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窟第33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人辨析
收稿日期：2020-0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宋敦煌石窟图像与洞窟宗教功能研究”（19BZJ015）作者简介：陈菊霞（1972－
），女，甘肃省民乐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敦煌文献和石窟图像
桌面上ie图标删不掉
研究。
李珊娜（1986－），女，甘肃省嘉峪关市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馆员，主要从事考古制图与敦煌学图像研究。
榆林窟第33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人辨析
陈菊霞1
李珊娜2
（1.上海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44；2.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
敦煌
736200）
内容摘要：关于榆林窟第33窟的营建年代，学界有五代和宋初两种说法。文章依据该窟甬道南壁节度使曹元忠的供养人画像之题名，将其营建年代大致判定在宋初，即建隆三年（962）至乾德二年（964）之间。关于榆林窟第33窟，有学者判为曹家窟，但作者通过考察第33窟主室的供养人题名，并将其与P.5038（2）《丙午年（946）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中的人名进行对照比较，认为第33窟是由瓜州州府、军府和晋昌县的官员为主导，与定居在晋昌县的一些官员和百姓共同自愿发起营建的。
关键词：榆林窟第33窟；营建年代；功德人中图分类号：K879.21；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29-08
A Study on the Dates and Donors of Cave 33at the Yulin Grottoes
CHEN Juxia 1LI Shanna 2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
2.Archaeology Institute,Dunhuang Academy,Dunhuang,Gansu 736200）
Abstract ：There are two sets of dates held by historians as the time at which cave 33at the Yulin Grottoes was constructed,one in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and the other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Based on the dates and information in an inscription on the south wall of the corridor beside a portrait of Cao Yuanzhong,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the Gui-yi-jun regime at the time,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ave was built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between the third year of the Jianlong era （962）and the second year of the Qiande era （964）.Cave 33is sometimes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sponsored by the local Cao Family.By examining the names i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donor figures in the main chamber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names appearing in manuscript P.5038,however,this research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ave 33was con
structed on a vol-untary basis by a mixed group of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This group of donors was comprised of a handful of officials from Jinchang County and a group of settlers in Jinchang Coun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uozhou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offices.
