。但同类迷信,在这种农家妇女也有一点好处,即是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青春期女性神经病即较少。不论他们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异情感,或凭传说故事,引导到一个美丽而温柔仙境里去,或信天委命,来抵抗这种不幸。迷信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于行为,如敬神演戏,朝山拜佛,对于大多数女子,更可排泄她们蕴蓄被压抑的情感,转换一年到头的疲劳,尤其见得重要而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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