Keywords ：Yulin cave 33;construction date;donor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
敦煌研究
DUNHUANG RESEARCH NO.1.2021TOTAL 185
2021年第1期（总第185期）29··
DOI:10.13584/jki.issn1000-4106.2021.01.003
榆林窟位于甘肃省瓜州县西南75千米处的峡谷中。自南向北流过的踏实河将此峡谷隔为东西两崖。本文将要讨论的第33窟位于榆林窟西崖南端，由前室、甬道和主室组成。关于榆林窟第33窟的营建年代，虽有前贤作过判定，但他们的看法不一，而且有关该窟功德人的判定也有所偏差。由此，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试对榆林窟第33窟的营建年代和供养人再次展开讨论。
一榆林窟第33窟的营建年代基金理财
关于榆林窟第33窟的营建年代，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谢稚柳、罗寄梅、霍熙亮和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将其定在五代［1-4］。李浴和张伯元两位先生在五代或宋初之间取舍不定。如李浴先生在《榆林窟佛教艺术内容调查》中判定为五代［5］，但在《安西万佛峡（榆林窟）石窟志》中又定为“五代（或宋初）”［6］。同样，张伯元先生在记录第33窟绘塑内容时将其营建年代写为“五代”，但在记录该窟供养人题记时又写为“宋初”［7］。鉴于上述几位先生对第33窟的营建年代只是作了初步判定，并没有展开详细论证，下面就结合相关供养人题记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第33窟甬道南壁绘有二身男供养人画像，西起第一身供养人题名为：
推诚奉国保塞功臣敕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7］238
西起第二身供养人题名为：
长歌行的古诗
男司马……［7］238
甬道北壁绘有二身女供养人像和三身女侍从像。现仅留存了西起第一身女供养人的题名：
敕受凉国夫人浔阳郡翟氏一心□□［7］238关于甬道南北壁绘制的核心人物，李浴和阎文儒先生都认定
为“曹元忠夫妇”［6，8］。而霍熙亮先生则判别得更为细致，他认为甬道南壁画的是“曹元忠父子供养像”，甬道北壁画的是“曹元忠夫人翟氏与长女供养像及三侍女”［3］261。如果结合榆林窟第19、36窟中相似的供养人画像和题名来看，三位先生的判定无疑是正确的。
虽然节度使曹元忠供养人画像题名的尾部已漫漶，但就其现存的部分看，它与榆林窟第34、36窟中曹元忠的供养人画像题名完全一致。笔者曾对第34、36窟中曹元忠供养人画像的年代作过考证，认为绘制在建隆三年（962）至乾德二年（964）之间［9］。依此推之，第33窟甬道南北壁曹元忠夫妇及其子女的供养人画像亦绘制于此时。此外，第33窟前室和主室的壁画又与甬道的壁画同处一个层面，这说明它们亦绘制于同一时期。由此，我们可以将第33窟的营建年代判定在宋初，即建隆三年（962）至乾德二年（964）之间。时至清代，榆林窟的塑像被作过大规模的重塑或重修，第33窟中的塑像亦在此时被重塑或重修。
二榆林窟第33窟主室供养人
因为榆林窟第33窟甬道南北壁绘有节度使曹元忠夫妇的供养人画像，所以阎文儒先生认为该窟为“曹氏建”［8］34。罗寄梅先生则直接认定为“曹元忠所修窟”［2］9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第33窟主室还保存了大量的供养人画像，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人物和第33窟的营建关系展开讨论。
第33窟主室东、南、北三壁下方均绘满供养人画像，如以甬道为中轴线可将其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从
东壁门南画起，一直延伸到南壁西端，其中东壁门南绘12身，北起前5身为比丘像①，比丘像之后有一身形象矮小的男像，似为男童，或男侍从。男童或男侍从之后的6身均为男供养人像，其中最后一身男供养人的形象较矮小。这6身男供养人中，除第一身双手持花盘外，其余5身都手持莲花。南壁现存供养人49身，其东侧为男供养人，计23身。西侧为女供养人，计26身。其实，西侧的女供养人画像原本多于26身，原因是南壁西侧被后人凿为通行的过道，致使部分女供养人画像损
①北起第一身比丘供养人，其形象虽已漫漶，但隐约能看出较其余4身比丘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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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其中前5身女供养人的形象较为模糊，但还是能看出她们的服饰与后面的女供养人不同，霍熙亮先生认为这5身为优婆夷［3］，笔者认同其看法。
北区从东壁门北画起，一直延伸到北壁西端，其中，东壁门北绘制14身，南起前3身为比丘像，后11身为男供养人像。这11身男供养人中，前2身手持花盘，其余持莲花，他们的服饰类同于南壁的供养人。北壁共有供养人画像51身，其中东部画男供养人，计18身；西部画女供养人，计33身。
南、北区的供养人像并不是面向西壁或佛坛主尊站立，而是一律面向甬道的节度使像站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佛教的世俗化现象。南、北两区的男供养人服饰基本相同，均头戴直脚幞头，
身穿圆领缺袴长袍，双手合十，并持花供；女供养人服饰也类同，均头戴花树冠，穿大袖襦裙，配项饰，披巾帛，着云头履。
第33窟的供养人原本都有对应的榜书题名，但令人遗憾的是，因时间久远，一些题名已漫漶不清。现存126身供养人中，留存题名的有93人，当然，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供养人题名是完整的，但另一部分供养人题名漫漶严重，有的仅能识读出几个字。因张伯元先生对这93身供养人题名作了详细记录［7］238-246，此不再一一录出。
从张伯元先生所记录的供养人题名来看，能获悉他们任职地方的只有三位，见表1。
表1的三人中，一位是“节度押衙晋昌县令”，一位是“节度押衙及晋昌录事”，另一位是“押衙兼瓜州检校”。关于第33窟东壁门北南起第十四身这位“晋昌录事”，阎文儒先生说：
“晋昌录事”，据《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条云：“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
水为名也。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武德七年为晋昌县。”《新唐书.地理志》亦云瓜州晋昌郡属县二：一晋昌，一常乐。所题晋昌录事，即晋昌郡之录事。按《新唐书.百官志》云“下州......录事一人，从九品下” (8)
显然，阎先生认为“晋昌录事”之“晋昌”指晋昌郡。的确，在归义军时期有晋昌郡之设置，如P.2632《手
决一卷》尾题：“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廿五日于晋昌郡写记”。陈国灿先生亦说“归义军时期，又于晋昌县地置晋昌郡”［10］。但冯培红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此“晋昌录事”乃晋昌县录事［11］。笔者赞同冯氏的看法，其理由将在后文陈述。
表1中第三行供养人的官职，张伯元先生录作“押衙兼瓜州检校”［7］239，谢稚柳先生录作“押衙兼瓜州校□”［1］，冯培红认同谢先生的识读，并将“校”之后的字补充为“练”，并指出，在敦煌文献中，教练二字经常写作教拣、校练、校拣、校栋、挍拣等［11］147，170。笔者赞同冯氏的看法，应识读为“瓜州校拣（教练）”。可见，表1中的三人都在瓜州军队和瓜州晋昌县任职。
三P.5038（2）号文书与榆林窟第33窟之
关系
榆林窟第33窟中的一些供养人又见于P.5038（2）《丙午年（946）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中。现将该文书全文录文如下：
1.丙午年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
2.平富通、程善德、赵通信、安赤颜、朱
君拙
3.阴富住、石章友、赵信子、宋员信、张润子
表1榆林窟第33窟供养人中任职地方的人物统计
位置题名
东壁门北南起第七身供养人清信弟子节度押衙晋昌县令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索……东壁门北南起第十四身供养人清信弟子节度押衙及晋昌录事银青光禄大夫张义盈供养北壁东起第四身供养人押衙兼瓜州检校朱再德一心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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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兰仓、史怀住、程义继、唐富子、安瘦儿
5.刘和子、刘成子、田达子、氾顺通、郭住儿
6.氾富住、陈流信、安善友、尹政子、菜晟奴
7.刘江庆、张义宗、曹保儿、赵再成、索顺通
什么的目光8.朱没物、张镒丹、郭悉（？）、氾流子、安保定
9.李流润、梁清子、王忠信、梁怀德、石集儿
10.张安住、画安住、吴君盈、索善通、程悉鸡
11.张义成、戎骨子、菜阿朶、张永吉、王再通
12.田再通、王义盈、李再住、高骨朶、郭润盈
13.任通子、周富奴、王潘罗、氾流子、梁清子
14.张富住、郭定德、李竹略、刘住子、小氾胡子
15.石他悉宾、王棣婆、氾再集、张员通、任通子
16.张憨子、氾再集、徐庆子、安再达、石他悉宾、□□□
17.平富通杨住子、张阿忠、唐腊子、苏再子、麴羔子
18.安山住、康再达、安神奴、李胡奴、李住儿、令狐怀淐、辛恩子
19.索友住、石集儿、浑钵丹、任胡子、蔗（菜）安昇、麹润子、贾阿律再
20.田阿甫、高兰讷、范海子、安保定、石流住
21.子、曹安三、龙苟儿
22.郎、张义朶、张庆奴
23.周苟子、唐住子、张安住
24.奴、陈庆子、杜通信、罗保
住
25.安员遂、高王九、薛安子
26.安足略、何王九、张憨□
27.冯铁子、罗应子、张□□
28.小张安住、宋流住、高□
怎么自制纳米胶带□
29.索友住、解骨子、郭安□
30.程刚罗画、马塠堆①
P.5038（2）号文书首行曰：“丙午年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关于“磨”字之后这个字，学界有不同的识读。唐耕耦、陆宏基先生识作“菓”［12］，王永兴和李并成先生识作“果”［13，14］，姜伯勤、许新国、郑炳林先生识作“草”［15-17］。笔者认同姜、许、郑三位先生的识读。现将P.5038（2）号文书和榆林窟第33窟中相同或相近的人名列为表2。
从表2可看出，前五行的“刘和子”“田达子”“赵再成”“朱没物”“罗应子”五人同时出现在P.5038（2）号文书和第33窟中。但第六行至第十二行的7人名称，虽然相近，却略显差异。事实就是如此，还是我们的识读有偏差，我想后者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第33窟中的供养人题名漫漶严重，有些确实不易识读。这里先分别列出各家对这6人的录名，然后再加以比较说明。
1.第33窟东壁门北南起第十二身男供养人之名，谢稚柳、罗寄梅、张伯元先生都录作“石集现”［1］477［2］95［7］239，而P.5038（2）号文书中“石集儿”之“儿”的手写体非常像“现”字，经笔者现场辨认，应为“石集儿”。
2.第33窟北壁东起第十二身男供养人之名，谢稚柳、罗寄梅先生录作“索顺通”［1］479［2］96，张伯元先生录作“素顺通”［7］240。笔者以为谢、罗二氏的录文正确，而P.5038（2）号文书中也恰有“索顺通”。
3.第33窟南壁东起第三身男供养人之名，
①本录文是参考唐耕耦、陆宏基二位先生的录文而核录的。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42页。
32··
①所录榆林窟第33窟中的人名主要出自张伯元先生之录文和笔者现场之识录。参见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9—245页。
②关于榆林窟第33窟北壁东起第二身男供养人题名，谢稚柳和罗寄梅先生录作“兵马使□□司赵再□一心供养”；张伯元先生录作“兵马使兼洒司赵□不一心供养”；笔者依据谢、罗、张三氏的录文在现场又做了仔细的辨认和核对，认为应录作“兵马使兼酒司赵再成一心供养”。参见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8页；罗寄梅《安西榆林窟的壁画》，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研究论文集》（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95页；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③关于榆林窟第33窟南壁东起第七身男供养人题名，谢稚柳和罗寄梅先生录作“兵马使□朱……”；张伯元先生录作“兵马使平水朱□思一心供养”；笔者在现场识录为“兵马使平水朱没物一心供养”。参见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8页；罗寄梅《安西榆林窟的壁画》，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研究论文集》（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95页；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
④关于榆林窟第33窟南壁东起第十三身男供养人题名，张伯元先生录作“□□□夫他□悉□一心供养”。笔者在现场识读为“□□□史他悉宾一心供养”。参见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
表2P.5038（2）与榆林窟第33窟相似人物统计
P.5038（2）文书中的人名与位置榆林窟第33窟中的人名与位置①
刘和子第5行刘和子南壁东起第五身
田达子第5行田达子南壁东起第一身
赵再成第7行赵再成②北壁东起第二身
朱没物第8行朱没物③南壁东起第七身
罗应子第27行罗应子北壁东起第七身
石集儿第9行石集现东壁门北南起第十二身索顺通第7行素顺通北壁东起第十二身程悉鸡第10行程悉鹞南壁东起第三身
石他悉宾第15行史他悉宾④南壁东起第十三身张义朶第22行张义盈东壁门北南起第十四身田再通第12行田幸通北壁东起第十四身程善德第2行程岳德南壁东起第十七身
谢稚柳、罗寄梅先生录作“程悉鸡”［1］478［2］96，张伯元先生录作“程悉鹞”［7］244。笔者以为谢、罗二氏的录文正确，而在P.5038（2）号文书中恰有“程悉鸡”之名。女qq名
4.第33窟南壁东起第十三身男供养人题名，张伯元先生录作“□□□夫他□悉□一心供养”［7］244。笔者在现场辩认为“□□□史他悉宾一心供养”。而在P.5038（2）号文书中有“石他悉宾”之名。
5.第33窟东壁门北南起第十四身，阎文儒、罗寄梅先生录作“梁□盈”［8］34［2］95，谢稚柳先生录作“张义□”［1］477，张伯元先生录作“张聚盈”［7］239，笔者在现场识读为“张义盈”。而P.5038（2）号文书中有“张义朶”。“盈”和“朶”字的手写体很相近。
6.第33窟北壁东起第十四身供养人之名，谢稚柳、罗寄梅、张伯元先生录作“田幸通”［1］479［2］95［7］240，而P.5038（2）号文书中有“田再通”。从P.5038（2）号文书中“再”字的书写来看，很像“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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